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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聪明人”的文革经历(1)

一个“聪明人”的文革经历(1)

博客

一个“聪明人”的文革经历(1)

                                            ——记我的一个同班同大学学

 

潘文鸣

      文革期间,官方有个说法,叫“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回想起来,这话不无道理。过来人都知道,文革开始以后,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各级掌权官僚,到普通百姓,日子都变得不再平静。

      具体来说,以刘邓为首的全国千千万万当权派一夜之间变成“走资派“,从颐指气使的人上人,一下子成为阶下囚,被批被斗,被侮辱,吃尽苦头,有不少人还丢掉性命;全国年轻的中学生,先是造反狂欢,无法无天,然后是上山下乡,饱尝农村之苦,青春岁月蹉跎而去;各单位的造反派,先是困惑犹豫,进而造反夺权,无限风光,接着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报复清算,被整得垂头丧气,有的还进了牢狱;更有甚者,在广西、湖南、北京的大兴县的一些农村里,一些农村痞子流氓在上级领导的组织安排或唆使下,打着大搞阶级斗争的旗号,大开杀戒,对成千上万出身成分不好的人及其子女,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

      总之,文革10年血雨腥风,不亚于一场战争的浩劫,几乎把每个中国人都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之中。

      不过,在文革当中,也有些“聪明人”,他们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真正的造反派,而采取观潮和随大流的态度,更有一些精明人,则见风转舵,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些人在文革风暴中又是如何度过的?

笔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想向读者介绍这样一个人物。

 

1、

      我想先从大学毕业分配谈起。

      1965年七八月份,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60届毕业生面向全国进行分配。两个班共48名毕业生,除了浙江、福建和青海三个省以外,其余每个省或自治区都分别有一到两个分配名额。

     事后回想起来,分配的原则是——戏领导认为政治条件较好而且表现也好的,留在北京,分到人艺、青艺或《剧本》、《戏剧报》之类名牌单位;再有就是到电影制片厂,部队文艺团体,以及到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另外,新疆和西藏也是分政治上可靠的同学去;最后,把政治条件较差的同学则分到贫穷落后生活艰苦的省份如甘肃、宁夏和贵州等。班上被分配到贵州的两个名额就是我和刘同奇(化名)。

     说我“政治条件较差”,主要是没有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喜欢钻图书馆,走白专道路,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实际上,我当时的真实状况是,对报刊杂志所宣传的那一套意识形态,我认真学习,认真领会,对党和毛主席可以说无限热爱,决心去做党的驯服工具,去做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那时的单纯幼稚已经到了愚蠢的地步。可惜,组织不愿意了解我的内心世界。

     对于毕业分配,我丝毫没有抵触情绪。那时,除了听党的话以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是——既然好男儿志在四方,那么我从小在北京长大,毕业以后应该离开北京;加上从小学开始喜欢读文学书籍,满脑子的浪漫主义幻想,在校期间就常常考虑离开北京,到一块神奇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因此,基于以上考虑,在填写毕业分配表格时,我写的是“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至于所谓“干一番事业”,就是想写出一些有分量有影响的文艺作品,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著名艺术家。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否有文艺天赋?是不是志大才疏?所以,满腔热血,一股豪气,对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贵州,毫无怨言,即使有人说贵州是瘴疠之地,是古代充军发配的地方,我的想法也没有动摇。

      那么刘同奇被分到贵州,他又作何感想?他在班上是共青团员,团小组长,又是我的行政小组长,我的入团联系人,政治条件相当不错。因此,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把他也分到贵州。所以,在分配名单公布以后,他就离开了学校,不见了他的踪影,他家就住在北京。说起来,刘同奇虽然还小我一岁,但他给人的印象是老练成熟。平日他少言寡语,对什么问题他都是用耳朵听,用眼睛看,不动声色。不过,当我们到了目的地贵阳,他还是把自己内心深处对毕业分配的真实想法流露出来。

       那是在65年国庆节之后,我和刘同奇一道相约起程前往贵州。那时湘黔铁路尚未修通,火车须绕道广西,经过桂林和柳州,然后才能到达贵阳。当时我们还没资格和没条件坐卧铺,所谓没有资格,是按国家规定,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去分配地点报到,只报销硬座车票;所谓没有条件,是那时我们大学毕业生的家境都不富裕。所以,我和刘同奇只能像现在的农民工一样,在硬座车厢,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辛跋涉,才到了目的地。

       国庆节以后,在北京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而火车进入贵州以后,则恰逢贵州的秋雨连绵季节。火车进贵阳站,恰是在黎明时分。

      经过三天三夜的煎熬,我们从火车车厢走出来,只觉得贵阳天气阴冷,空气潮湿。在昏黯的路灯下,透过公交车车窗,只见贵阳市的街道狭窄,街道两旁的建筑陈旧,和北京相比,恍若两个世界。

     我们被接到人事局招待所。一进门,刘同奇忍不住,骂了一句:“操他妈,这个鬼地方!”

     显然,分到贵州,太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定觉得自己应该分配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起码应该比我分得好些,怎么竟然把他和我这样一个政治条件较差的人分到一起?他心里一定感到很委屈。 

     的确,贵州是个贫穷落后的地区,民间流传说,这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与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相比,应该说有天壤之别。我听了刘同奇的咒骂,才意识到刘同奇一路心事重重,沉默不语,他想到班上许多他瞧不上眼的同学,分配的地方都不错,而自己为什么会分到这个“鬼地方”?

     我们在省人事局招待所等了一个多月,省人事局的分配方案才下来:刘同奇分到省文化局创作室;我分配到省文化局正在组建的乌兰牧骑工作队。他将来的工作是深入生活和搞创作;而我面临的是,经常跟乌兰牧骑工作队到基层巡回演出。看来具体分配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他是团员,我是普通群众。

     好在我比较相信个人奋斗,而且认为分的地方好坏,单位如何,不会影响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那时我还认识不到,环境对一个人事业的发展和成就,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分配报到以后,接着是一年实习。当时理工科的大学毕业生是到工厂实习,而学文的大学毕业生,多数是到农村。被分配到省文化系统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一律安排到贵阳郊区参加“四清运动”。

      然而,参加“四清运动”一年的期限还没满,第二年春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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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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