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 的清查运动（7）
省文联清查运动中的插曲
听说吴中英在五楼王本善家，我放下饭碗便登上五楼，敲开王本善家的门,见吴中英与王本善一家正在吃饭。
吴中英在文联音乐家协会编刊物。吴中英和王本善都是专业音乐工作者，吴中英是五十年代的音乐学院毕业生，而王本善则是六十年代中期走出校门。两个人不仅专业相同，而且又都是民盟成员，所以关系比较密切，来往自然要多些。
还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先后与他们两人相识了。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到这个地方，大家都是搞文艺工作的，见了面是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般年轻的大学生思想比较敏锐，绝大多数都是造反派。可吴中英因为大学时期好像男女关系方面出过一点问题，就不敢轻举妄动，只能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但在下边闲谈起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很有头脑，也比较务实。至于王本善，出身成分好，是少数民族，又是个精明之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当过省歌舞团的造反派头头，粉碎四人帮以后，没想到却成了被清查的对象。不过，大家的经历尽管各不相同，倘若碰到一块，彼此还是可以像朋友一样随便聊聊。
“和吴兄多年没见了，听说吴兄在本善家，我放下碗，就跑上来了。”我说。
“是呵，差不多快十年没见了吧？”黑黑的吴中英说。
我们随便聊了几句，大家谈到最近的政治学习上。我问他们民盟每周是不是周六集中学习？吴中英说，最近增加了一天。
“听说民主党派的学习比共产党还认真？”
“也不见得。”吴中英说，“反正中国的事情，你哄我，我哄你，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说，听北京来的人讲，民主党派在学潮期间和学生站在一起，还竭力鼓动学生坚持斗争。一平暴，马上又谴责学生，是不是这样？
吴中英说，民盟和九三学社要好些，你看六四以后费孝通就没有站出来积极表态。
王本善在文革初期，是省歌舞团的造反派，并且因为出身成分好，人又机敏，成了歌舞团的造反派头头之一。那时谈起造反夺权，谈起批林批孔，他总是眉飞色舞和兴致勃勃。然而，粉碎四人帮以后，从清查学习班回来以后，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前途已经黯淡，因为一提起造反派头头，就像毛泽东时代说哪个人家庭出身不好一样，掌权者都不敢重用。在这种情况下，王本善对政治已完全失去兴趣，就把全部精力放到业务上。好在王本善十分聪明，业务能力又强，在单位上他很快成为业务尖子。他现在的兴趣是谈业务方面的事，他说：
“我主编的那本少数民族音乐方面的书，让我自己花钱出，我哪出的起？那些有权的出书，自然好办：找某领导批个字，三万五万，没问题。咱没权，只能找别的办法。”
“你找的什么办法？”我问 。
“我到民委文教处，找负责人一吹，让他支持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当然这是空的，实的就是把他也算成主编之一。我跟他讲，你对音乐不熟悉，把名字放在我后面。他一听，很高兴，说没问题。出了这本书以后，再找他拿钱出书，就好说点。”王本善满脸喜悦，为自己的成功，为自己的聪明，感到十分得意。
我说：“你真是当代的诸葛亮呵！”
王本善笑眯眯的，两杯酒下肚，想到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轻而易举弄到一笔出书款，真是喜不自胜！王本善属于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那种知识分子，一有机会，就喜欢吹嘘自我，有一次，他说他在少数民族音乐方面的成就，已经进入世界著名音乐家的行列。我怕他那种自大狂的毛病又犯，就赶紧把话题拉回来，问吴中英：
“文联的清查是怎么个搞法？”
“清查，估计这次不会像以往那样容易了。”吴中英说。
“为什么呢？”我问。
“为什么，你想，这次学潮牵涉面那么广，怎么清？就拿文联来说，文联党组自己的屁股都不太干净——在学潮进入绝食阶段，党组看到北京文艺界知名人士站出来纷纷表示支持学生，也就集体给中国文联党组写了一封信，希望由文联出面，呼吁中央出面接见学生。据说是我们文联党组书记赵大雄起得草。”
“没想到，像赵大雄这样平日紧跟中央的人，在学潮中也有这样的壮举，真是难能可贵！”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赵大雄在文联是党的化身，他已经不是文艺工作者了。（见博客《理想与信念的破灭》第2部分）
吴中英接着讲，在六四以后，省文联的刘筑荣写了一条横标，上面四个大字是：“党耻国难”。现在干部考察小组已经把这条横标定为“反标”。考察小组找刘筑荣谈话，让他交待横标上写的四个大字是什么意思。他说，“党耻”，我是指赵紫阳分裂党中央，支持动乱。“国难”，我是指动乱和暴乱给国家带来了灾难。考察组的领导听了，说他不老实，是狡赖和诡辩。但他说，我这样讲，你们不相信，那我也没办法。谈话以后，他好像也并不紧张，一付无所谓的样子。开会时，他就坐在书记赵大雄旁边，呼呼睡大觉。要是在毛泽东时代，刘筑荣早被抓起来了。即使不抓他，他恐怕也是吃不好，睡不好，提心吊胆，日子难过……
“是啊，时代不同了。不过听说只有梁伯林和周正莉没上街？”
