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九零五年
一、东京·仙台
1905年，二十四岁的鲁迅在日本仙台的医学校里，看了中国人做看客又做刀下鬼的幻灯片，当下如一道闪电，晴天霹雳，中国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从此准备着“翻开新的一页”。按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的说法，在这次顿悟之前，他原本真是打算做医生的。
这段鲁迅思想轨迹几乎家喻户晓，但置之当时当地的环境，却不能不说鲁迅从一开始就显露了他的卓尔不群。1902年，章太炎会见孙中山，欲在东京举行反满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因为日本警察阻挠，后改在横滨举行。1903年1月20日，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浙江潮》，同年5月，留日学生钮永建等人以拒俄为契机，正式成立“军国民教育会”，其局势之如火如荼，并非一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可以概括的。1905年1月，宋教仁在东京创立宣传革命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同年8月13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推孙中山为总理；10月6日，留日学生召开戊戌庚子死难诸人纪念会；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12月8日，陈天华为抗议日本颁布留学生取缔规则，于东京投海自杀。1905年的日本，尤其是东京已经成了一个沸沸扬扬的中国革命大本营，鲁迅的留学生同学中的激进分子早已摩拳擦掌，孙中山终于完成和留学生群体的整合，这些无疑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件划时代的大事，然而所有这些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大事件、这些著名的印刷品、人物和热烈的气氛全加在一起，居然都不足以彻底改变鲁迅。他虽然在1904年加入光复会，但又独自在这一年离开东京，跑到一个中国人都没有的仙台学医学，然后靠着一个转瞬即逝的课间幻灯片在1905年顿悟了自己的道路——这似乎也说明，鲁迅是容易受到意外刺激的。
鲁迅刚到日本的时候，也曾去会场听慷慨激昂的演讲，听到一位当时的热血青年后来的党国元老在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西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众听了都大笑，鲁迅却对这句俏皮话顿时“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也不外乎嬉皮笑脸”，鲁迅觉得，“演讲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1〕。此时的鲁迅，年纪当在二十出头，能在众人皆笑的时候独独感到没趣，真是冷静得可以。在散文《范爱农》中，鲁迅两次用摇头来表示对刚到的留学生的不满，仅仅因为他们的行李中有为师母带的绣鞋以及他们在车上礼让。这里见出，鲁迅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内心里反感和抵制一切轻薄、无聊、迂腐的言行，而且惯于俯视一切，睥睨群小。但同时，他听演讲一言不合，就觉得留学生不过如此，不再顾及演讲的全部内容，也暴露了他敏感、偏激、喜欢冷嘲的天性——毕竟吴稚晖并非浅薄之辈——预示了他后来喜欢从小处攻击对手的习惯，正如他自认“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2〕。
在1923年，鲁迅已经成为名作家的时候，他在致孙伏园的信中，说自己“交际太少”；1924年，在致李秉中的一封信中，他又坦承自己“我这里客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他分明是矛盾的，喜欢独处，但又渴望别人的倾听。从某种意义上，鲁迅的性格甚至是被动的：“肯”字就表明，鲁迅期待着别人来主动找他，而他来接受，否则他就生活在自己孤寂的思考中。鲁迅的同门师兄许寿裳的回忆似乎也表明这一点。许寿裳在东京的日语补习班编《浙江潮》的时候，向鲁迅约稿，鲁迅第二天就交来了一篇《斯巴达之魂》，许寿裳称赞鲁迅“不谦让，不躲懒的态度”〔3〕。但这里也可见鲁迅并非是非常主动的，他既没有去编《浙江潮》，也没有主动投稿。周作人曾在《民报》发表两篇翻译作品，而纵览《民报》撰稿人，并不见周树人之名。即使是《狂人日记》的缘起，也是因鲁迅的学友钱玄同敦促的结果，因为一想到“铁屋子”，鲁迅不免悲观且悲凉。再到后来，鲁迅曾说自己是在“听将令”，看来他也明白自己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处在被动、被牵引的位置上。是啊，即令做了“旗手”，又何尝不是被大旗所左右？再跳回去追溯，鲁迅在十三岁这一年，家道忽然中落，他寄住在亲戚家，有时被骂为乞食者，而这种境况与过去是天壤之别，使他过早地就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从这个时候的刺激开始，就注定了鲁迅对他人和群体始终保持警觉，很难轻易成为激昂的附和者。
仙台的幻灯片打中了鲁迅藏在内心的真正困惑。其实，在鲁迅离开东京去仙台之前，他后来的思想就渐露端倪。许寿裳回忆说，鲁迅在1905年以前就曾对他谈到三个问题：
1．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2．中国的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3．它的病根何在？
