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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给上海人带来这样的幸福生活

毛泽东给上海人带来这样的幸福生活

博客

 

 

东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给上海人带来了幸福生活,上海人至今还没有忘记这样幸福的生活。

 

60年代上海人是怎样过日子的。

 

当时的月收入:

 

年轻人:学徒12-18元(因里弄生产组、集体、国营的单位不同而异),转正后24-36元。

 

大学刚毕业:本科48.5元,大专约42元。转正后:本科58元,大专约52元。

 

中老年人:纺织女工:50-75元。

 

实际上当时拿一百多的工人也不少,各个老厂都有,纱厂上年纪的女工,工资也在一百以上,但都是解放前或解放初私营厂定的工资。这些老工人绝大部分解放后(到七十年代)没有加过工资。

 

上述资料说明了几个问题:

 

1.脑力劳动不被重视,到文革时已发展到薪酬部分倒挂,有个身边的例子:邻居两口子都是解放初工作的工人,工资70左右,丈夫考上了大学,带薪读书,(40多元/月)可毕业后工资反而比原来少了十来元,从此在家里抬不起头来。

 

2.56年全面公私合营,走社会主义道路后,城市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一直在下降,到文革时已降至近乎无法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城市固然在用剪刀差剥夺农村,但城市劳动者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

 

3.当时的制度是无法长期运转下去的。实际上很多人现在还在念叨的当时的退休劳保制度,是建立在后续劳动者成倍增加,平均工资急剧下降的基础上的。到文革后期这个游戏已经玩不下去了:不可能再成倍提供更多的劳动机会,平均工资也已降到了底。而政府完全没有为劳动者储存下养老基金。

 

所以改革根本是无可避免的。

 

“衣”:

 

一般衣料和衣服需要凭布票供应。每人每年一丈二尺,一般靠家庭内部按照不同需要,量入为出,调剂安排使用。比如说,年纪大的,穿着不必讲究,可以靠缝缝补补,不添置新衣服,省些给孩子用(孩子发育长大,打扮,或者结婚,耗量较大)。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照汇款金额发放“侨汇布票”、“侨汇票”。“侨汇票”可以购买到工业品和一些市场紧缺物品。

 

 

单位、工厂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动防护用品”,有:工作帽、工作大衣、套装工作服、围裙、棉纱手套、套鞋、毡皮靴......不等。不收布票和钞票。

 

“人造棉”布料可以不收布票,好看的就排队,售完为止。

 

“的确凉”(涤纶)布料,大概是按照其中含棉的比例凭布票供应。

 

被子的芯子,凭“棉花票” 供应。棉衣凭布票加“棉花票”供应。

 

 

当时上海流行穿中装棉衣,外面加“罩衫”。 男式“罩衫”蓝、灰两种颜色;女式“罩衫”可以花样多多,争奇斗艳。曾经流行女同志把衬衫领子翻到“罩衫”领子外面,一来好看,二来保护棉袄领子。

 

 

天冷时,脖子上套上绒线领套或者围巾,耳朵戴上耳朵套。

 

彩色被面、呢绒大衣、呢绒中山装、绒线、羊毛衫、牛皮皮鞋、套鞋、尼龙袜子、卡普龙袜子等等,凭“工业品票” 供应。“工业品票”的发放数量与工资收入“正相关”。

 

布鞋、棉鞋、布袜子凭布票供应。

 

有所谓“节约领”者,就是衬衫的“领头”,穿在里面反正看不见,可以省钱省布票。

 

 

又有所谓“765皮鞋”者,是猪皮制作,不须凭票,一般人买来上班,或者学生穿用。

 

“毛的确凉”裤子每条约20多元,“棉的确凉” 衬衫约10元;牛皮皮鞋每双约20多元;呢绒短大衣77元,尼龙袜子2.5元,羊毛围巾5-10元,混纺围巾2-3元;羊毛绒线20多元一斤,混纺的10多元。

 

 

当时曾经流行“元宝针”厚毛衣,男式的,一件需耗费绒线2斤;衬衫、夹克衫、卡其裤子等每件约10元;棉袄约15-30元;罩衫约10多元。

 

“住”

 