“梁伯林这个人谁不知道，他一向是左得很。五七年在大学读书时，听人说他就想把老同学周建荣打成右派。毕业后两个人一起分到省文联，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给周建荣贴大字报，说周建荣是‘漏网右派’。你想一想，都到什么年月了，他还想把人家打成右派？可见梁伯林从大学时代就是一个极左人物！”
梁伯林瘦高个子，尖嘴猴腮，三角眼，样子就像电影戏剧中的反派人物。此人五十年代末期从中文系毕业，分配到省文联当文学期刊编辑。从大学毕业到如今，三十多年中，没听说他写过什么文章发表。但他坐在编辑位子上，却一直充当文学作者的老师。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此人虽然写不出什么东西，业务上不行，但嘴巴却能言善辩。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在业务上不会有什么成就，便在政治上狠下工夫，在八十年代中期，他终于入了党。八十年代末，他被提拔成省文联副秘书长，成了文联里一个指手画脚的人物。
不过，中国的文联虽然是个类似衙门的机构，可在那里人们敬佩的是有才气有作品的艺术家和作家，对只能吃政治饭而没有作品的人，人们内心深处是看不起的。这正如在高校中只会摆架子整人而教不了书的政工干部一样，是永远无法受到人们的尊敬的。
吴中英接着说，在会上，著名作家刘宽厚过关检查时讲，我参加过一次游行，没人喊我，是我自愿去的。刘宽厚讲到这里，梁伯林便插话说：
“周宽厚，你咋没和学生接触？那天周正莉到我办公室说，有两个师大的学生在作协办公室和你谈话，谈的全是学潮方面的事。”
刘厚宽马上说，那是四月二号，离发表定性动乱的四二六社论还有二十多天。你想在这上面作文章，办不到！
梁伯林还不知趣，进一步对刘宽厚说，刘宽厚，你不要这样狂嘛！
周宽厚也不客气，他说：对别人，我不敢狂；对你梁伯林，就可以这样狂！
党组赵书记在旁边只好和稀泥，两边安抚：说有话好好讲。估计梁柏林心中也清楚，这次清查再不能与以往的运动相比了，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拨乱反正，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人们已经完全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提心吊胆怕整了。他是个聪明人，已经认识到能睁只眼闭只眼的时候，再认真就没必要了。所以，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梁伯林入党没多久，就由副秘书长提为正秘书长。明年就六十岁，要退休了，他想趁这次清查运动，能够立功，再往上爬到正厅级，岂不是就功德圆满了吗？
省文联还有已经退休的鲁正茂，发言也是左得要命。在清查到罗大书时，罗大书否认六四以后参加过上街游行。鲁正茂说，罗大书你不老实！批林批孔那会儿，你整了那么多黑材料，粉碎四人帮以后，你就不想交出来。当时公安厅一个处长讲，捆他一索子他就老实了！没办法，你才交出那些黑材料。现在明明有人看到你六月五号参加游行，你又是不承认。莫非现在还要公安厅来人捆你一索子，你才承认？
旁边有人说，鲁先生，你不能这样讲，你年纪大了，看走了眼，或者记错日期的可能性也有。你这样讲，动不动要捆人，这不是仍然主张逼供信吗？
另外一个人讲，是呵，罗大书只要没有参加组织策划，即使参加了游行，也仍然是教育问题。你没看报纸上中央领导接见外国人的讲话吗？
大家七嘴八舌，会开不下去了。主持会议的赵大雄赶忙说：“罗大书接着讲。”
我问，你们清查小组的负责人是谁？
吴中英说，是省报已经退休多年的总编辑，这次又把这批老左派请出来，让他们搞清查。因为这次邓小平镇压学生运动主要是依靠老一代，现在搞清理干部队伍，当然也只能依靠这批老家伙。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满脑子都是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整人个个是行家能手，经验丰富得很。
王本善说，其实这些老家伙有些对邓小平也不满。有人就说：老邓搞一刀切——六十岁一律都退，不管你身体好不好，工作需不需要，我们都成了刀下肉。他自己咋不退？所以，中国的事不能认真。这么多年，我得出一条经验，一个人要不犯错误，唯一的办法就是：任何时候都坚持和中央保持一致，比如党中央要我打倒刘邓陶，我就打倒刘邓陶。党中央说林彪是最可靠的接班人，我就坚决拥护林彪。党中央要打倒四人帮，我就跟着批四人帮。党中央要我拥护江泽民，要批判赵紫阳，我就坚决按党的指示办！只有这样，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心想，一个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人格贬低到这种程度，不是太可悲了吗？你王本善的机会主义发展到这么没有原则地步，谁还看得起你？……但大家都是朋友，没必要进行伤和气的争论，所以就说，干脆把全国人民都变成没头脑的电脑，党中央输入什么程序，我们全国人民就按中央的程序运行。当年毛主席的理想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今天把“毛主席”几个字换成“邓小平”就行。
吴中英说：“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1989年9月15日)
注：关于梁柏林其人，见博客《理想与信念的破灭》第2部分《文联戏剧艺术研讨会》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