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聪明人”的文革经历（4）
6
上次外调是上海戏院毕业的曹雨煤和局机关的女将陈韵菊去的，没有什么收获；这次领导小组决定派刘同奇和刘培华亲自去，决心要把问题查个水落石出。一个多月以后，刘同奇参加外调回来，他奉领导班子之命，亲自上门，坐下以后说：
“告诉你，你不要翘尾巴，你大学的问题否定了。”
刘同奇得到领导班子的信任和重用，又摆出过去那种高人一等的架势，他不知道，这种姿态在学校时我还能忍受，现在当我逐渐觉醒时，已经令我十分反感。
我说：“我有没有问题，你应该非常清楚。事情明摆着：你和我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你一直是我的行政小组长，我申请入团，你是团组织派的联系人，我的所有情况你都一清二楚。另外，你也知道，咱们大学毕业时的政治审查非常严格，据团支书副书记刘志群讲，学校曾经派外调人员到我的老家去了解我的家庭情况。这一切你都清楚，你去搞我的外调，我感到十分奇怪；局机关其他人也很不理解……”
刘同奇听我话中有埋怨的意思，赶忙解释：“你也清楚，在学校里，好多事情你我都被蒙在鼓里。所以，他们多次问我，你到底和高玉升是什么关系，我一直回答说不清楚，因为在学校你对我不太信任，也从来没有对我谈起过这件事。”
我说，高郭案件在64年破获以后，我如果有问题，组织会让我参加大会批斗吗？会让我做大会发言吗？这一切你都亲眼所见。难道你忘了？
刘同奇说：“我参加外调，一是想把你的问题彻底搞清楚，二是顺便探亲。我去的目的和那些人完全不同，他们是想抓住高玉升的材料把你置于死地。所以，你不应该埋怨我，而是应该感谢我。我们这次亲自找了王明堂和郭春堂，也找了系领导。王明堂证实了你向他汇报了高玉升的反动言论，而且说，组织还趁你不注意，把你的日记拿去审查过。郭春堂也证明，高玉升确实讲过，是你向组织告的密，他决心找机会弄几条要整你，让你的日子不好过……”
我说：“真没想到，我的日记在抽屉里，而且有锁，他们竟然能拿走？”
可见，大学里的党团组织是多么厉害！
刘同奇说，过去的事情不要去管它了，现在他们不揪你大学时期的问题，那么，也会抓住你文革中的言论做文章。所以，你思想上要有准备，说完他就走了。
刘同奇讲的不错。这次领导小组的指导思想是，利用高玉升的揭发材料，通过大揭发，大批判，然后把我定成“思想一贯反动的知识分子”，开除我的公职，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清理阶级队伍嘛，总要搞出一点成绩，不然怎么向群众和上级交代？他们内定对我的处理意见基本已经确定，为此，他们曾经派人到我妻子所在单位，要求配合行动。
然而，当时毕竟不是五七年，而且形势的发展，也对那些以整人为业的党棍十分不利。我是说，“913”林彪坠机事件使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中国人心里都会知道，什么“伟大”“紧跟”之类，都成了笑柄。在这种形势下，谁还相信这些运动有什么意义？谁还认真搞运动？所以，文化大革命本来像个正剧，现在则变成了一场闹剧。
干校的“斗批改”决定匆匆收场。领导小组开始给我写结论，大意是：潘文鸣出身富农家庭，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很深，在大学成为反革命分子的发展对象，虽然在组织上没有参加，但在思想上和反革命分子有密切联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反动言论，经过批判教育，潘文鸣有所认识，属人民内部矛盾，云云。
按当时毛主席亲自抓的“六厂二校”的斗批改经验，审查结论要和被审查对象见面，并且要求被审查对象签字。我看了这个结论，态度很不冷静，我坚持认为：高玉升案件中我有功无过，高玉升的揭发材料是陷害，用他的材料批斗我，是进一步的陷害。除了上面我所说的这三点以外，我又进一步提出：必须给我赔礼道歉，恢复我的名誉，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消除不良影响。显然，我和领导小组仍然不合作，他们有点骑虎难下，就又派刘同奇以老同学的身份到我家来做工作。
刘同奇领命来到我家，见我正在给小孩裁衣服，坐下之后，直接进入正题，说：
“现在运动要收尾了，你何必仍然和领导班子对着干？俗话讲，胳臂扭不过大腿，人家掌握着咱们的命运，你现在再和人家顶牛，结论迟迟做不出，别人都分配工作走了，你留在干校有什么意思？”
