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15）
14 再回北京申诉
我回到北京，暂时住在凤华大姐家。知道发生了林彪事件，报纸上讲，要求政府各级有关组织认真落实干部政策，形势不错。可是我一找有关部门，不是上推下卸，就是东支西支。总之，都不愿管。你比如，找市革委落实政策班子，他们让我找海淀区；到海淀区革委落实政策班子，又让我去找公社；到公社，他们又让我去找区里……
后来我去法院，又到公安分局，要求他们拘留我，审查我，可他们都说我的问题不由他们管……
在这种告状无门的情况下，我想来想去，觉得冤有头，债有主，当前应该直接找诬告我的李世琴和亲手把我打成“坏分子”的党支部书记谷伦。所以，我写了两份大字报，总计有二十多张。一分贴在区革委大院里，一份贴在我原来教书的学校外面墙上。通过这两份大字报，我把自己受迫害被打成“坏分子”的事实真相披露出来，也算出了一口冤气！
不久，我在小学校外边看到李世琴，我心中的火，腾的一下燃烧起来，真是体会到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几大步跨过去，揪住李世琴的衣领，就把她往公安局拖。
李世琴可能已经知道我贴的大字报，在大字报里对她指名道姓，说她如何乱搞男女关系，对我如何打击报复，实际上大字报已经把她搞臭。所以，她见了我，就像耗子见了猫，当年那满脸杀气，已经彻底消失，一付失魂落魄的样子。她见我两眼冒火，紧紧抓住她不放，吓得面色如土，两只小眼就像要被宰杀的小鸡一样，充满恐惧地望着我，死死地站在原地，任我拉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僵持一会儿，来了七八个人，开始是围观，接着是劝解：
“有话好好讲，何必这样呢？”
“人家一个女同志，再不对，也不应该这样子……”
我知道，劝解的人，差不多都互相认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看到一个妇女默默地忍受男人的拉址，不管这个女人多坏，干了多少坏事，在他们没有亲身体会的情况下，同情往往是在沉默不言的女人这一边。
几个人见我仍不放手，有人就把我的手掰开，有的抱住我的腰，李世琴乘机溜走了……
这几个人怕我继续去找李世琴算帐，就把我扭送到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们说我要打人，打一个女同志。另外，他们还把一个麻子警察叫到一边，嘀嘀咕咕讲了些什么，麻子警察走过来，一拍桌子：
“你要干什么？你想反攻倒算吗？你这个坏分子，你给我老实点……”
我一看他那付气势汹汹的样子，一听他这套训斥，忍不住笑了：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你还来这一套？我说：
“您哪，最好收起您这一套。毛主席说，共产党不靠吓人战术吃饭，而是讲究实事求是。您说我反攻倒算，您了解我受迫害的情况吗？从中央文革，到海淀区革委，我跑了那么多领导机关，人家都答应通过调查，来解决我的问题，人家可从来没像您这样拍桌子瞪眼，把我当四类分子对待。毛主席又说，没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您还是把我的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再按毛主席的指示，帮助我解决问题为好……”
当时，谁要是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谁就算犯了大错误；谁要是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就要砸烂谁的狗头。因此，麻子警察听我这么一讲，麻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了，呆了……就像一个皮球，让我拿针一戳，气一下子泄了……
正在这时，派出所长从外边回来。他问了问事情的经过，说：
“你的问题不属于我们解决的范围，假若你把那位女老师拉到这里来，我们也只能调解一下，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他让我依靠组织，不要采取找私人算帐的办法，这样把矛盾激化也不好……
我心想，所长讲得也有道理，只好回来。
回到大姐家之后，我反复琢磨：我的问题必须找关键，关键在哪儿呢？找诬告我的李世琴，显然只能出口气，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找整我的支部书记谷伦，他也不能重新给我写结论，无权给我平反……想来想法，觉得关键在海淀区革委，因为是区委给我定的案。
当我明确了这一点以后，我决心豁出去一死，也要他们给我解决问题。我把身上的钱和粮全都搜出来，钱我不带一分，粮不带一两，全交给大姐和二姐，然后夹起那件破旧的黄大衣，背上一个黄书包——里面装着我上访告状的全部材料，乘上公共汽车，车票也不买，直奔海淀区革委大院……
上了二楼，找到落实政策办公室，见外面楼道里坐了六七个人，办公室里有四五个人，估计都是要求落实政策的干部。
我也不排队，直接进办公室，找个椅子坐下来。见办公桌对面有位接待干部用眼睛注视我，我就把自己的申诉材料递过去，请他过目。他翻了翻，也没认真看，就说：
“你把问题简单讲一讲吧……”
我就花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把自己受迫害的过程介绍一下，然后提出平反落实政策的要求。他听了，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就还用原来那一套话来支我。
我说：“这次你们必须给我解决问题，不然我不走。因为我的问题是你们处理，你们定的案……”
“怎么是我们处理，我们定的案？”他开始不高兴地反驳我，“你的问题是运动初期四清工作团定的案！”
“四清工作团是海淀区委派的。”
“海淀区委是海淀区委，我们这里是海淀区革委。”
“海淀区委是共产党领导的，海淀区革委也是共产党领导的……”
“那不一样，原海淀区委是执行刘少奇的资反路线；现在我们海淀区革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混为一谈……”
