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引子

    这要从文革开始说起：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之前。春末夏初的一天，我高中同学—吕X 结婚，我和刘XX，李XX 同去贺喜，因我们几个出身都属于黑五类，也无所谓仪式，就在“华北电力设计院”的职工单身宿舍里，喝茶，吃点糖果之类的零食，最主要是聊天儿，内容也不外乎是高中和大学的生活趣事与毕业后走入社会的种种遭遇，当问到吕X 的太太工作安排时，引发了我腔内的怒火（因她是原北京师范学院66年毕业生，在学校时是院女排球队队长，在待分配期间发现患有胃癌，手术后被分配到通县农村与农民“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当时就很气愤的说：这样做真是没人性，农村生活很艰苦，胃癌手术后需要调养身体，三同不是把人逼死吗？又对文革有议论，就是中央争权消除异己分子，下面就是群众斗群众----等等不一而足。谁想到我们中间一位与女朋友分手而被报复性的举报，在文革里，我们谈论的内容是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学校隔离审查不得教课。所幸我的被举报材料没有移交到区和市，否则是何等结局，没人能预测到的。加上我父亲被单位整成是“北京间谍组织”的头目，原因是我父亲在美留学毕业后，爆发珍珠港事件，回国的交通中断便留滞在美国，曾为国民党空军来美受训飞行员作翻译，也为美国来华人员教授中文，学生当中有一名是李敦白先生，他是在解放区根据地工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都在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国际部负责人。因此我父亲与李敦白及其他有历史问题的人统统打成美国特务间谍，受到非人类的虐待。我母亲也因出身问题，我父亲的问题牵连于1969年5月下旬住北大医院，因出身黑五类基本不给以治疗，到1969年6月10日去世，她当时之有53岁（我父亲因文革倍受虐待身体受损极大，在我们到美国两个月也去世，享年64岁）。

                                        被坑被骗，实属无奈

         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因上述的言论而被学校隔离审查，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我才解除审查恢复教学工作。我在当时是孤独一人，下班后无事可做，便约一拨儿朋友到各处赛球，有我们北体大的同学和学长，学弟及区业余体校的篮球教练，主要对手是工厂，也和中南海警卫部队---8341赛过，输得最惨的一场是与北京青年篮球队的比赛，我们得分只是对方的一半。我最不愿意和部队赛球，他们是球技差但作风过硬，被他们打得七荤八素，赢球都很勉强。学校的同事满热心的帮我找对象，可出身黑五类没人问津，躲还来不及谁还敢往前靠？每天就是上班，打球然后吃夜宵，有时找朋友吃饭小酌一番，一个月下来是囊中羞涩，当时还没有赚外快一说。母亲去世后还没有整理过家里的箱子柜子，加上手头紧，看看有什么东西可变钱的，真是苍天不负我这政治上的智障儿。我有一对明朝嘉靖年间的“人头罐”（不是赝品），我拿到王府井大街与金鱼胡同交口的“中国人民银行”去买，结果六块钱一个收走了，给了我十二块钱。后来我又找到古代调兵用的兵符一对，还有不成对的兵符及不知是哪个朝代的铜钱，直径约十六厘米，还是到了这家银行，结果是按废铜的价格收购，好像是三四块钱。另外的一件事：我爷爷与齐白石老先生是莫逆之交的好友，齐老先生赠给我爷爷很多字画及印章，临去台湾前夕将齐老先生的字画寄存我舅爷家（我奶奶的哥哥家），后因某些原因将全部字画交给当地派出所，所有经手人都已作古。我今日一想起这些事情，不知是成长的环境单纯还是自己太幼稚无知，现在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欲哭无泪”呀！自我安慰一下吧：该是我的挡也挡不住，不该是我的莫强求。最后用三个字做一个自我鉴定；“败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