我说：“问题现在越来越清楚，他们哪里是搞什么斗批改？无非就是整人。他们整错了，不仅不认错，还倒打一耙，在结论上说你有这样问题，那样问题。要是在文革前，为了有口饭吃，为了老婆孩子，我肯定忍气吞声，任他们宰割。经过几年文化大革命，大家思想认识都提高了。你想想，他们这样给我写结论，这个结论难道对我以后的工作没有影响吗？”
刘同奇听了脸上毫无表情，他说：“有句话，我想再提醒你一次：识事物者为俊杰。你现在依然采取顶的态度，不知你想过没有：这会有什么好结果？再说明白点，干部分配大权就掌握在人家手里，你想，你现在还不和他们采取合作态度，后果会如何？”
我说：“你说的自然一点也不错。可是你也清楚，一个人的档案会影响人的一辈子，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妻室儿女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我不能采取妥协投降的办法，给自己脸上摸黑；我必须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坚持到底。”
“我可是为你好。”刘同奇满脸严肃地说，“领导已经暗示，如果你不采取合作的态度，有可能把你搞到农村去……”
领导班子的既定方针我已经清楚。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能放弃实事求是的立场。所以我说：
“这我已经做好准备。你没看到吗？我没事就在家学裁缝，准备到农村开个裁缝铺，我裁，我爱人缝，估计是饿不死的。另外，请你转告那些整我的人，我嘴可以讲，手可以写，一旦毛泽东思想取得胜利，我就控告他们，揭发他们陷害我的罪行！那时，他们将为自己目无党纪国法地陷害好人承担责任。”
刘同奇十分不悦：“既然这样，我也没什么好讲的了！”他拂袖而去。
最后，一位姓肖的军代表找我心平气和地谈了一次话，写了一个既不给我抹黑，也不责备领导班子的结论，要求我签字。我知道，在一个长期以整人为正业的社会里，整人的人是永远不会认错的。所以，我在结论上签了字。
7
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垮台以后，刘同奇回了一趟北京，经过一番公关活动，原想调回北京，没有成功，就带着妻室儿女，调到石家庄，离开了贵州这个他不喜欢的地方。
八十年代初期，在胡耀邦主政期间，发现经过十年的折腾，许多原来在职的老干部纷纷到了退休年纪，提拔一批新干部势在必行。于是提出提拔“知识化、年轻化和革命化”的口号，让一批新人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当时遇到的难题是，十年文革的派性斗争后遗症仍然在起作用。就是说，提拔这一派的人，对立派的人有意见；提拔那一派的人，这一派又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选择双方都能接受的干部来提拔。所以，贵州省外贸厅就选择一个上海外贸大学毕业的逍遥派大学毕业生做厅长。
刘同奇到了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以后，也遇到类似情况。由于文革期间他在贵州，又是名牌大学毕业，而且言谈举止稳重成熟，很快引起河北省组织部门的注意，准备提拔他为省文化厅的领导。按当时的组织原则，提拔处级以上干部要先进行考察，于是河北省组织部门派人到贵州来调查刘同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情况。
外调人员来到贵阳以后，首先找原省文化局机关那些熟悉刘同奇情况的人交谈，其中也包括我，并请这些人写了有关刘同奇在文革中表现的材料。
大概几年以后，刘同奇文革期间的好朋友陈光雨来我家闲坐。陈光雨比我和刘同奇要大个十多岁，他原在省话剧团搞文字创作，文革前调到省文化局创作室上班。又瘦又矮的陈光雨戴一副黄框眼镜，他也是一个聪明人，就是说，他世事洞明，已经看透社会；他人情练达，对上下左右都笑脸应付。文革中，他也和刘同奇一样，采取随大流的策略。不过，他不像刘同奇那样满脸冷峻，而是为人友好随和，轻易不说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话。文革期间开会，他很少发言，多是静听他人发表意见。但在下边和朋友闲谈中，他偶尔激动认真起来，我们感到他发自内心话语中，还是有正义感的，这也是他与刘同奇最明显的不同之处。