说到“住房”,上海大概算是全国最困难的了,三代人住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包吃包撒,并非罕见。一般情况,上海人多住在市区弄堂狭小拥挤的“石库门”房子。上者,有“新式弄堂”、“公寓”等;下者,有大量的“棚户”,就是最简易的小房屋,一般都是“私房”—— 国家不愿意接收这种简陋房屋。

 

 

典型的传统弄堂“石库门”房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底层:有前门和后门。前门进去,是一个小天井,4-6平方。然后进入“客堂间”,约20- 28 平方不等。一般比较阴暗潮湿。再深入,经过楼梯和小卫生间,到达厨房,约6-8平方。厨房有后门。

 

上一道楼梯,到达“亭子间”,约6-10 平方,朝北,阴冷。再上一道楼梯,到达二楼“房间”,面积与“客堂间”相等。

 

 

再上一道楼梯,就到了一个小晒台,也就是“亭子间”的房顶。再上一道楼梯,是“三层阁楼”,三角斜顶,“老虎窗”,人能够站得直得面积大约12平方。

 

 

这样得房子,原始的设计,是一家人居住,“客堂间”会客,二楼“房间”是卧室,“亭子间”和“三层阁楼”堆放杂物。结构和现在的“联体别墅”相仿。

 

解放前,“亭子间”往往就是许多穷文人租住的地方。解放后,一般这么一个房子会住进四家人,最多的听说有七家的(子女结婚“派生”而来,用“硬件”或者“软件”隔开 )。相对于“棚户”,这还算天堂了。如果男孩子住在“棚户”区,谈恋爱都大大的有问题:女方家长一般都要极力反对。

 

 

于是,你在“石库门”房子的厨房,会看到好几套灶台,不少白天各自上锁,怕邻居偷着用,还有各自的点灯开关。烧饭时候,抢占水斗洗菜淘米等,难免磕磕碰碰。互不相让就会造成“邻里纠纷”。再“升级”,找人来打架,砸东西。“武斗”吃了亏的,可能会搞“阶级斗争”报复 —— 举报对方平时的“反动言论”,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聚集(其实是来往亲戚),是“反革命地下黑俱乐部”等等。由简单的“邻里纠纷”攘成大祸的,并不少见。

 

当然,邻居的主流,还是互相帮助,互通有无。邻居有当医生的,当老师的,卖肉的,卖衣服的。。。都可以沾光。自然,你也得巴结着他们。一般的,烧了好吃的,大家分点尝尝,搞好关系。如今,人们住上了独立式的高楼大厦,怀念“石库门”房子的邻里热闹,自然就“过滤”了当时那些不方便的甚至痛苦的回忆,这也是人情之常。不过,怀念归怀念,任谁也不会真正要“回去”。

 

 

住房困难,青年男女的约会,一般是“看电影”。当然醉翁之意,不是要瞻仰《列宁在十月》里列宁的胡子啦。省钱的方式,是逛马路。再要省脚力,就是到外滩的凳子上坐着谈恋爱,那是上海著名座无虚席的“情人角”,一般不成文的游戏规则,是每张凳子上背靠背坐上两对。于是有传说,最后的结果,有对角线交错了谈成功的。这个当然很难排除,不过怕是想象力的成果居多。

 

恋爱成熟要结婚,是单位负责分配房子。一般,单位先调查男女双方原来居住的房屋面积。如果比较宽敞,不予分配。但可以出证明,让房管所帮助“间隔”分开。如果具备条件可以分配到一间8平方的“亭子间”作为婚房,就可以拥拥挤挤放进一套新家具和箱笼、缝纫机、马桶等物,床上堆叠摆放10-20床五颜六色的被子,当时算是十分荣耀,万分幸福的了。新婚之夜,洞房里的活计,首先要大费力气的,是把床上这堆被子搬开摆放到地板、沙发等合适的地方......

