《人，在余晖中醒来》（12）
回到奶牛场后，我仍住在王侠、王玉宿舍。我没有去找祝禅仁。这种事情只能我一个人去面对、去了断。
当天我再一次提出分手。
开始，王义百般哀求，他甚至说，先和他结婚，结过婚后，哪怕只过一天就离婚，他也心甘情愿。他说，这样他面子能过得去。我坚决不同意。他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撸撸袖子，举起了拳头。我立即迎了上去。我希望他的拳头能落下，这样，我离开他的理由更充分。他的拳头只是晃了晃就松开了，他转身离开宿舍。
我不能让祝掺合，死活只能我一个人顶着。
第二天晚上，王玉慌慌张张地跑回宿舍，告诉我说，王义拿着绳子向伊犁河方向去了，说是去死。我的心突突突地狂跳起来。顾不得多想，抓起一件衣服边跑边穿。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空旷的田野上一片黢黑，在伊犁河方向传来王义狼嚎般的叫喊声，夹杂着痛哭和狂笑，再就是变腔变调的吼歌声。
我的心都碎了。我想到他受的不白之冤，想到在我这儿受到的打击，想到他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将愧疚一生的境地，我几乎崩溃了。我一边哭，一边向他跑去。
麦子已经割完，土地已经翻起。没有路，我就在翻起的田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狂奔着。几次跌倒，几次爬起。朦胧中，似乎看到王义的头伸向绳套······
“不。不。不要。不要。······”我狂喊着扑了过去，昏死在王义脚下。
我是怎样回到宿舍，已记不清，只记得大病一场。我有点恨王义，用这种方式折磨我。我自始至终没对王义许诺过什么，我不爱他，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他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心存感激。至于我替他翻案，一是这案子确确实实是个冤假错案，二是报王义关心帮助之恩。我做错了吗？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吗？我痛苦地思索着，寻找着答案。
王义又要带我去卫生所看病，我坚决拒绝，王义买来的饭我不吃，王义的问候我不理。他无计可施，只好走了。
祝禅仁走进了我的宿舍。我和祝禅仁的关系一天天明朗化。我好象有了依靠。有祝的身影在，王义不再来折磨我。
后来才知道，王义把怨恨埋在心底，利用一切机会攻击败坏我。
有一天，王侠从外边跑来，神色紧张地告诉我：“王义正在磨刀，他说要在你举行婚礼时，当作贺礼送给你。”王侠的话音未落，我就感到一股热血直冲脑门。
恼怒羞辱左右着我，我不顾一切地跑到伊宁市买来一把匕首，我让王侠转送王义，并让王侠带话给他，要送刀就送我买的这把刀，他的刀没有意义，只有用我自己的刀结果我自己，才恰如其分，因这个结局是我自找的。
我现在都忘了王侠有没有接刀，转告没转告他我说的话，只是后来听说祝把匕首拿走并藏了起来。
祝禅仁把我送到居住在基建队他姐姐家。
第二十五章 结婚我们登记结婚了。新房就是姐姐家的那间屋子。我们住外间，姐姐一家三口住里间。
我们在察布查尔县民政局办的结婚手续。拿到结婚证的当天晚上，祝禅仁请他七八个朋友在姐姐家吃了顿晚餐，算是结婚喜酒，我一个朋友都没有。
姐夫是仓库保管员，姐姐在基建队干活，我没来她家时，姐姐把八个月大的女儿喂饱后，便放到一个窄长无盖的箱子里。箱子四周用尿布塞实。孩子坐在里边，除了两个手臂能动，头能动以外，其他都不能动。夫妻俩锁上门，各奔各的岗位。直到下班回家，才抱起孩子喂奶喂水。
几个小时里，任孩子屙尿哭闹，或摆动着手臂玩，或耷拉着脑袋睡觉，没有人过问。
那时的条件太差，没有托儿所幼儿园。有的妇女用长带子把孩子捆在背上干活，有的妇女把孩子带到田间地头，任孩子摸爬滚打。
支边青年没有人去干活，他们有的去闹革命，有的当逍遥派。每月领24元2角的工资。
我住到姐姐家后，当了全职保姆。
在姐姐家没过多久，祝禅仁就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我们搬进去，过起了两人世界的日子。
我爱他，爱得深沉而执着。是他，把我从濒临死亡的漩涡中拉出，是他，给了我一个宁静的窝。
这份大恩，涌泉已报答不了，我要用我的生命去回报。
