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记者笔下的宋美龄(多图)
台湾对蒋夫人似乎并不那么友好。她一直有过敏的症状,刚搬到这个岛上不久,就得了一种严重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皮肤病——”播散性神经性皮炎”。
医生给她开了一种有神奇疗效的新型处方药,然而这种药有极具危害性的副作用。她先后去了夏威夷和美国寻求治疗(此处夏威夷和美国是分开写的,因为夏威夷在该文发表的6年后才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几个月后才逐渐康复。皮肤病最糟糕的阶段,她的脸和身体都浮肿起来,肤色也变得很深。
现在,她一面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一面遵循着专家给她特别制定的饮食计划——杜绝一切含有蛋类的食物和奶制品。
家以外的地方,她的主要兴趣都放在由她一手创立的“妇联会”上。每当她去“妇联会”位于市中心的总部时,她的座驾后窗都被棕色窗帘覆盖得严严实实,这样别人就看不到她的真容。这种想要淡出公众视线的愿望,也是她晚间打着遮阳伞和委员长散步的原因。
当新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亚瑟雷德福携夫人访问台湾的时候,岛上众多政要在停机坪恭迎,然而蒋夫人那辆车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座驾直到飞机降落前的一刻才姗姗来迟。她本人也只是短暂地露了个面。雷德福夫人飞快地钻进女主人的座驾,然后,夫人的车以最快的速度驶离机场。
毫无疑问,这种维多利亚式的躲避公众的态度,是夫人对自己韶华渐逝的不自信。其实,她大可不必这样自卑。她一直是个漂亮的女人,现在你凑近了看她,甚至会觉得她似乎比从前更美。在五十五岁这样的年纪,还能有这么优雅窈窕的体态和摄人心魄的大眼睛,她实在是美。
“妇联会”虽然是一个志愿组织,但几乎没有国军将领的夫人们敢不参加。每一个台北的中国妇女,从行政院长陈诚的夫人(原文称呼陈诚为“prime minister总理”,然而国民党的“总理”从来只有一个人——孙中山。我理解的Prime minister在这里是二把手的意思,文章发表的53年,陈诚是行政院长,应该就是二把手了)起往下,每周都要花一天的时间到“妇联会”的大楼踩踩缝纫机,帮助士兵们赶制军装,也帮助医院制作床单被单。这就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缝纫会。那些要照顾孩子又找不到保姆的妇女,可以把孩子放在缝纫工作间隔壁的托儿所,护士们会好好帮他们照顾孩子。离“妇联会”不远的另一栋楼是夫人为官兵的子女创立的寄宿学校。
“妇联会”对他们另外的一些活动比较低调,比如慰劳外围岛屿上受伤的游击队员,并派培训期的护士们去帮助照顾他们。游击队操作并不在美国援助的计划之内,这些人严格意义上不应该享受或使用美国援助台湾的防卫基金,所以大家都对此讳莫如深。但是游击队常常打仗,运送伤员的飞机或帆船一旦抵达,迎接他们的永远是一群热情洋溢的年轻女孩,女孩们还给他们送上鲜花,糕品和香烟。然而这些仪式从来都是非公开地进行的,伤员们也很快被秘密送往医院。
像那些搁浅在台湾的军阀和将军们一样,蒋夫人不如从前那么忙了,然而现在她也发展了一些很情趣高雅的爱好来打发时光——她开始作画。她的画作和那些西方世界的国王、总统、首相和独裁者(指希特勒)颐养心性的文艺画作并不一样。尽管她本人是在美国受的教育,但她并不用水彩或油彩来作画,而是用墨汁来作中国国画。她起步得有些晚了,因为她十岁就出洋去了美国。和她不同,那些接受传统教育、没出过洋的中国闺秀很早就开始学习用毛笔作画,这使她们在稍长一些时候写起毛笔字来得心应手。但她们很多人也就是画一些传统的山水画并且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就好比西方维多利亚或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淑女一样,待字闺中的时候画些教堂和美丽的风景,一旦结婚就将此抛诸脑后。
但是蒋夫人和她们不一样,她完全是因为皮肤病的折磨,整个人变得消沉和空虚,所以才开始学习作画。
据说一开始,她丈夫对她的这一大胆尝试持有怀疑的态度。
他告诉她:“夫人,如果你在绘画方面有天赋的话,应该早就显现出来了。而且这应该是一种从小就要锤炼和精进的技艺,你现在才入门可能有点太晚了。”
然而,夫人却并没有为他的话而动摇决心。
她师从著名国画大师黄君璧,黄也从大陆来台,并在台湾师范学院任教。在他的指导下,她学习了中国古代国画大师的作画技巧并开始练习。很快,她的进步就使黄感到惊讶,也让委员长感到惊讶。她非常得有天赋。于是,画国画成为了她现在生活中的主要兴趣,她可以花上几个小时,将她记忆里的大陆,还有一些本地的山山水水倾注笔端。
委员长不是个喜欢认错的人,但是这一次,他承认自己错了。
“夫人,我一开始就知道你一定行,”他给自己之前的武断找了个台阶下,“但我知道如果我那样告诉你,你可能就觉得没什么挑战,不会那么积极。所以我那是激将法。”
从一起看地图到一起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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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夫妇和蒋宋夫妇,陈夫人谭祥是谭延闿的爱女,也是宋美龄的干女儿,据说宋家原来是想帮小妹和谭延闿牵线的(下)
Disclaimer:本文是我在疫情期间,出于兴趣翻译的,浓缩后放在这里。原文登在1953年11月的一期《纽约客》上,叫《The Old Boys》,作者是曾经驰名上海的美国风流女作家项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