 

 

大街上常见的是“房屋交换广告”。有意图牺牲地段换取较大面积的,比如有子女要结婚。有以一换二,方便分家的......不一而足。如果认得“房管所”有权的人,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越换越好。

 

“行”

 

先说市内公交。公交一般分段计费,大致每4个站为一段。

 

 

当时上海有三种:

 

有轨电车,线路不太多,比较慢,但路线都是重要干线,比如1路车,由静安寺穿越整条南京路到虹口公园;8路车,由东新桥(广东路--浙江中路,靠近南京东路)经过秦皇岛轮船码头(往大连、青岛)到杨树浦底;而且价格便宜:3分、6分、9分、12分...... 无轨电车,4分、7分、10分、15分...... 公共汽车,5分、10分、15分、20分(这么长的线路不多)

 

 

上海人比较精打细算,一般会前面走一站,下车后再走一站,省下一段的票价。现在听起来,就3分钱,太可笑了吧?现在去买菜,给两个5分的硬币凑一毛钱,人家还拒收呢。可是在当时,省这几分钱乃是上海人民的共同实践,主要原因当然不是上海人特别“抠”,完全是因为经济条件啊!我们知道,当时工资收入的“流行配置”乃是36元!中老年人,家庭负担重的,还有不少是起早摸黑,步行一小时上班的。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是省钱。 说到公共汽车,上班的人不少有月票,每月6元(单位根据上班路程远近给部分补贴),上车出示一下就行。有月票的人当然就不必考虑“省下一段的票价”,他们会想法尽量乘得离家更近少走路。但是如果用自行车上班,就不会有月票。

 

 

当时没有出租车扬招,要车可以打电话预订,但一般视为奢侈,病人出院都不会叫车,只有产妇抱小孩回家,不愿吹着冷风,才可能会叫车,这种情况,邻居也能理解。结婚,是绝对不敢叫车的!

 

其它比较常用的就是人力三轮车,再要省钱,单位或者什么地方借来“黄鱼车”(人力三轮运货车)用用也是有的,再其次,就是自行车带人了 --警察要管的,最多带一段,下来走一段。过年的时候,一部自行车上面载着一家三口(一个小小孩子),车头挂着一盒大蛋糕,走亲戚,乃是当年上海的流行一景。 当然,最普遍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一部自行车的价格大致是150-180元,凭票供应。这个价钱,对比收入,绝对是一笔很大的投资!所以,大部分骑车人,爱护自行车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每天上班时间,用一个多小时揩拭宝车的,所在多有。这样的男人,你让他为自己的小孩洗澡他还绝对没有这么好的耐心和细致呢。还有自我规定下雨不骑的,不是怕危险,是爱护自行车。

 

还有极其少数的人(主要是有“外汇”收入的)会拥有机器脚踏两用车。轻骑牌或者上海牌,大约每辆600-800元。相对而言,其稀有和威风的程度,自然远胜过如今拥有大奔和宝马汽车!

 

市外的出行,主要是火车。上海到苏州,90公里,慢车票价1.2元,车行2小时,平均5分钟停一站。要乘快车,是以慢车票价1.2元为基础,加“加快费”0.6元(另外再给一张票),车行1小时左右。上海到西安,快车22元左右,车行约25小时。以上说的都不是卧铺,而是硬座。

 

 

那些年,不少人都会在长途火车上花去很多的钱,夫妻分居两地,探亲假以外再想团聚的;上山下乡回家探亲的(大部分家庭都会有)......不少人会说:挣来的钱都送给铁路局了,还哪有什么积蓄?

 

 

轮船比火车便宜,但费时间比较多,也有“水陆联运”的。上海到大连的船票,5等(散席)约9.3元,4等12元左右,大概是火车票的三分一。

 

“食”

 

首先是粮食定量供应,一般每人每月27-31斤。当年全国只有上海发行过“半两”的粮票。“半两”的粮票用处甚多,可以买一根油条(据说当时全国最大的油条是武汉的,一根油条要收二两粮票);或者一碗小馄饨;或者一碗鸡粥;或者一块“奶油”蛋糕(其实是白蛋糕)......

 

 

要购买米,光有粮票不行,还得带购粮证,到家里附近指定得粮店才能购买。每人每月27-31斤得定量,规定了供应大米和籼米的比例,这个比例每月在粮店公布。粮食不够吃的,会把自家的大米定量让给别人,交换得到对方的粮票。比如一斤大米可能调换一斤半籼米。 基本上,一切点心类食品,包括饼干,都是要收粮票的。

 

 

买肉凭票,是七十年代末才取消的。此前,上海每人每月“配给”猪肉1.50元,当时猪肉均价约每斤1元。认识卖肉的,让他在操刀的时候有所“倾斜”,绝对是当时上海人无上的荣耀。而当时对于猪肉的这些“执行总裁”们,气势之盛,也绝对不亚于水浒中的郑大官人!