为他，我甘愿牺牲自我。我事事顺着他，看着他的眼色行事。他高兴，我轻松。他皱下眉头，我赶快检查一下自己，那点做得不够好。我的爱从不说出口，只是默默地付出、付出。过分的爱，使我对他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我爱看书，从小就爱。可他不喜欢，看我捧着一本书，他就会拉长脸，我赶快放下书本，找些家务活干。好在他喜欢出去玩，经常不在家，我就偷偷地看。
有一次，我得到一本好书，我翻开书本很快就迷在其中。
快到中午了，我藏好书，抱来柴草熬稀饭。我一边烧火，一边还想着书中的故事情节。
实在控制不住，又把书拿出来，边烧火边看。正看到精彩处，忽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吓得我一蹦多高。按着几乎跳出胸膛的心，回身望去，原来是邻居来串门。我瘫软地坐到了地上。
2012年，在老年大学，老师给我们讲清代女词人贺双卿的诗词，并介绍了贺双卿在丈夫和婆婆的极力阻挠下，如何坚持写诗词的故事。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试写了一首《读双卿诗词有感》：
恍惚之中见双卿，芦叶木炭泣词成。
愚夫恶婆打又骂，孤雁瘦菊终凋零。
触景生情忆往事，灶门读书迷其中。
忽听身后脚步响，魂飞魄散跃半空。
第二十六章 第一个孩子我怀孕了，他从不知照顾我，我没有怨言。
他每天吃完饭就出去，直到该吃下顿饭时才回来。我是足不出户，在家干些家务活。
日子在沉默中逝去。
我怀孕七个多月的一个晚上，正是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
傍晚，他从外边回来了，进屋，拿了把锁开门出去，把门从外边锁上，然后绕到房后敲窗，我打开后窗，他爬进来告诉我说，今夜红卫兵要抓人。红卫兵如果来抓我，看到门锁上了，会以为家中无人，就安全多了。我没有做声，但对他的机智很赞同。
半夜，我内急，但门打不开。
在我们那儿，各连队很少厕所。人少地多，前排房和后排房之间跨度很大。在各家门口，有一两平米的地方被踩得光溜溜不长草外，其余的地方都是一人多高的野草。
那是天然厕所，白天黑夜随便用。所以各家各户都没有便盆便桶类的东西。我家也不列外，要方便，打开门走几步就解决了。
可现在门打不开，只有跳窗。我看看睡得正香的祝禅仁，不忍心叫醒他，于是，就挺着肚子，艰难的从床上爬到窗台，推开窗户，不管不顾地跳了下去。
双脚落地的刹那间，我一个趔趄，又摔了个屁股墩。爬起来就感到肚子疼。解完小便后，忍着腹痛，找来一个别人遗弃的三条腿的凳子，紧紧地靠墙放好，又艰难地爬了进去。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奶牛场，除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家里有老人外，连队里很少有老人，对生育知识少之又少的我们无处去请教。只知道“十月怀胎”我算算日子还不到十个月，何况疼了一阵子又不疼了。我安心地睡去。第二次腹痛把我从梦中惊醒，看看窗外，天已蒙蒙亮，推醒身旁的他，让他去开门。他拿了钥匙开窗跳出，从外边打开门走了进来 。
“哎呦、哎呦——”我捂着肚子躺在床上小声呻吟。
“怎么啦？”他问。
“肚子疼。”
“是不是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他发出疑问。我没有回答。他转身走了出去。
我忍着痛，穿衣下床，洗手和面，把面条擀好切好，赶快抱柴草烧水下面条。
当两碗面条盛好端上桌，他回来了。他一边吃一边讲：“某某某钓了这么大的一条鱼。”他眉飞色舞的比划着。“今天我也钓鱼去。”说着，他推开饭碗出了门。
我刷洗完以后，肚子又开始疼。总是忍痛也不是个办法，就想到医务所要点止痛药止痛，于是我换件衣服离开了家。
刚走到房前的公路上，远远地看到祝禅仁扛着鱼竿出现在公路的另一端。他也看到了我，扬扬手高声问：“你到哪儿去？”
我赌气说：“到伊宁市去。”
“给我买些鱼钩鱼线来。”他嘱咐着，奔西边去了。
我没理他，转身向东边走去。医务所在场部，场部在我们连队东边。
到了医务所，一个女医生正忙着。我把病情说了一遍，她看看我还不太显的肚子，告诉我说：“我们这儿治不了你的病。止疼片止不住你的疼。你找着你的丈夫，让他带你去伊宁市反修医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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