因此，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鲁迅竟然没有问一个和最紧迫的政治相关的问题，没有问如何推翻清朝，建立共和，而是带着三个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去仙台，他似乎已经预见了他身边的革命者是未必能解决好这三个问题的，而后来果然验证了。这几个问题也为鲁迅十多年后的一系列小说奠定了思想基础。按许寿裳的说法，鲁迅当时说过，他志愿学医，正是要从科学入手，解决这三个问题，这与鲁迅本人在《呐喊·自序》中的说法一致：“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他又说，原计划是既要救治病人的疾苦，一面“又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这让人觉得，鲁迅的人道主义曾经系于两端：救身体和救灵魂，1905年的鲁迅，一步就跨了过来。但鲁迅又并非没有反清革命的欲望，他在一次从仙台回东京的时候，专门去瞻仰明末大儒朱舜水的遗迹。朱舜水因坚决抗清而终老异域，鲁迅非常崇敬他的人格，在《藤野先生》里还专门提到他。然而，仙台时期的鲁迅又曾经为了美观而将血管绘得移位，受到藤野先生的批评，他的骨子里还是有一种文人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情绪化，有时与实证科学并不合拍。
二、章太炎·鲁迅
鲁迅转向文学后，1907年作《文化偏执论》和《摩罗诗力说》，讲求个性，承认天才。其时，章太炎也力倡以主观精神和道道力量作为革命动力，甚至直接提及尼采的超人思想。1908年，章太炎在日本开班讲学，前往受业的学生中鲁迅、许寿裳、朱宗莱、朱希祖、黄侃、钱玄同、钱家治、周作人等同班听讲。章太炎在诸弟子中，最为推崇的是黄侃〔4〕。章太炎有学术救国之心，“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而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效”〔5〕。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自己前去听章太炎讲文字学的原因是“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是因为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听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一原因是值得玩味的，“有学问的革命家”，意味着学问和革命对鲁迅来说同等重要。在一封1934年的信中，鲁迅对杨霁云说：
记得清朝末年，也一样的有叭儿，但本领没有现在的这么好。可是革命者的本领也大起来了，那时的讲革命，简直像儿戏一样。
鲁迅向往和支持革命，但对清末革命的实际实有很大保留。因为他反对任何人把革命弄成一场“嬉皮笑脸”的“儿戏”。但是他从此与章太炎结缘，以“骂人”闻名的鲁迅，独独对章太炎在有所批评的同时给予相当的肯定和推崇。在章、鲁相见前的1907年，章太炎与孙中山分裂，其中既有工作分歧，也有门户之见的因素。和当时的许多革命者一样，章太炎有着相当深厚的地域歧见。他曾对援助过他的四川人吴玉章说，“同盟会中只有四川人才是好的，才靠得住”。吴玉章认为门户之见是章太炎走向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6〕。鲁迅是否有地域情结，不敢妄估，但在鲁迅、周作人、许寿裳与章太炎之间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基于同乡因素的纽带。
联系到“有学问的革命家”一语，可以想象当孙中山和章太炎已经公开分裂的时候，二十几岁的鲁迅在内心，从同乡角度也好，从学问的角度也罢，都是倾向章太炎，并认为孙中山的“学问”有所欠缺。能让鲁迅服膺的高标准，只有章太炎符合，即是许寿裳所总结的“是革命元勋，同时是国学大师”。这诚然也是事实，从小在国外读书，又学习医学，从事职业革命的孙中山，对中国国学，既无师承，又无学术意义上的发展，自不可与身为“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胡适语）的章太炎相比。孙中山所主要依赖的革命力量，一为海外华侨，一为秘密会社，在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中，确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太看得起孙中山的。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孙中山的农村背景使他缺少现代领袖的权威，在他们的眼中“孙中山所受过的教育等于毫无教育”〔7〕。日本时期的周氏兄弟绝对不是孙中山的直接追随者，甚至没有交往，但他们后来对于孙中山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周作人说：“我未曾见过孙中山先生一面，但始终是个民族主义者，因此觉得即使他于三民五权等别的政治上面没有主张及成就，即此从中国人的脑袋瓜儿上拔下猪尾巴来的一件事也就尽我们感激和尊重了。”〔8〕鲁迅则认为：“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俱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部是革命。”鲁迅承认，他的那句“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的格言，就是针对孙中山和革命者而言。最令鲁迅感动的，是孙中山临终前仍拒绝服中药，虽然一般人“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9〕。这个事例，当能够为唐德刚所说的孙中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人”再加一个注脚。