 

购买熟食的话,0.50元的一张肉票,可以买到比如说0.80元的熟肉(红肠、叉烧之属),这也是合理的,因为熟肉经过加工,售价里含有加工费,应该“折”成“净肉”收取肉票。熟食店里的鸡头鸭脚不收票,可以买来下酒 -- 如果经济许可的话。当然,也可以托人到山东买来“便宜”的花生,炒炒下酒,但是香烟和老酒也都要票。 买鱼要鱼票、买蛋要蛋票,买豆制品要豆制品票......只有蔬菜和酱菜不要票。 鸡鸭鹅每年大节日(春节,国庆)供应一次,按照户口分“大户”和“小户”,供应的份量不同。每到这时候,小菜场里半夜三点钟开始排队,也有用菜篮子当作人参加站队的。要买到这个可怜的禽类过节,大致得花6-8小时,脚也要冻僵。家中人多的,还可以替换。排队过程中,当然争吵难免。整个菜场人头潮涌,兴旺繁荣,谁能不过节?谁能不抓住这个一年一度难得的机会好好地打打牙祭? 这种肉食供应状况,终文革十年,还延伸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逐渐好转。

 

 

所以,一般人都识相,非不得已,绝不到别人家里吃饭。 然而,自家人就不同。从外地回家,家长疼惜自己地孩子,往往把肉票用到刀口上。看到大家都不去碰那肉,家长作主,用筷子夹了肉往归来团聚的孩子碗里拣,同时也不忘记拣给家中的小小孩 , 小孩子不懂事的,瞪着眼睛看,不能让他们向隅啊。大人们自然都相让。而外地归来团聚的孩子呢,长者赐,不敢辞,嘴里含着肉也不知肉味,眼里噙着的泪水,禁不住滴落到喉咙里,倒是咸咸苦苦的。这肉,是长亲和家人嘴巴里省下来让自己吃的啊,吃着,就有点像吃着亲人的肉 , 不是他们身上的肉,而是能够让他们身上长肉的“营养”物质。 多年以后,长亲墓木已拱。当年“推食”时的慈爱笑容,伴随着血缘中的遗传信息,在后人的心底和身上,就一样留到了永远。

 

饭店不需要肉票,只是,不会有太多的人有足够的钞票。 “小姑娘永远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不是“最小”,也要“偏怜”,更何况从小体弱多病,显得特别的娇。尽管家境不大好,父亲兜里只要有点钱,会带上女儿,来到淮海西餐馆,叫个汤和牛排,坐在一旁看着女孩儿吃的甜。终于,小女孩哭着撒娇:“爸爸,你不吃,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下去?你不吃,我也不吃了,咱们就耗着”。没有办法,爸爸老大不情愿地为自己叫了个汤,才看到孩子破涕为笑......父亲去世多年后,当年这一顿顿的西餐,还老挂在女儿的嘴上,说个没完......当年的上海,逛街,逛公园,妻子给丈夫和孩子买冷饮,自己欣赏着亲人吃的;或者丈夫买了好吃的单给妻子和孩子品尝而自得其乐的,不在少数。君子固穷,伤哉贫也!你没有任何办法改变自己的经济环境,别说努力了,要卖命也没有地方好卖(也有卖血的,自然得不偿失)。想做生意?那叫“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找死!

 

上海人上班路远,中午一般都吃食堂。单位食堂不必交肉票(上面有计划供应,这一点条件会比外地好得多),但要交油票。油票是每人每月半斤(也比不少地方多),到外地出差,要掉换全国粮票,也得按比例交油票。在那食品贫乏的年代,肚子里缺少“油水”,每月半斤油是不够用的,只好处处留心节省着用。比如煎带鱼,锅子里只放一点点油,慢火,不时把锅子挪移,让油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一位长亲说,她至今不舍得把用过的油倒掉,虽然现在这么点油实在值不了什么钱,比起倒掉的剩菜价值差远了。这可能就是当年“油票”在潜意识中的影响。

 

 

食堂里一顿饭大概0.15--0.20元,标准配置为:一块大排骨0.1元,一盘素菜0.03元,一碗汤0.01元,米饭3两约0.05元。

 

