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国中的杀戮（18）
清查“内人党”运动
辑录者言：文革期间，中共在内蒙接连搞了三大冤案，即“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案、“内蒙古二月逆流”案及“内人党”案。据中共自己的文件中透露，从1966年至70年代初，因这三大冤案而使79万人直接遭到批斗，其中22900人致死，12万人致残。但是，实际数字要远比这个统计多得多。一个传说的数字是：直接致死者至少10万人，致残者难以统计。
下面选取的材料，一是内蒙古党委机关离休干部白音太写的《内人党事件》一文，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5月第8期上。此文把文革期间内蒙发生的所谓“内人党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了较为详实的介绍，但全文近万字，篇幅所限，笔者做了一些删节和压缩。第二篇是蒙族女教师哈斯格尔勒撰写的《“内人党”冤案亲历记》，是一篇对清查运动的野蛮和残暴的血泪控诉，该文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过，但发表日期没有标明，对该文也稍作删节。第三部分是网上披露的内蒙在清查运动中所采用的酷刑及几个案例。最后第四部分，是辑录者对事件结局的介绍和感言。
一、白音太《内人党事件》
（白音太简介：1939年生，蒙族，历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高校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厅长，中共呼和浩特市师范学院政治部干事、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组织部副部长、组织部部长，内蒙古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呼和浩特市市长。1994年起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常委。1998年1月，任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十五大代表。）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华北局前门饭店会上，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乌兰夫就被打倒了。
1967年，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将军被派去内蒙古执行“支左”任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当了主任。
1968年滕海清发动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这个“挖肃”运动的中心要害是，挖所谓乌兰夫的“暗班子”——“反党叛国”的“内人党”。
“内人党”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在审判林彪、“四人帮”两案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说：“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34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法庭判决书称：“康生、谢富治等挖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造成惨重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总结这场冤案的报告中说：“滕海清等人采取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凭空捏造手段，用尽骇人听闻的极其野蛮、残酷的各种刑罚，大搞逼供信，造成特大冤案，共把48万多人打成新内人党分子。”这里所列受害者人数，超出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十四万多人。而这些数字仍不够准确，实际受害者不止这些。
（一）这个“叛国的内人党”是怎么挖起来的。1967年11月9日和12日，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建国十七年来，贯穿着一条黑线，文艺界必须大乱。”滕海清从北京带回江青讲话录音带，于11月17日在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播放了江青这个讲话录音。江青的讲话点燃了一把火，从而在内蒙古刮起“挖黑线”的邪风。先是从文艺界开始，然后是波及党政军社会各界，推向全区。
1968年2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内蒙革命委员会主任滕海清时，江青说：“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康生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
1968年12月31日《内蒙古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同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之间的斗争，是我区两年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根主线。乌兰夫盘踞内蒙古整整二十年，他不仅完成了反党叛国的舆论准备，而且组织了一套明班子和暗班子。经过二十年惨淡经营，一股股反革命势力，拧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乌兰夫黑线。”从而，滕海清将这场运动叫做“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
1969年2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滕海清听取汇报时，谢富治讲：“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康生讲：“军队里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江青说：“内蒙古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
1968年11月，滕海清在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上讲，“新内人党”上有中央，下有支部，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是苏蒙修情报机关。党政军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他还说，乌兰夫这个暗党及其变种组织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里通外国的，专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反革命组织，实际上已成为帝修反在内蒙古的情报组织、特务组织。
