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审读员的心路历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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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以后，我还是在考虑目前新闻出版局对高校学报进行审读的问题。
不错，就我所知，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大潮中，贵州的学术期刊也曾经出过所谓“问题 ”。
一个是贵州《文史丛刊》曾经转载过一篇英国传教士写的回忆文章，这位传教士当年曾经跟着红军一起参加长征，亲眼看见过红军为了筹集粮款，沿途对地主富农或富商有过绑票和撕票行为；还亲眼看见红军为了避免泄露机密，把掌握机密的伤员在无法带走的情况下，就地杀害，以免被敌人俘虏泄密……。这位传教士写的回忆录，自然是他的亲身经历，有一定史料价值，所以有人翻译成中文出版。我在80年代初期的新华书店，也曾经翻阅过这本小册子。
贵州《文史丛刊》把这个传教士公开出版的回忆录选登了一部分。主编可能想，既然是转载公开出版物的文章，按说也没有违规违法，没想到，上级主管部门发现以后，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下令销毁了那期刊物，并给予赵姓主编撤职处分。这是在六四事件之前发生的一个学术期刊出问题的例子。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即使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比较宽松的形势下，一些敏感的历史真相，中共也是非常忌讳，绝对禁止披露的。
第二个例子则发生在六四镇压以后的清查运动中，就是师大学报主编老张在上面提到的我们学院学报上那篇文章。实际上，这应该是在六四事件发生以后，高校领导层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案例。
熟悉中国社会情况的人都知道，从建国以后，从上到下的官场上，都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明争暗斗，而每次政治运动一来，这种斗争就变得格外激烈。从70年代末开始所谓新时期，中国官场的主要矛盾变成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一直沿袭到现在。
六四镇压以后，我院的领导层包括一些中层干部中的极左派（其中有院党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学生处长和数学系主任等），想趁清查运动之机，把三个院长拉下马，并取而代之。在这三个院长里，就包括我的顶头上司蒋院长。在极左派给这几个院长罗织罪名时，有人说我院办的学报上发表的一篇《马克思主义和现时代》的文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主编蒋院长支持发表这篇文章，证明他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
《马克思主义和现时代》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贵州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以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教。89年初，他回贵阳探亲，五月份，我院为开阔广大师生的视野，提高思想理论水平，特邀请这位人大博士到我院做专题讲座，题目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现时代》。这位年轻的博士，对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中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等等，提出一些自己的分析和看法。这位博士毕竟是专业功底深厚，讲得非常有水平，有深度，而又深入浅出，演讲中，掌声不断，受到我院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讲座后，我向这位博士约稿，他便把讲座的内容整理成文，发表在我院学报上。
大约一两个月后，北京发生了六四血腥镇压，由于我院的杨院长、蒋副院长和另一位王姓女副院长对学潮比较同情，对学院的大学生的游行示威等活动阻止不利，院内几个极左派人物便想趁机把这三个院长搞成支持支持学潮和动乱的人物，企图把这三个院领导拉下马，取而代之。在搜集材料和罗织罪名时，就把那次叫做新视野学术专题讲座中的演讲，归结为王副院长一手策划，把学报上发表该讲座内容的文章，视为蒋副院长应该承担责任。有人甚至把发表该文的这期学报送到省委宣传部，说应该展开批判，肃清流毒，并追究作者和主编的责任。总之，极左派非常活跃。
不久，省委派的清查小组来到我院，也个别对我进行约谈，其中就包括询问该文的发表过程。我把情况如实告诉了调查组,他们特别询问，是否经主编蒋院长同意？我说，我是学报常务副主编，一般约稿等事情可以不请示。又问，发表这个稿子是否经过主编蒋院长审查批准？我回答，他只看看目录就签发了。因为发稿时，还没有发生六四事件，内容既然是学院搞的专题讲座整理成文，所以蒋院长觉得没必要再审
清查运动结束，我院的极左派虽然有两个人官升一级，但并没有达到把三个院长整垮的目的。后来听说，省委宣传部也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和现时代》一文列为大批判的靶子。
通过这两个例子，给我的教训是：在现行体制下，有些历史真相是必须帮助执政者进行掩盖的，绝不能告诉世人；其次，理论联系实际，也不能讲真话，否则运动一来，就有口难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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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紧接着是“清查运动”，新上台的江泽民集团对参加学潮和民主运动的爱国人士，开始进行秋后算账和打击报复，企图把中国社会一下子拉回到毛泽东时代。
我院经过清查运动的大清洗以后，我的顶头上司蒋院长调到省社科院任职，我院学报主编由新调来的申书记担任。我当时在心灰意冷中，对办学报已经失去兴趣。然而，既然在体制内干的是类似包产到户的工作，要领工资活下去，不做事情也不行。
新来的申书记又是如何主编学报呢？