客亦知乎“汤司令”否?“汤司令”来源于当时流行的一部描写解放战争的电影,是国军将领。他亮相时,卫兵立正高喊:“汤司令到!”给人印象深刻。而现行的“汤司令”们,则是男大当婚的小伙子,为了省钱,食堂里每顿只吃一碗汤(0.01元)下饭。下班以后,还得自己动手,奋力打制结婚用的家具,营养和体力,自然都大大透支。若干年后,听到时代精英“英年早逝”的报道,总不由想到“汤司令”,一声叹息。

 

说到营养,当时牛奶是凭医生证明订购,每天早上送来或者自取。奶粉则凭婴儿出生证明。 看望病人,可以买听装“乐口福”,这是当时一种有点像阿华田的冲服饮品。 上海人走亲戚,看朋友,流行买“蛋糕”,有下列品种: “小方盒”,每盒1元,一个半软硬板纸白色方盒子(价值1角),里面可以放:一整块的方形素蛋糕,或者10个心形蛋糕;或者10块蛋白蛋糕;或者10块“干点”,如“椒盐袜底酥”之类。 方盒或者圆盒整个奶油蛋糕,大小不等,价格不同。过年用的,多数圆形,直径较大,盒子也高。 水果蛋糕:这是一种高密度的蛋糕,咖啡色,很实在,油水也足,价钱最贵,形状像枕头面包,每个3-5元。

 

早餐,一般都知道,上海人习惯吃泡饭,过饭的,可以是隔夜剩菜,或者酱菜。有时想开荤,买两根油条(每根4分,粮票半两),煎开成段放碗里,加点酱油,一家人尝个鲜。 破费点,外面吃的,有: 大饼,3分,甜的4分;糍饭团(里面包一根油条,加红糖粉少许)约一毛几分,按糍饭团的份量而异(1两,1两半,2两.......);肉馒头5分;豆沙馒头5分;白馒头3分......

 

点心店里坐下来吃的,有: 生煎馒头,每客4个,0.12元;咖喱牛羊肉汤:2角(清汤,无肉的5分);大汤团,每个4分;煎锅贴;豆浆:淡浆3分;咸浆5分,甜浆5分;小馄饨0.12元;大馄饨0.20元;阳春面8分(2两);排骨面2毛...... 热天供应冷面,清冷面,每两6分,加浇头有各种品种,另计。

 

可以带走或买回家吃的糕团、双酿团9分(里面包有酥糖盒豆沙两种馅子),黄团7分;豆沙条头糕6分;方糕5分......小小孩总是嘴馋,母亲最会体谅,不时示意给孩子买块糕团。买到家里,孩子一看,欢喜雀跃,父母看着,当然都笑得灿烂,甜到心底......

 

下面说说“糖烟酒”,当年,这是一个“系统”,另一个类似的“系统”叫“五交化”,留待下文另说。

 

食糖凭票每人每月供应半斤,比较宽裕,因为亲邻常有买不完的,可以问人家要来买。 糖果凭证不凭票,一般的,有各种“什锦糖”,就是不同品种糖果的混合。上海人最喜欢的,是到淮海路和陕西南路交界处的哈尔滨食品店买的糖果。该店是上海糖果西点“第一块牌子”,前店后厂,食品都是自己制造,很有特色。路过“哈尔滨”附近,远远就能闻到香甜的气味,是挡不住的诱惑,脚,会很自然地迈进去。

 

 

哈尔滨的蛋糕、西点、巧克力、糖果,都有本店牌子的包装,糖果的纸头也书明“哈尔滨”字样。吃起来,和市面上的“大路货”有明显的不同,高下立判。价钱,也就稍稍贵一点点。那年头,任谁也不敢“脱离工农兵广大群众”啊!

