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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后 的清查运动(7)

六四后 的清查运动(7)

博客

省文联清查运动中的插曲

 

听说吴中英在五楼王本善家,我放下饭碗便登上五楼,敲开王本善家的门,见吴中英与王本善一家正在吃饭。

吴中英在文联音乐家协会编刊物。吴中英和王本善都是专业音乐工作者,吴中英是五十年代的音乐学院毕业生,而王本善则是六十年代中期走出校门。两个人不仅专业相同,而且又都是民盟成员,所以关系比较密切,来往自然要多些。

还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先后与他们两人相识了。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到这个地方,大家都是搞文艺工作的,见了面是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般年轻的大学生思想比较敏锐,绝大多数都是造反派。可吴中英因为大学时期好像男女关系方面出过一点问题,就不敢轻举妄动,只能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但在下边闲谈起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很有头脑,也比较务实。至于王本善,出身成分好,是少数民族,又是个精明之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当过省歌舞团的造反派头头,粉碎四人帮以后,没想到却成了被清查的对象。不过,大家的经历尽管各不相同,倘若碰到一块,彼此还是可以像朋友一样随便聊聊。

“和吴兄多年没见了,听说吴兄在本善家,我放下碗,就跑上来了。”我说。

“是呵,差不多快十年没见了吧?”黑黑的吴中英说。

我们随便聊了几句,大家谈到最近的政治学习上。我问他们民盟每周是不是周六集中学习?吴中英说,最近增加了一天。

“听说民主党派的学习比共产党还认真?”

“也不见得。”吴中英说,“反正中国的事情,你哄我,我哄你,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说,听北京来的人讲,民主党派在学潮期间和学生站在一起,还竭力鼓动学生坚持斗争。一平暴,马上又谴责学生,是不是这样?

吴中英说,民盟和九三学社要好些,你看六四以后费孝通就没有站出来积极表态。

王本善在文革初期,是省歌舞团的造反派,并且因为出身成分好,人又机敏,成了歌舞团的造反派头头之一。那时谈起造反夺权,谈起批林批孔,他总是眉飞色舞和兴致勃勃。然而,粉碎四人帮以后,从清查学习班回来以后,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前途已经黯淡,因为一提起造反派头头,就像毛泽东时代说哪个人家庭出身不好一样,掌权者都不敢重用。在这种情况下,王本善对政治已完全失去兴趣,就把全部精力放到业务上。好在王本善十分聪明,业务能力又强,在单位上他很快成为业务尖子。他现在的兴趣是谈业务方面的事,他说:

“我主编的那本少数民族音乐方面的书,让我自己花钱出,我哪出的起?那些有权的出书,自然好办:找某领导批个字,三万五万,没问题。咱没权,只能找别的办法。”

“你找的什么办法?”我问

“我到民委文教处,找负责人一吹,让他支持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当然这是空的,实的就是把他也算成主编之一。我跟他讲,你对音乐不熟悉,把名字放在我后面。他一听,很高兴,说没问题。出了这本书以后,再找他拿钱出书,就好说点。”王本善满脸喜悦,为自己的成功,为自己的聪明,感到十分得意。

我说:“你真是当代的诸葛亮呵!”

王本善笑眯眯的,两杯酒下肚,想到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轻而易举弄到一笔出书款,真是喜不自胜!王本善属于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那种知识分子,一有机会,就喜欢吹嘘自我,有一次,他说他在少数民族音乐方面的成就,已经进入世界著名音乐家的行列。我怕他那种自大狂的毛病又犯,就赶紧把话题拉回来,问吴中英:

“文联的清查是怎么个搞法?”

“清查,估计这次不会像以往那样容易了。”吴中英说。

“为什么呢?”我问。

“为什么,你想,这次学潮牵涉面那么广,怎么清?就拿文联来说,文联党组自己的屁股都不太干净——在学潮进入绝食阶段,党组看到北京文艺界知名人士站出来纷纷表示支持学生,也就集体给中国文联党组写了一封信,希望由文联出面,呼吁中央出面接见学生。据说是我们文联党组书记赵大雄起得草。”

“没想到,像赵大雄这样平日紧跟中央的人,在学潮中也有这样的壮举,真是难能可贵!”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赵大雄在文联是党的化身,他已经不是文艺工作者了。(见博客《理想与信念的破灭》第2部分)

吴中英接着讲,在六四以后,文联的刘筑荣写了一条横标,上面四个大字是:“党耻国难”。现在干部考察小组已经把这条横标定为“反标”。考察小组找刘筑荣谈话,让他交待横标上写的四个大字是什么意思。他说,“党耻”,我是指赵紫阳分裂党中央,支持动乱。“国难”,我是指动乱和暴乱给国家带来了灾难。考察组的领导听了,说他不老实,是狡赖和诡辩。但他说,我这样讲,你们不相信,那我也没办法。谈话以后,他好像也并不紧张,一付无所谓的样子。开会时,他就坐在书记赵大雄旁边,呼呼睡大觉。要是在毛泽东时代,刘筑荣早被抓起来了。即使不抓他,他恐怕也是吃不好,睡不好,提心吊胆,日子难过……

“是啊,时代不同了。不过听说只有梁伯林和周正莉没上街?”