文革后期，人们发现陈光雨经常与刘同奇两个人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谈得非常投机。所以，河北省的外调人员也曾经找过他，让他写过材料。
一次，我和陈光雨聊起河北省组织部门来人搞刘同奇外调的事，陈光雨说，是啊，那两个人打听到我和刘同奇文革期间接触比较多，就找到我，我知道河北省想提拔重用刘同奇，就尽量替刘同奇讲好话，说他聪明有头脑，善于团结同志，工作能力强等等。他们问我他有什么缺点和不足？我说，他家庭出身不太好，有时过分谨小慎微。至于刘同奇有时过分自负，目空一切，对别人缺少尊重等等性格缺点，我就没有提。最后也让我写一份材料，我当然尽量美言他刘同奇，希望他在河北入党做官发达起来。
陈光雨讲到这里问我，听说那两个人也找了你？
我说，不错。
那么你对刘同奇的看法是什么？
我说，作为老同学，他在学校的表现我没谈，因为档案中有。我对刘同奇在文革期间的表现，由于不在一个战斗队，平日接触不多，对他文革期间的活动也不太了解。我只是谈，在文革后期我被整时，他保持旁观态度，有些事情本来他很清楚，但他对领导班子说他“不知道”。我估计，他可能是怕领导班子对他有看法，就采取壁上观的态度。
陈光雨说，原文化局机关有些人可就不同了，他们唯恐刘同奇飞黄腾达，说他在文革期间是个风派人物，投机分子，哪派掌权，他就投靠哪派；另外说对你的问题没有实事求是。还有人说他打老婆，家庭婚姻关系处理有问题等等。
陈光雨说，我估计，这些材料可能影响了刘同奇的提拔重用，要不然，他现在就是省文化厅的厅长了，出入都是小车，享受高干待遇……
就是在这次谈话以后，我听说刘同奇和孙晓惠在石家庄离了婚，由于孙晓惠的父亲原是国民党驻南亚某国的大使，孙晓惠便带上一双儿女去了美国，和父母团聚。刘同奇和承德话剧团的一个寡妇结了婚。至于他在文艺事业上的成绩，只见他曾经参与一部根据民国时期的言情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改编工作，别的就不知道了。
8
本来故事已经结束，但最近看到网上和微信中关于王沪宁和胡鞍钢的议论，笔者还有话要讲。
年纪稍大的人都知道，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全国随着对毛泽东和四人帮法西斯暴政的批判，以及对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大潮中，知识文化界曾经为解冻以后的春天到来而感到振奋和鼓舞！在这种气氛下，青年学生和大量知识分子，有了追求真理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热情。
但是，六四镇压以后，全国又陷入一片恐怖气氛之中，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被迫选择沉默。就在这种政治高压气氛下，知识文化界的“犬儒精神”逐渐盛行。在全民经商的热潮中，一批又一批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应运而生，这些人大搞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盛行，整个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在专制腐败和道德沦丧中，以刘晓波等人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签名发表了《零八宪章》，坚持追求宪政民主，呼吁统治者改弦易辙，进行政治改革，这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受到当局的打压，刘晓波则被打入牢狱并至于死地。而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了王沪宁和胡鞍钢这类人物，他们要么为专制独裁者涂脂抹粉，把魔鬼化妆成美女；要么费尽心机为专制极权体制胡吹乱捧，误国害民。可见，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两面人”等妖魔鬼怪的出现，绝非偶然。正是专制极权土壤，才是这些机会主义者丧失正义感和良知，有的甚至丧失人性，成为极权政治的帮凶，一步一步把中国大陆推入暗无天日的深渊之中。
因此，我们在揭露中共统治者的邪恶残暴和没有人性的同时，也应该擦亮眼睛，把那些独裁者帮凶的灵魂暴露与光天化日之下。
2018/8/23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