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的 清查运动（1）

六四后的清查运动1

  中共从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逐渐形成一套审查干部、惩治异己和控制思想的方法。这套方法在高华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建国以后，这套方法一直延续使用。正是这套方法加上一系列整人的所谓群众运动，如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整风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等等，在中国造成了无数冤假错案。然而，江泽民上台以后，不顾毛泽东时代的惨痛教训，不顾经过十年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所造成的新形势，重新把毛泽东那套审查和整人的方法拾起来，大搞所谓“清查运动”，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制造新的冤假错案。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已经看透了毛时代这一套手法的阴险和恶毒，人们不约而同地加以抵制，弄得那些紧跟党中央的党棍和政治投机分子一筹莫展，左右为难，经过半年的折腾，不得不草草收场。这场清查运动的结果是，共产党失去更多的民心，为以后网络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对共产党的不满和批判埋下了种子。笔者在这里将当年如何搞清查运动的记录发表，供读者观赏，也为历史留一点资料。

清查运动开始前的序幕

暑假匆匆而去，新的学期就要开始。开学前，在打扫学生宿舍时，有人发现在学生寝室里，墙上写了这样一些字：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要回还！”

总之，是一些发泄不满情绪的短语短句。还有人画了一个半裸的女人，把嘴巴和两个乳房标出来，写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等。

打扫宿舍的临时工看到以后，反映给学生处的负责人，学生处的负责人又汇报到党委。党委王书记原在省委组织部的高教处当处长，八八年调我院任党委书记。他六十年代毕业于省内某高校中文系，一直在党政机关任职。有人说他是个“风向标式”的人物，不过，在中国要当官，不是“风向标”行吗？他来到高校之后，恰逢全国的学潮风起云涌。王书记从处长到院党委书记，按人们通常的说法，是由县团级到地师级，成了高干，内心自然不胜喜悦。可是从机关到学校，也有点类似于从参谋部到炮火纷飞的第一线，不免有些提心吊胆。

学潮起来之后，王书记自然按照上级指示，对上街游行的学生进行劝阻，可大学生们对他苦口婆心的劝说，几乎是不屑一顾，有的甚至嗤之以鼻。所以，他当时显得可怜巴巴，面对大学生们义正词严的驳斥，他几乎是理屈词穷，无能为力。直到北京的军队用机枪坦克把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驱散，王书记才松了口气。在学校进进出出，再不是灰溜溜的样子，而是显得神气起来。所以，当学生处负责人把学生寝室墙上的所谓“反标”汇报给他时，他回到党委办公室便召集院党委开会。

会上主管教学的姜院长说，这些学生乱涂乱写的东西，无法断定是针对什么人，也许是针对某同学，某班干，或学校某人。至于女人像上的无聊玩意，也没必要认真……姜副院长是个学者型领导，一贯强调实事求是，对左的一套甚为反感。

但中国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势，或者说是一种习惯，那就是“宁左勿右”。特别是想在运动中向上爬，或者是要表现自己立场坚定，紧跟中央的人，自然不会支持姜副院长的意见。于是便向市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局派人到学生宿舍拍了照，取了证，立了案，开始了侦察……

昨天，我碰到中文系的小程老师，问公安机关侦察结果如何？他说：

“已经查出了两个学生。”他看了看周围没人，小声说，“其实，这种事本来可以不必宣扬，那些东西擦掉就算了。你不报公安局，他会立案？”

“不汇报，不报案，怕自己犯错误啊。有人还怕丢掉乌纱帽，怕降级。”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然后问，“那么这两个人肯定要抓了？”

“听说都抓了。另外，还有一个家在草甸，回到家乡后，在赶场天他向群众演讲，介绍北京的六四事件，结果也被当地公安机关抓了。”小程很平淡地讲。

“除了被抓的以外，其他那些参加游行的学生怎么处理？”我问。

小程说，毕业班的有些学生档案还扣在学校里，因为暑假忙不过来，等学校把他们六四前后的活动情况写进档案，再寄到各地教育部门主管单位。凡参加游行示威、演讲、开追悼会的人，不管是组织者还是参加者，都要记录在案。这对他们的分配、调动都会有影响。

小程还说：“开学以后，这次要求先停课学习一个星期，学习邓小平的讲话和中央文件精神，然后进行清查。我是88级一个班的班主任。我最担心的是，如果大家都不发言，我怎么办？学校党委要求班主任要做启发发言，你想我能谈什么？照报上讲，学生会听吗？另外，我连个党员都不是，自己的思想都跟不上形势，我怎么能去做学生的工作？这不是笑话吗？所以，我认为党委应该派党的好干部来当专职班主任。像我这种人，只管教我的专业课就行……”

小程年纪40岁左右，接触中，觉得他是一个很诚实，为人很正派中年教师。不过，谁是什么样的人，他心中有数。所以，他见理科总支书记牛某走过来，小程就赶紧闭上嘴，和我分手了。牛某是教数学的，是学校院党委成员，现在是清查小组成员，大家都说他左得很，文革时期曾经和那些工人参加过镇压对立派的活动。这次清查运动他希望能够官升一级——从正处级到副厅级。他个子不高，黑黑的，有正教授职称。平日见面，他喜欢和我闲聊几句。我问他：“这次清查要搞好久？”

他说：“完成任务为止。”

“像我这种参加过游行，又捐过款的人，是不是要检查交待？”

