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6）

5 再次回到北京

       风珍：回到北京，妈和潘文平去贵州大哥那儿了。二哥就让我和风琴、晓娟去南苑大队。南苑大队书记姓王，我们姐仨找到他，要他给我们解决吃住问题。他瞅了我们姐仨一眼，板着面孔说，你们回老家去好好劳动，由你们老家解决。

       我说，我们从小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在这里上学读书，我们也没犯法，凭什么让我们回老家去？回到老家要吃没吃，要住没地方住，你让我们怎么活？

       说了半天，他始终板着面孔，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就是一句话：“我们解决不了。”

       我们家的房子，已经由大队贫协主席孙宪明占了，有家回不去。没办法，我们姐仨就住在书记办公室的外边。

       住了两天，书记说影响他的工作，就把我们撵到广播室去住。当时已是北京的秋天了，晚上已经很凉，我们既没有被子，也没有褥子，只好底下找点稻草铺，上面放一床破席。没有盖的，夜里就靠我们姐仨的体温来互相温暖。广播员看我们姐仨太可怜，就找了一条旧毯子给我们仨个盖……

      吃什么呢？大队经我们再三要求，一天给我们三斤棒子面。不够吃，我们姐仨就到野地里去捡点白薯、花生、芹菜根、野菜什么的，回来买五分钱酱油下着吃……当时，我们姐仨和要饭的乞丐也差不了多少了……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我就领着琴和娟去东高地的医院卖血。我们三人走到东高地，浑身一点劲都没了，到医院上楼梯腿都打颤……我们找到大夫，大夫听我一讲，看我们姐仨这么小，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说：

   “你们仨还想不想活？”

     我说，就是为了活命才来卖血。医生说啥也不给我们抽血，我们仨只好又走回去……

七八里路，我们姐仨是一步一步挪回去的……

     回到大队，大队又把门关上，不让我们进大队的院子了。我们就找妇联主任韩玉珍，她是造反派头头，请她开门。她不开，我们就说，那我们就睡在马路上，死了你负责……

    过了一会，她可能考虑怕出人命，就把门开了。

    国庆节到了。可能是没吃没喝，又没地方住，人的心情不好，我就又病了。

     潘晓娟：“十一”那天，到处贴标语，插红旗，人们忙着去参加各种庆祝会。我三姐浑身发烧，四肢无力，找谁谁不管。三姐眼里淌着泪，拉着我们俩的手，说：

   “琴、娟，你们将来可别忘了你们的三姐是怎么死的……”

     我们姐仨手拉手，哭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