自1908年成为章太炎弟子后，鲁迅与章太炎的交往和精神联系一生都没有中断过，直到鲁迅去世前一天，还在写关于章太炎的文字。1909年，钱玄同着手助章太炎刊刻《小学答问》，鲁迅于1911年初寄刊资十五元，书于当年印行。1912年，鲁迅和许寿裳赴贤良思拜望章太炎。1913年，鲁迅向友人索章著《文始》一册。同年，在教育部供职的鲁迅和许寿裳联名提议，以章氏手定的切音工具作为注音符号，至今台湾还在使用这一汉语注音系统。1914年8月22日，鲁迅和许寿裳又探访章太炎。这一年的鲁迅日记中，有两则关于收到和寄出《小学答问》的记载。1915年鲁迅的活动中，在一，二两月内就有两次拜访章太炎的记录，《小学答问》不断地出现在鲁迅的日记中，作为他赠送友人的礼物。1915年6月17日，章太炎手书一轴赠鲁迅，“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却守神，以物为量。书赠豫才。章炳麟”。1916年，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表达对章太炎的困窘处境的同情，议会否决了浙江图书馆以六千金雇人刻《章氏丛书》的动议，鲁迅叹息说，“国人识见如此，相向三叹！”一直到1932年，鲁迅在上海旧书店里看见章太炎的《文始》，“黯淡垢污，在无聊之群书中，定价每本三角，为之慨然”，于是买下来，赠给许寿裳，“亦一纪念也”。
这种密切似乎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师生之谊，况且，以鲁迅的性格，也不必拘泥于旧式弟子的忠诚。事实上，章太炎本人因为从事革命，后来就在思想上和自己的老师俞樾分道扬镳了。鲁迅对章太炎的倾向也有不赞同之处，比如章后来的文集中不收入有战斗性的文字，俨然成为一“儒宗”，鲁迅本人对他专弄古文字的“小学”也不太感兴趣等（所以调侃一番“茴字有四样写法”）。两人的经历和性格也不完全相同，章太炎对金钱没有概念，但鲁迅日记中记账却极为精细；章太炎狂放，鲁迅更审慎；章太炎从过政，鲁迅只能算是政府职员。但在内心，鲁迅和章太炎的精神气质却有太多相通点：一样的孤傲，一样的怀疑，一样的疾恶如仇，一样的永不妥协。鲁迅专门强调“中华民国”四字本为太炎首倡，他评价章太炎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上的还要大。”又说：“战斗的文章，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鲁迅本人，显然也是以自己的战斗文章为骄傲的。章太炎在同盟会时期就以骂人闻名，而鲁迅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骂遍文坛，并且夫子自道：“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不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骂。”〔10〕
能让鲁迅佩服的章太炎，除却革命加国学，还有一条，即百折不回的精神病气质。就在二人交往较频的1912年，章太炎就已经被革命党的《民立报》在标题中称为“章疯子”〔11〕。1914年的《时报》甚至警告说，如果不把章太炎放出北京，恐怕北京人都将传染疯气。章太炎所干的诸多疯事之一，就是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记叙的“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以及大闹总统府，砸毁物品。鲁迅自己虽不如此，但并没有以此为无聊，而是从中发现，真话往往就是被视为疯子和精神病的人才说得出来。正是章太炎本人也在演讲中承认的，“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精神病人，断不敢想，就是想也不敢说……”鲁迅也致力于探索“疯子”气质，以及产生“疯子”的社会根源。当1918年，鲁迅开始写《狂人日记》的时候，恐怕脑子里想到的，除了他自己承认的果戈理已有的《狂人日记》外，就是章太炎的影子。周作人曾经说，鲁迅的“狂人”的原形是一个有迫害狂症的亲戚。但这种解释仅止于对病症的描写符合科学和生活逻辑，并没有进入其精神实质：一是吃人，二是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中，正是“疯子”才看见和说穿了事情真相。在《药》中，鲁迅更进一步揭示，所谓“疯子”的称谓，往往是愚昧的庸众加之于智者的。当康大叔描述夏瑜在监狱中对红眼睛阿义说“大清的天下是大家的时”，“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驼背五少爷”都恍然大悟，一致同意这是“疯了”，“疯”字连续出现四次。大约是受此倾向影响，傅斯年曾在《新潮》第四号作过一篇散文，名为《一段疯话》，结尾有言，“我们最当敬重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像是在回应《狂人日记》的题旨〔12〕。三十年代，在一次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鲁迅竟罕见地称赞说，“他太伟大了”，“即使他是神经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13〕。