“文件中有规定，一种是依靠对象；一种是教育对象；第三种是打击对象。”

“我属于哪一种对象？”

“这次重点是党内处级以上干部。你是非党员，只要认识好，还可以依靠。”

我心想，我从来就没当过依靠对象。

                                                                                                （1989年9月4日）

在学生中进行“秋后算账”

学潮期间，即五月十八日的各种报纸上，均在显著位置上登载了一篇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书面谈话。这篇谈话很简短，主要是肯定“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同时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并保证“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而且特别提到“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

然而，几个月后，随着赵紫阳的垮台，这篇保证不搞“秋后算账”的书面谈话就不算数了。所以，有的老师说，这种出尔反而毫无信义可言的行为，只有卑鄙的小人才干得出来！

小程告诉我，87届毕业生回到县里，县领导只要看到档案中有“参加过上街游行”的字样，便按中央文件的指示精神，把这些学生分到最贫穷、最落后、最偏远的地区去教书。我们学院是一所成人高校，来读书的基本都是中小学教师，有些还是县城重点中学的骨干教师，他们一般年轻，有上进心，来这里取得本科文凭以后，回去一般都会成为学校里的教学骨干。但他们没想到，从下边基层来到省会城市读书深造，恰赶上六四学潮，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他们怀着满腔热情参加了游行示威，而得到的结果却是“犯了政治错误”，就像当年的右派分子一样，被发配到更偏远的穷乡僻壤，有的还带着老婆孩子。有些骨干教师，即使原来他们所任教的中学领导打报告，希望教育主管部门高抬贵手，准许他们留校上课，县领导自然采取宁左勿右的方针，坚决按中央文件中的指示，坚持把他们发配到边远山区。

“这实际上不就是一种惩罚？一种‘秋后算账’吗？”

“谁说不是呢？”小程说，“正因为这样，现在回校上课的88级学员，都有些人心惶惶——凡参加过游行示威，写过小字报，发表过演讲，或参与过组织游行的学员，无不提心吊胆，担心毕业后也被“充军发配”。咱们学校一些人对毕业生和回来的在校生，都不肯放过，坚决要求他们在思想小结中写清楚：是否参加过游行？是否发表过演讲？是否印制及散发过‘反动’传单？是否参加过组织策划？等等。现在学生都竭力回避‘参加过游行’这几个字。有的学员写‘围观过游行’，或是写‘跟随游行队伍看过热闹’之类。”

我问程老师：“作为班主任，你怎么办？”

“怎么办？领导要求报上街游行学员的名字，我只好去统计。他们的思想小结让我签署意见，我只能写‘同意本人意见’。我的罪真是受够了！”他满脸无奈。

“这些学员在讨论时发不发言？”我问。

小程笑了：“没想到，平日有些沉默寡言的学员，讲起话来还很精彩。比如有个学员讲，头几天，我患感冒，脑筋也不大管用。感冒好了以后，通过学习，头脑逐渐清爽一些，认识到要注意大气候和小气候（全班大笑）。我叫他们小声点，严肃点。他接着说，要不是邓爷爷派军队把北京的暴乱镇压下去，方励之、严家其、吾尔开希就要上台。那就要亡党亡国了……”

小程讲，通过这些学员的发言，还有他们六四前写的小字报，我觉得他们是一批很有头脑，非常爱国的青年。他们现在的处境十分令人同情。你想想，他们心理上的压力多大？学校强迫他们认罪悔过，在恐惧中让他们改变观点，让他们服服帖帖。紧接着，明年毕业后，等待他们的又是政治上的迫害——在工作上，工资待遇上，住房上，都要给小脚鞋穿。这和五七年打右派也差不多少。

我说，是啊。本来党中央说不搞“秋后算账”，现在搞得恰恰是“秋后算账”。这样出尔反尔，怎么不逗人恨？！

    小程也说，四五月份，广大学生上街，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支持学生，他们那时仅仅是对党和政府中的腐败表示不满，他们满腔热情地走上街头，奔走呼喊，无非是引起政府的重视。然而，六四事件加上这种“秋后算账”，则使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幻想彻底破灭，变成绝望了！                                                            

                                                                    （  1989年9月6日）

      “教育问题是独裁性质的政权着重抓的，它通常将学生们视为危险的滋事群体，教育体制的目的是巩固政治忠诚而不是激发青年的创造性才智。”

——本·安德森《“奇迹”背后的幽灵》，《读书》，1998年第8期

附记：出国前，有一次在大街上，碰到一位我院89届中文系的毕业生。当年虎虎有生气的他，已经显得有些苍老了。在闲聊中，他告诉我，就因为在我院读书期间，参加了几次示威游行，档案上写了一笔，回到县里，就把他发配到最偏远的山区中学区去教书。他和妻子拖娃带崽到了那个交通闭塞的地区，过的是半原始生活。他说，有的同时被发配的老师，因为县政府有关系或者花点钱，活动活动，都回到原来的学校。我既没关系，又没钱，20多年，一家人仍然在那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挣扎。半辈子快过去了，57年打的右派20年后都平反了。我们这些人当年出于爱国，上街游几次行，就永劫不复，这叫什么社会？说完，他感叹：我终于明白，什么叫苛政猛于虎！分手后，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中想，当年清查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除恶务净，不留后患”。24年过去了，这些受害者会甘心吗？假若他们能上网，难道他们不会控诉这种迫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