记得，那期学报稿件编好以后，按程序我送到院党委申书记的办公室，请他审阅和签字。一个星期以后，申书记叫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将稿件拿到编辑部。在几十篇送审稿件里，有一篇稿件的审稿单上，申书记签了意见。这篇稿件的标题为《对高校学生中的同乡会之类的学生群体的认识和管理》，此稿是贵州大学一位大学生辅导员撰写的。申书记在审稿单上的意见是：“在高校中，凡大学生自己组织的同乡会之类学生群体，应一律取缔解散。此稿不宜用。”
老实讲，我省高校教师的素质普遍偏低，能够进行学术研究并撰写学术论文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学报作为一个学院的学术窗口，每期学术论文的质量，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这篇《对高校学生中的同乡会之类的学生群体的认识和管理》，作为一篇学术论文，虽然学术水平和质量都不算高，但作者能够面对高校大学生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找出对策；对大学生中的同乡会进行一些客观理性地分析研究，写出这样一篇学术论文，这对高校中做大学生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的人，包括一些高校的领导，都有一定启发和教益。但是，申书记却把这篇有一定新意的文章断然否定，这一些出人意外。从他签署的意见来看，说明六四镇压以后，他像中国所有那些把保乌纱帽看成第一位的党政干部一样，为了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无不采取宁左勿右的做法。对这些人来说，保住乌纱帽是第一位的，至于学报质量如何，他觉得那是次要问题。当时，我很想和他交换一下意见，谈谈自己对这篇论文的看法。但是，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天真幼稚的毛病又来了，在目前形势下，对主编的意见坚决执行，是我最佳的选择。
不过，回到编辑部，想到这篇稿子的作者可能是一个年轻教师，一篇学术论文从构思到写作，到完成，很不容易；另外，这位作者有问题意识，能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这种能力需要鼓励和栽培。因此，我把这篇稿子推荐给另一家高校学报主编，稿子被采用发表，见了天日。
不久，又有一篇稿子，申书记感到很为难。这篇论文的题目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发展》，是我多年学习异化理论的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在该文的摘要里，对此文主要内容的陈述是：“本文考察了异化概念的产生与发展，介绍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内容，然后以卢卡奇和佛洛姆为代表，概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异化的研究，以及东欧南斯拉夫实践派和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代表人物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探讨。最后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展所做的贡献。”
我之所以想把此稿放在自己办的学报上发表，主要是考虑那期学报稿子总体质量不理想，而我自己这篇论文是多年的心血之作，放在这期学报上，让该期学报的分量稍微重一些。
申书记审完这期稿子以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很客气地让我坐在他的对面，说：“这期稿子我看了，大致可以。只是对那篇谈异化的论文，我拿不准。”
申书记很客气地讲完，双眼注视着我的表情。听说他原来是贵阳师专的一个普通教师，由于是省委某领导的亲戚，便由一个普通教师，逐渐由中层干部提拔为贵阳师专的校领导。六四事件以后，调到我院任院党委书记，成为学校一把手。他中等身材，胖胖的，给大家的印象是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所以，他用商量的口气和我谈他对我这篇稿子的意见。从他的口气中，我已经知道他对采用这篇稿子感到为难，怕这篇稿子发表以后在政治上出问题。
经历过80年代的人都知道，在83和84年，中国著名的左王胡乔木和邓力群在邓小平支持下，曾经在全国范围发动过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反异化论及人道主义的政治运动。当时抓住的主要靶子就是以周扬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此文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其中就人的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作了一些探讨。显然，当年那场运动给申书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把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两个概念看成是政治敏感词语，为了安全和少担政治风险，对涉及这两个概念的学术文章，他认为最好是一律不用。
当我理解到申书记感到为难的内心想法以后，我立即告诉他，如果他觉得对这篇稿子不好用，我可以拿到别的刊物上去发表。申书记听了，马上松了一口气，说：“谢谢你！”
这篇题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发展》的稿子，我交到《贵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很快被发表。而且被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复印资料《马克思理论研究》专刊全文复印转载。说明此文在当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有可取之处。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申书记除了作为学术期刊的主编胆小怕事，业务水平太低以外，作为高校党委书记，他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如他看到我老伴中风偏瘫，在我搀扶下上下七楼很不方便，曾经表示过同情，并想办法照顾我全家从七楼搬到三楼。不过，题外话这里就不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