“狂人”是彻底揭穿“仁义道德”的本质的，章太炎固然不可能如此极端，但也是一直怀疑和批判儒家道德的可靠性。1906年，章太炎即批判儒家病在“以功名利禄为心”，并指出被康有为奉为教主的孔子“趋时”、“湛心利禄”。1910年，章太炎的《儒道》一篇又专门揭露儒家的巧伪。在同年发表的《庚戌会衍说录》中，他直接说孔子的学生中有道德的很少，宋代的理学先生二程，却偏偏教出邢恕、蔡京等人，名字列在《宋史·奸臣传》里。而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自己是“绝望于孔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这表明鲁迅的疑孔，还在1905年之前。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说孔子弟子三千，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真可相信的只有一个人，与同一时期的章太炎思想都是暗合的。章太炎最欣赏魏晋文人〔14〕，鲁迅则被称为“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章太炎对儒道两家都有批评，但1904年在监狱中曾专研佛学。这一点与他本人思想演变有关，也影响了鲁迅。鲁迅从1914年开始读佛经，曾赞扬佛祖是大哲，明白启示了他人生中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15〕，《野草》中，就有不少以佛教故事和精神为蓝本的作品。在《故事新编》的《出关》中，鲁迅写老子因为与孔子道不同而出函谷，他在杂文《〈出关〉的“关”》中承认，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鲁迅在杂文《名人与名言》中引用了章太炎的话，对太炎有所议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但在结尾的时候，就立即谦恭地说：“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鲁迅实在看得很透：不论是他自己的骂，还是章太炎的疯，都像阮籍和嵇康的“魏晋风度”一样，不是本态，只是“不得已”的。
三、鲁迅·萨特
正当鲁迅在日本弃医从文的1905年，在德国，年轻的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西方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让·保罗·萨特也在1905年诞生于法国。萨特和鲁迅一样少年丧父，和鲁迅一样貌不惊人，身材矮小，然而内心充满张力。同时，萨特和鲁迅一样横跨文学和哲学，也和鲁迅一样早年受尼采思想启迪（对萨特而言，来自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更多些），关注人类存在的焦虑、虚无和荒谬感。两人都在中年后左倾，介入政治，成为激进青年的精神导师。由人道主义入存在主义，又进而转向马克思主义，鲁迅和萨特走了一条相似的精神历程。仍然和鲁迅一样，萨特的逝世引发了悼念的浪潮，其后却又慢慢地从神坛上走下来，开始接受人们的怀疑、批判和否定，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鲁迅在哲学上的成就固然不能和萨特相比，但《野草》实在是哲学的，《过客》尤被看作是存在主义的〔16〕。甘阳先生似乎说过，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实在是知人之论。但是，鲁迅的哲学显然是受二十世纪德、法两国唯心思想，而非英美实证主义的影响。因此，在鲁迅和萨特间存在某种暗合，而鲁迅和胡适的分歧，则未尝不可以看成是欧陆存在主义哲学和自约翰·洛克、大卫·休谟直到杜威的英美实证哲学在中国的交锋。
鲁迅在1905年前后进行的关于完美人性的抽象思考，其发展在《一件小事》中又露出端倪，即在劳动人民身上发现崇高。在三十年后，也即其逝世前一年的1935年，他最终找到一种制度意义上的答案。这一年，鲁迅在1935年答“国际文学社”问时宣布：“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会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了勇气了。”这时的鲁迅，由于思想的不断转型，显然完全超越了章太炎和1905至1908年间的自己，因为他已经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思想的出口。但是，向来多疑且明辨的鲁迅持这样不容置疑的肯定语气多少令人诧异。胡适可以以自己亲眼所见来谈论美国的所得税和股份制，而且胡适还有在莫斯科住过三天的经历，但鲁迅除了来自苏联的宣传和他人的见闻外，毕竟没有任何对苏联到底有多成功的感性知识。但鲁迅的确曾经为革命暴力作过辩护，他说：“然而，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17〕这样的说法，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何其相似！或者，正是因为黑暗势力诋毁革命和进步，鲁迅才刻意以一种逆反心理作如此表态！为什么鲁迅会对一个他从没有亲眼见过，没有经历过的地方如此“确切的相信”？难道这里仅仅又是一种青年时期就养成的心理习惯使然：对周围眼见的一切容易持怀疑和批判态度，但对没有见到的反倒保持幻想和希望？他曾说他离开故乡的原因是“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在1926年11月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再次表达出这种似乎不太符合逻辑的浪漫主义：“希望全在未见面的人们。”〔18〕
