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串联”经历（2）

2、乘火车去北京

      外出串联，局机关的“革命群众”都是三个一群两个一伙，自由结伴同行，我和谁一道走？在我到局机关领出差费时，遇到本单位的汽车维修工小付，他说他已经约好局机关通讯员小戴，还有打字员小陈，一同去北京。于是，我就和他们一同买了去北京的车票。

      其实，局机关汽车维修工小付和通讯员小戴都比我年纪大，他们两个人都已成家，但机关里大家都这么喊他们，我也就随着这么喊。瘦瘦的小付性格要活跃些，也喜欢和人交谈；而小戴则沉默寡言，给人的印象是老实巴交。

     打字员小陈还不到20岁，当时在我看来，她是局机关唯一的一个年轻的美女。她名叫陈兴蕾，原是省歌舞团舞蹈队学员，大概学了几年，发现她一条腿有点问题，不太适合继续跳舞，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她，读初中，年龄已过，就分到局机关来当打字员。

     那时我已经28岁，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从农村四清工作队回到局机关，我注意了一下，局机关都是已婚的成年人，而新分来的女大学毕业生，尚未男朋友的，要么是个子太矮（贵州当地的男男女女普遍个子不高），要么是相貌平平，无法让人心动；而见到小陈的第一眼，她就吸引了我——像所有舞蹈演员一样，她身材苗条，五官端正，个子适中，而且一颦一笑都有一种让人心动的魅力。在我被文艺作品塑造的恋爱幻想里，以及在中戏看惯了如云美女以后，觉得小陈倒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当时还认识不到找个女人成家，性格素质比漂亮更重要。

      我们一行4人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心想能和小陈一起出行，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小付、小戴和小陈三个人都是贵阳人，贵阳虽然是个省会城市，但地处西南高原，偏远落后，加上当时人们都很穷，所以，对他（她）们来说，第一次去北京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小付和小陈上车以后都是满脸兴奋，但小戴依然是平日的样子。小陈可能凭着她少女特有的敏感，感觉到我对她有兴趣，就脸带几分羞涩地故意避开我的目光。

      我当时还意识不到这是一个漂亮女孩的正常心态，隐隐觉得自尊心受了一点伤害，也就故意不去看她。少年时期读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书中的两个男主角都有非常强烈的自尊心，《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也好，《牛虻》中的主人公亚瑟（牛虻）也好，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在恋爱上都表现出一种自尊和自重。所以，我虽然家庭条件不好，在政治上有些自卑，但我不仅对自己的外貌和学问有自信，而且也特别看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因此，一路上我对小陈也就不再注意。

     当时湘黔线的铁路还没有修，从贵阳开往北京的火车要绕到广西，然后再向北经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要三天三夜才能到北京。我在贵阳就听说，“大串联”开始以后，火车上常常挤得水泄不通，连上厕所喝水都十分困难。还听说每到一站，一些急于乘火车去北京的人，从车门上不来，就从开着的车窗口爬进来。可能“大串联”的高潮已过，虽然车厢里也是满员，而且通道上也是人，但去车内厕所，还是勉强能够通过。

     火车进入湖南以后，大家发现车厢两端的锅炉都没烧开水，有人就找列车员询问，为什么车上不供给开水？年轻的女列车员满脸疲惫，说你去问列车长。端着搪瓷茶缸的年轻人可能是去北京串联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我们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列车员也回答，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要斗私批修……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用毛主席语录对话，双方都用毛主席的话为自己的行为贴上正义的标签，后来则发展成“打语录仗”，就是在辩论中，每个人都从毛主席语录里找根据，证明自己所说所做的合理正确。看来，毛泽东思想是个矛盾的体系，谁都可以加以利用。

      由于旅客中不少人都口干想喝水，所以都支持那位端着茶缸要水的年轻人。列车员说，搞文化大革命，大家都造反，列车上没有煤，没人烧水，我有什么办法？的确，平常旅客车厢都有专门锅炉工负责烧水，没有开水供给旅客，责任不在列车员。

      到了北京，我们四个人按当时规定，找到自己本系统的接到站，凭单位介绍信登记和安排食宿。我们4个人被文化系统接待站安排到文化部办公大楼住宿。实际上，我们是住在楼道里，不知从什么地方弄了一些棉被和褥子，晚上住宿时，男女用布帘隔开。

      第二天是周五，两个妹妹和妹夫都在上班，我就带小付、小戴和小陈先到天安门广场看看，然后又带他（她）们到北海公园去逛逛，大家看到北京的造反景象和贵阳也差不多——到处是大标语，还有广播车，高音喇叭要么广播全国各地的造反形势，要么广播毛主席语录歌……

       晚上我对同路来的三个人讲，明天我要去“家里”看看。

3、在二妹佩华家

      北京已经进入初冬季节，早晚的天气变得有些寒意。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色恐怖”已经过去，但北京的大街上的气氛和当年大不一样，随处可见的大标语和批斗会的广告，还有广播车上的高音喇叭的广播，以及“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口号……所有这些，使人感到北京往日的平静已经被喧嚣所取代。

      菜市口在前门和天桥之间往西的方向，100多年前，那里可能是个空旷的场地，清政府曾经把那里当刑场，谭嗣同等6位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志士，就是在那里被清朝政府杀害。

      北京解放前后，菜市口大街和天桥一带，都是一些土屋平房，是北京市内的贫民区。二妹佩华的丈夫是国营建筑工程队的一个小头头，那时还没有包工头，大家都凭工资收入吃饭，他们夫妻收入不高，自然没有条件租住好房子，只能住这里简陋低矮租金低廉的小平房。 