“正因为原海淀区委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我在海淀区受的迫害，所以，我才来找你们落实政策办公室……”
“你今后说话要注意点——什么‘你们处理’‘你们定的案’？我们这里谁打你坏分子了？！”
我知道，自己是来求人家落实政策，说话必须注意分寸，要符合逻辑，不能拿辫子让人家抓，态度也要注意恭恭敬敬。我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坏分子”的帽子还戴在我头上。也就是说，我还没资格和人家平起平坐。所以，我赶忙承认自己说话不妥当，请他愿谅。不过，我还是认为，自己并没有找错门。
这时，另一个四十多岁的干部走过来，对我说：“你没找错门，这一点可以肯定。但落实政策办公室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你来了，马上就给你落实，给你平反，这可能吗？落实党的政策，有个范围，也有个轻重缓急……”
“如果说有轻重缓急，那么我属于哪一类呢”？
“你自己说你属于哪一类呢”？
“从1966年6月2日把我打成坏分子，到现在眼看快8年了，中国抗日战争也无非是8年。在这近8年的时间里，我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到处流浪，受尽了歧视，受尽了折磨，难道我要求及时解决问题，恢复我的工作，还过份吗？希望你们能设身处地为我想想……”
从上午8点多，直到中午12点，落实政策办公室里的几个干部，一个接一个，要么说服我，要么反驳我，还有的威胁我、训斥我，但我下定一死的决心，所以也毫不胆怯，一个一个和他们辩论。
“中午了，我们该下班回家吃饭了……”
说着他们纷纷离开办公室。
我往哪里去呢？办公室不能呆，我就坐在他们楼道里。他们回家都有一个温暖的家，都有饭吃；我的家在哪里？我到哪里去吃饭？尽管我的肚子早就饿了，而且我口干舌燥，连口水喝也没有……我当时真觉得自己生不如死。不过，想了想，我不准备退却，我要他们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
下午，他们上班见我没走，都觉得有点意外，差不多都用惊奇的眼光看我。我告诉他们，今天从早到现在，饭没吃一粒，水没喝一口，但凡有出路，我不会这样急着要求政府给我解决问题。
干部里，有同情心的就不再讲话，即使插话，也是劝说我耐心等一段时间。但是那些把我看成阶级敌人的干部，仍然板起面孔训斥我，以表明他立场坚定。我也豁出来，把自己摆到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和他们唇枪舌剑，决心要辩个谁是谁非。总之，你学毛选，我也学毛选；你懂党的政策，我也懂党的政策。反正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经受了锻炼，都会耍嘴皮子……
就这样，从下午上班到下班，又是三个多小时。由于精神高度集中，肚子饿，一点都感觉不到，时间过了多长，也不知道。见干部们一个个离开办公室，才知道是下班时间到了，该回家吃晚饭了……
怎么办？人家办公室要关门，我不能赖在办公室不走。我也只好夹起棉大衣，背上书包，往楼下走。
下了楼，马上感到肚子饿了，而且精疲力倦，两腿发软，一摸嘴，全是白沫子……将近八个小时，一直是和那些干部辩论。长这么大，从来没有饿着肚子讲这么多话……
我怀着茫然的心情，迈着沉重的步子，漫步走到附近的一个公园里，觉得浑身无力，头冒虚汗，我知道，由于一天没喝水和没吃东西，身体有点虚脱。见前面有个长椅子，我就把书包放到椅子上当枕头，躺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
天已经黑了，路灯也亮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吃晚饭。而我在公园里，孤身一人，又冷又饿。
心想，此时倘若有人给我饭吃，给我个住处，就是让我跟着他去偷盗，去抢劫，恐怕我也会干吧？
可是又一想，自己还年青，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好多事情已经渐渐明白了、清楚了。只要坚持下去，我不相信自己会蒙冤一辈子……
记得季米特洛夫曾经讲过一句话：“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句话一直鼓舞着我，让我坚持上访告状，让政府还我清白。
躺了一会儿，虽然还是饿得难受，浑身疲倦无力，但头上不再冒虚汗，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去落实政策办公室。
大概是夜里在区革委值班的几个，他们见我又背着书包走进楼道里，就把我叫到另外一间办公室，继续做我的工作，劝我到亲戚家去借住一些日子，等着慢慢解决。我说北京倒是有两个姐姐，可她们都是工人家庭，每家大人孩子四五口，住房条件很差，生活也很困难。我这么大一个人，怎么能老麻烦他们呢？
说了很久，他们见我态度很顽固，听不进他们的意见，就打电话叫一个警察来，这个警察了解了一下情况，也建议我回去。我看已经深夜，其码有十一二点了，就说：
“我反正没地方吃，也没地方住，我来这里也不是一次两次，让我等，我要等到哪年哪月？所以，还不如跟您走。”
“跟我走？”警察有些意外，说，“我回公安分局，那是党政军要地，你去合适吗？”
“那我没有出路，你们说怎么办？”
几个人到屋里又去开会研究，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找我谈话：
“我们的意见是：你要离开这里。”
“这样吧，您干脆随便安排我吧。”
“好吧。”他生气地说，“你真不想走，就跟我来吧。”
我到椅子上抄起书包和大衣，就跟他下楼，出了区委大院，没多远，就到了公安分局，又走了几步，就是派出所。他让我在门外等着，他开了门进办公室去打电话。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外面有汽车刹车的声音，他从屋里出来，对我说：“走吧。”
出了大门，见一辆吉普车停在那里，两个警察站在车旁。我问：
“到什么地方去？”
“你不是要找个地方去吗？上车吧！”
我心想自己反正没犯法，上车就上车，你不可能拉去抢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