（二）内蒙古历史上曾有过的“内人党”。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委派内蒙古党务特派员、喀喇沁人白云梯，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北方区书记李大钊赞助支持，共产国际派员指导，“内人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大汉族主义，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革命政党。1945年8月8日，苏蒙红军向满蒙边境推进。8月11日，内蒙古革命者举事，迎接解放。8月16日，苏联红军中线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召见“内人党”领导人博彦满都、哈丰阿，叫他们建立临时政权，维持秩序，稳定后方。于是“内人党”由潜伏转入公开，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抵制蒋介石国民党势力进入内蒙古地区，为我党我军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在其侧翼作出过巨大贡献。
。1947年中共中央委派乌兰夫主持成立东西部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内人党”作为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党到此停止活动，历史上的“内人党”到1947年5月1日以后就不存在了。
1963年2月6日在集宁市邮局发现一封黑信，信中说：“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代表会议，做出了内外蒙合并的决议。”此案在当时已经结案，为个别分子玩弄的政治把戏，不存在“召开代表会议”的可能。滕海清等人却拿它作为“内人党”存在的依据，在全区展开了挖“新内人党”运动。
最后是拿民族成分推论：“你是蒙古人，你能不是内人党吗？”“你是蒙古人，必然有民族情绪，有民族情绪必然搞民族分裂活动，搞民族分裂必然要参加内人党。”这样一来，任何人都难以逃脱被挖的厄运。
（三）全面围剿莫须有的“新内人党”。1968年2月18日，内蒙自治区革委员会召集各盟市革委会领导人会议，部署开挖“新内人党”。1968年4月13日召开群众大会，滕海清发布向“新内人党”全线总攻的命令。第二天，秘密逮捕八名“老内人党”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连续几天几夜的车轮战，于是“老内人党”生出“新”的一批“内人党”来了。然而，挖出来的人数虽然很多，但是都没有证据，却死人不少。
于是有些人感到这样挖下去会不会犯错误。就在这紧要关键时刻跳出来一个人发表了一通极端言论，他是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原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郭以青。他说：“别人怕犯错误，我不怕！搞革命不怕担风险。挖内人党只要有百分之三十是真的就继续挖，挖错了将来再来平反。挖十个有七个是假的，三个是真的，最后去给七个磕头赔礼。挖十个有一个是真的，九个是假的，也是了不起的成绩！”
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滕海清犹豫，向康生请示。康生说：“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于是滕海清下定决心继续挖下去。遂于1968年7月5日召开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文件断定，原先的“老内人党”于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之后便转入地下，乌兰夫是总头目。文件规定“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一般党徒勒令限期进行自首登记，如有抗拒者从严惩处。
这个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产生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351号文件印发全区之后，挖“新内人党”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进入权力机关发动的一场有领导、有组织、有政策指令、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是党领导运动的实权机构，一、二把手都是军人，第三把手是地方干部，是文革前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当他看到运动出现严重逼供信（造成大量）死伤残，下边报上来的只有数字没有证据，害怕了。提出“不能再挖了”、“挖肃运动立即刹车”的意见。然而，一把手滕海清将其踢开，重整旗鼓继续深挖下去。他说：“当前领导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右倾。一是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不少领导同志在关键时刻就犹豫动摇，持怀疑态度，怀疑有没有内人党。因此就不能勇敢地领导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二是看支流多，看主流少。对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指手画脚批评指责，一个劲反对，泼冷水。内人党是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工具，是里通外国的，让这样的人掌握枪杆子、印把子不害怕，群众起来了，出点问题有什么可怕的！”
滕海清踢开右倾绊脚石，挖“内人党”运动继续深入下去，并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通告、二号通告。同时还统一发表《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造成乌云压城之势。《通告》勒令“内人党”党徒们去指定地点登记。没有人去登记就把怀疑分子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反复宣读毛著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再没有人交代就一个一个提到黑房子里去刑讯武斗车轮战。敖干希里大队通告全大队十四岁以上蒙古人全去登记。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是滕海清亲自抓的点，200人打出180个“内人党”，死了10个人。
从1968年11月到1969年2、3月，这四五个月是个腥风血雨极为惨烈的对“内人党”打歼灭战的时期。1968年12月2日，内蒙古公安厅军管会主任宣布：“内蒙古公安厅是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苏蒙修情报部。挖出了新内人党12个支部，68名骨干，200余名党徒，内人党组织已经摧毁。”
北方的十二月，正是寒冬腊月，滕海清将“反党叛国”的“内人党”党徒们关在黑房子里，天天搞车轮战严刑逼供，追索证据。受害者在痛苦磨难中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