一位美国哲学教授在其著作中对萨特1952年改宗马克思主义曾提出了类似的疑问：为什么萨特愿意将他追求的自我自由置于党的权威之下？他的回答是，因为萨特只能在马克思主义中才能找到对荒谬的存在的救赎，并通向终极自由。以此来看鲁迅，也可以尝试着回答，鲁迅未必在真的迷信某个国家的具体实践，但是他相信，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解放的诺言中，他寻求的“理想的人性”才可能最终实现。首先，马克思主义对旧社会的无情批判完全符合鲁迅的要求。其次，马克思关于人与物、人与人的异化和疏离这一命题的探讨，正是萨特和鲁迅共同关注的核心。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以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为标志，已经实现了从个体意识到阶级意识的演进。鲁迅也在自身的体验和反思中，逐渐将早年对个体存在的关注提升为有组织的集体、社会和阶级意识，从“超人”转向了大众，这一步假若不跨过来，则苏曼殊式的自暴自弃就可能在鲁迅身上重现。第三，萨特和鲁迅都注重行动和实践，而且两个人的思想都随时代而前进。那么，不论是作为救赎人类的出路也好，作为批判的武器或行动的指南也好，还有什么能比后期马克思主义看起来更为有力呢？“他人即地狱”的观念何以能导致萨特所追求的人类解放？这一理论困境恐怕也是作为存在主义宗师的萨特自己改宗转向的根本原因——高度自我和唯心的存在主义毕竟难以提供一个群体救赎的出路。
但是，萨特最终其实是认同了左的专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出，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分为三个阵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法西斯专制和英雄崇拜的思想由卢梭、费希特、尼采一路而来。鲁迅和萨特的共同点则在于，从关注个体存在始，但最终摆脱了尼采而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但始终没有认同自由主义。我们今天泛泛地将鲁迅称为“自由知识分子”并无大碍，因为“自由知识分子”本身就很难准确定义，也可以用以指涉一种批判精神，但如果采用罗素提出的“自由主义”严格的学理意义——多元化、私有财产、分权制衡、思想宽容——则鲁迅并非英美式“自由主义者”，更像是一个德法式浪漫主义者、存在主义者乃至马克思主义者的混合。瞿秋白曾经明确指出，鲁迅是反自由主义的。而所谓“无阶级”，实质是追求绝对平等，按罗素的观点，这又恰好是浪漫主义的卢梭区别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洛克的地方。在现代中国，尽管鲁迅的深邃、犀利、奇谲都无人能及，但在思想和性情上最接近“自由主义”的，恐怕还得算是胡适之，乃至张君劢、张东荪、储安平一路人，而非鲁迅。今天的人们排除情绪和偏见，对鲁迅进行深入研究、考证的态度，正是胡适终生倡导的〔19〕。专制害怕的不见得是“犀利”，而正是冷静的考证。认识到这一点，则何以鲁迅成为极左时代的文化圣人，而胡适成为死敌，不就迎刃而解？
不少人曾担心地设想，假如鲁迅活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会如何，这种担心是建立在毛泽东如何对待他的基础上，似乎预先设定鲁迅会继续“批判”下去，可是，且不说毛对鲁有发自内心的推崇，为什么就不能设想鲁也会沉默而生存呢？既然高尔基可以把“不合时宜的思想”冷藏起来，和鲁迅并肩作战的宋庆龄都可以象征性地“大炼钢铁”，鲁迅为什么不可能沉默、蛰伏？假使活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鲁迅已经是古稀之人，以他的独特性格，既然可以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去抄古碑，在北洋政府中长期任职，难道就一定会和其他人一起去“大鸣大放”吗？更何况，写杂文是鲁迅的一生中为揭露旧社会所不得不做的事，并不是全部，他还有更多的整理、翻译、写作、编辑等事可做，以为他会必定响应号召，“赤膊上阵”，然后中箭落马，这表面上是把他“抬到吓人的高度”，其实是看低了他的复杂性。
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往往不在于其本身完美，倒在于他能将看似矛盾的东西完美地组合在一起。
注释：
〔1〕《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见《鲁迅全集》，下同。
〔2〕《华盖集·题记》。
〔3〕〔15〕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4、46页。
〔4〕〔5〕〔6〕〔11〕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4、295、289、416页。
〔7〕（法）白吉尔（Maria-CalireBergere）：《孙逸仙》，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8〕《周作人早期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9〕《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集外集》。
〔10〕《鲁迅全集·书信·致吕蕴儒》。
〔12〕见《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
〔13〕《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
〔14〕参见许寿裳《章太炎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6〕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17〕《〈争自由的波浪〉小引》，《集外集》。
〔18〕《两地书》。
〔19〕见胡适1936年致苏雪林的信。转引自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