“梁伯林这个人谁不知道,他一向是左得很。五七年在大学读书时,听人说他就想把老同学周建荣打成右派。毕业后两个人一起分到省文联,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给周建荣贴大字报,说周建荣是‘漏网右派’。你想一想,都到什么年月了,他还想把人家打成右派?可见梁伯林从大学时代就是一个极左人物!”

梁伯林瘦高个子,尖嘴猴腮,三角眼,样子就像电影戏剧中的反派人物。此人五十年代末期从中文系毕业,分配到省文联当文学期刊编辑。从大学毕业到如今,三十多年中,没听说他写过什么文章发表。但他坐在编辑位子上,却一直充当文学作者的老师。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此人虽然写不出什么东西,业务上不行,但嘴巴却能言善辩。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在业务上不会有什么成就,便在政治上狠下工夫,在八十年代中期,他终于入了党。八十年代末,他被提拔成省文联副秘书长,成了文联里一个指手画脚的人物。

不过,中国的文联虽然是个类似衙门的机构,可在那里人们敬佩的是有才气有作品的艺术家和作家,对只能吃政治饭而没有作品的人,人们内心深处是看不起的。这正如在高校中只会摆架子整人而教不了书的政工干部一样,是永远无法受到人们的尊敬的。

吴中英接着说,在会上,著名作家刘宽厚过关检查时讲,我参加过一次游行,没人喊我,是我自愿去的。刘宽厚讲到这里,梁伯林便插话说:

“周宽厚,你咋没和学生接触?那天周正莉到我办公室说,有两个师大的学生在作协办公室和你谈话,谈的全是学潮方面的事。”

刘厚宽马上说,那是四月二号,离发表定性动乱的四二六社论还有二十多天。你想在这上面作文章,办不到!

梁伯林还不知趣,进一步对刘宽厚说,刘宽厚,你不要这样狂嘛!

周宽厚也不客气,他说:对别人,我不敢狂;对你梁伯林,就可以这样狂!

党组赵书记在旁边只好和稀泥,两边安抚:说有话好好讲。估计梁柏林心中也清楚,这次清查再不能与以往的运动相比了,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拨乱反正,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人们已经完全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提心吊胆怕整了。他是个聪明人,已经认识到能睁只眼闭只眼的时候,再认真就没必要了。所以,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梁伯林入党没多久,就由副秘书长提为正秘书长。明年就六十岁,要退休了,他想趁这次清查运动,能够立功,再往上爬到正厅级,岂不是就功德圆满了吗?

省文联还有已经退休的鲁正茂,发言也是左得要命。在清查到罗大书时,罗大书否认六四以后参加过上街游行。鲁正茂说,罗大书你不老实!批林批孔那会儿,你整了那么多黑材料,粉碎四人帮以后,你就不想交出来。当时公安厅一个处长讲,捆他一索子他就老实了!没办法,你才交出那些黑材料。现在明明有人看到你六月五号参加游行,你又是不承认。莫非现在还要公安厅来人捆你一索子,你才承认?

旁边有人说,鲁先生,你不能这样讲,你年纪大了,看走了眼,或者记错日期的可能性也有。你这样讲,动不动要捆人,这不是仍然主张逼供信吗?

另外一个人讲,是呵,罗大书只要没有参加组织策划,即使参加了游行,也仍然是教育问题。你没看报纸上中央领导接见外国人的讲话吗?

大家七嘴八舌,会开不下去了。主持会议的赵大雄赶忙说:“罗大书接着讲。”

我问,你们清查小组的负责人是谁?

吴中英说,是省报已经退休多年的总编辑,这次又把这批老左派请出来,让他们搞清查。因为这次邓小平镇压学生运动主要是依靠老一代,现在搞清理干部队伍,当然也只能依靠这批老家伙。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满脑子都是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整人个个是行家能手,经验丰富得很。

王本善说,其实这些老家伙有些对邓小平也不满。有人就说:老邓搞一刀切——六十岁一律都退,不管你身体好不好,工作需不需要,我们都成了刀下肉。他自己咋不退?所以,中国的事不能认真。这么多年,我得出一条经验,一个人要不犯错误,唯一的办法就是:任何时候都坚持和中央保持一致,比如党中央要我打倒刘邓陶,我就打倒刘邓陶。党中央说林彪是最可靠的接班人,我就坚决拥护林彪。党中央要打倒四人帮,我就跟着批四人帮。党中央要我拥护江泽民,要批判赵紫阳,我就坚决按党的指示办!只有这样,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心想,一个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人格贬低到这种程度,不是太可悲了吗?你王本善的机会主义发展到这么没有原则地步,谁还看得起你?……但大家都是朋友,没必要进行伤和气的争论,所以就说,干脆把全国人民都变成没头脑的电脑,党中央输入什么程序,我们全国人民就按中央的程序运行。当年毛主席的理想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今天把“毛主席”几个字换成“邓小平”就行。

吴中英说:“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1989915)

 

 

 

 

注:关于梁柏林其人,见博客《理想与信念的破灭》第2部分《文联戏剧艺术研讨会》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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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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