     二妹佩华小学没毕业，经男朋友的哥哥介绍，就进了北京客车厂去当一名学徒工。因为我高中三年离家住校，大学五年也是住校，佩华妹如何辍学打工 ，如何进了客车厂当学徒工，又是如何和李庆祥结婚等等，我都不太清楚。

    佩华和李庆祥结婚时年纪很轻，而且很快就已经有了小孩。二妹夫李庆祥在建筑公司是个施工队长，他个子瘦高，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结婚以后，对我们家和我二妹都很不错。

     找到二妹家，敲门以后，二妹佩华开了门，她见到我，马上露出惊喜：“大哥回来了！”二妹面带笑容地说。

     当时的通讯方式主要是写信，有急事打电报。我在贵阳走得匆忙，也没有给两个妹妹写信，所以，佩华见到我突然而至，感到十分意外。

     我告诉她，我是参加 “大串联”顺路回北京探亲，我见二妹夫庆祥不在，就问他为什么不在家？二妹说，他正在进行业务培训，准备到湖北去参加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

     二妹问，你知道咱们家被遣返了吗？我告诉她，说你二哥文博已经写信告诉我。

     二妹马上气愤地说，大哥，你说这叫什么事呵？咱家是招谁惹谁了？咱爸解放初期就把他抓起来关押调查，查了一年多，已经查清楚他什么坏事都没做过。解放后老老实实参加劳动，大队叫赶大车，他就赶大车；叫他掏粪，他掏粪；什么活脏，什么活苦，什么活累，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连个屁都不敢放。人家社员过五一节和国庆节都放假休息，咱爸还要去出义务工，这样夹着尾巴做人还不行？咱妈一个小脚妇女，不多言，不多语，整天在家做家务，也没得罪过谁，怎么说轰走就轰走？！还有凤珍、风琴和文平，她（他）们正在上学读书，也一块轰走？你说这叫什么事啊？这不是不让人活了吗？……

      二妹说着就流出眼泪。

      她这些话，自然都是我们家里人心里想说的话，可是我们都不敢说出口，因为在当时这样说，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攻倒算”，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弄不好会抓起来判刑，甚至掉脑袋！所以，我听她这样讲，赶忙把门推开，看有没有人听到，而且让她小声点，怕隔窗有耳。

     显然，佩华妹没有读过几天书，也就没有经过什么洗脑，加上又心直口快。我很为她担心，就说，这些话可只能关起门来和自家人讲，在厂里千万不能提。如果这些话让组织领导知道，随时都可以把你揪出来批倒批臭，给你带个帽子，开除公职，像文博一样送回老家，监督劳动。

     佩华说，咳，大哥，你放心，谁会那么傻？在厂里咱是干活听吆喝，一个刚出师的学徒工，哪有咱说话的份儿？

     我马上转个话题问，听说北京的红卫兵闹得非常厉害，还打死不少人？

     佩华说，别提了，八九月份，北京城简直变成了活地狱——红卫兵打死的人，每天都用板车从胡同里往外拉，上面该一块破布，死人的胳膊大腿就露在外面，血水从板车上往下滴，看了都让人心惊肉跳！在厂里，那些日子大家在车间里谈的也都是红卫兵抄家打人的事，听说在崇文区有人拿刀要和红卫兵拼命，结果几千红卫兵到那里，像日本鬼子进村一样，抄家，打人，折腾了一个星期……

      我说，莫非警察不管？

      她说，咳，领着红卫兵抄家打人的就是片警和居委会主任什么的，从毛主席到各级政府，都是支持红卫兵小将的，你没听说，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上天安门给毛主席带红卫兵袖章的是个高干子女叫宋彬彬，毛主席说，应该叫“要武”，认为文质彬彬不好。

      看来，佩华所在的客车厂在市内，厂里的工人绝大多数家也住在市内，所以那些日子工人到车间聚在一起，自然谈的都是红卫兵抄家打死人的事，佩华讲得这些，都是她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佩华还告诉我，这些中学红卫兵都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扎着皮带，戴着红袖章，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是“红五类”，他们先是在学校批老师，斗校长，北师大的女校长就是那些干部子弟斗死的。在学校折腾完，又杀向社会，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问，“牛鬼蛇神”都指哪些人？

     佩华说，我也说不清楚，听说就是“地富反坏右”，还有就是资本家、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另外，还有新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等。

      佩华说，他们成群结队，杀气腾腾，各个都是凶神恶煞，他们抄家，就把人家的东西给你往院子里砸，看见是么古董字画就没收，说是封资修；抄家还不算，还要打人，用皮带、木棍、皮鞭把人往死里打！谁敢制止？谁要是敢出来说句公道话，他们连说公道话的人一起打……

      佩华说，大哥，你说这些中学生的爹妈都是部队干部和国家干部，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无法无天？而且连一些女红卫兵也变得没一点人性！在厂里大家谈起了，都弄不明白。

      我说，可能只有“红五类”红卫兵才敢这么干，一般家庭出身的学生要文明一些。

      佩华说，那会儿北京的红卫兵运动，闹得人心惶惶，大家上班不谈别的，讲得都是红卫兵的事情。

     看来，天真幼稚的二妹进了工厂以后，几年时间，已经对社会情况十分了解了。听了她这些绘声绘色的介绍，我对北京掀起的红卫兵运动有了一些比较生动具体的印象。

     我在二妹家吃了午饭，就回到文化部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