 

香烟是每户按月配给,每月供应的品种不同。一般是: 高端:牡丹、上海选一包,都是0.50元;中端2-3包:可选大前门、光荣。大前门三角七分,有锡纸的0.39元;光荣三角四分,有锡纸的0.36元;低端:飞马两角八分,有锡纸的0.30元,海鸥0.32元。可能免票的:劳动0.19元,勇士0.13元,经济0.08元。免票的香烟可以拆零供应。比如给一分钱,拿一支“劳动”。 中华牌香烟一般节日才“放”出。有三种,最贵的一种1.35元,最便宜的0.70元。

 

 

一般的零拷酒有时也不须凭票。节日市场的长白山葡萄酒之类,大多敞开供应。瓶装上海牌啤酒,有黄啤酒和黑啤酒两种,是按户凭证供应的,每瓶一毛多钱。散装生啤每斤几分钱,有时排队买。

 

 

关于“食”,最后说说水果。水果大致总是凭证限量的。当时不少人都会有一个愿望,但愿有朝一日,能把水果吃个够!直到文革后期,水果店有厄瓜多尔香蕉敞开供应。不过这种香蕉个头大,卖相好,价钱也高些,没有香味,中看不中吃。

 

大体说来,当时上海的食品供应,都是凭票或者凭证。比如糖果,尽管有充足的货源,但还是凭证。我猜测是怕大量外流吧。应该说,从外地走进上海,到南京路看看,还是会觉得商品琳琅满目,供应充足的。一打听,才知道这也凭票那也凭证,有钱也不能买。

 

不时会有重要外宾到上海或者其它大城市参观。一般都安排好要参观的市场。这里面鱼、肉、水产、蔬菜自然供应充足,顾客不多,购物者也都是有关部门安排好的,假装挑选购买,事后再退还市场。一般上海人都“懂经”“识相”,哪敢去买?甚至走近市场门口就有人出来“挡驾”了,弄不好还得担心事后会不会遭受“调查”。

 

 

其它用品

 

日用品的品类纷繁,不胜枚举,就能够想到的言之,洗衣肥皂,是每人每月半块,洗衣粉好像是每户两袋;香皂凭证每户每月两块。另外,草纸,卫生纸、牙膏也是凭证限量供应。

 

沪产自行车的顶峰是永久13型,这是文革前就有的产品,用锰钢制造的车架(据说因此曾受到周总理严厉批评),车身轻而结实,踏起来明显的感到轻快不费劲。后来的凤凰14型、18型;永久17型,都是13型的滥觞,售价均在170-180元左右。其它还有普通“蝴蝶头”26寸男女跑车;双管加固“支农型”28寸重型自行车等,都在150-160元左右。看似价格差别不大,但因为凭票,搞到票子就不容易,可不由你选择。

 

 

于是人们“自行组装”。一般都是到虹口的虬江路(四川北路口)市场淘零部件,逐步收集。那里永远热闹非凡,许多人互通有无,交换部件。零件齐备,组装成功,需要携带主要部件的发票去“上牌”,然后才能上路。组装车比整车大概便宜20-30元,但关键是不要“票”。也有组装好马上加价就地出售,或者卖到农村,然后再组装,甚至事先接受农村或者外地的“定单”而组装的。

 

缝纫机大约和自行车同价,每台约150元,凭票。

 

国产手表的价格,大概从80元到120元,按钻数(17钻;21钻)、半钢全钢、防水防震等不同功能配置不同。进口手表售价最低者为英纳格,165元左右。其它如梅花、奥米加等,再加上日历、“双历”等等,就是300元以上了。进口手表是部队官兵、野外工作者、海员等收入较高而平日消费不多者的爱宠。除了可以“摆阔”,还认为有“保值”功能。

 

国产照相机以120双镜头盒式的为主流,代表产品是上海牌120A/B/C,售价120-180元。其中120C可以方便地作12张/ 16张 的转换,反而售价较低。都凭票。

 

收音机。当时,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早已经进入寻常人家。然而,作为家庭摆设和使用,还是以台式机为主。海燕牌全晶体管台式收音机是文革末年才出来的,当时一般还是以电子管的为主。售价从90多元(体积比较小的一种)到130多元。有红灯(上无二厂);春雷(上无三厂)等品牌,但总的说来,品类不多。

 

 

文革前夕,上海广播器材厂、南京无线电厂的电声产品,已经比较接近国际水平(当时荷兰菲利普是老大)。说来话长,这里仅举其中一例:上海广播器材厂的上海牌133四喇叭收音机,造型紧跟国际潮流,相当美观。有三排分立的琴键功能按钮和两组隐藏式高低音音调控制拨动旋纽;有双电眼,有内藏磁性天线旋转调节旋纽,调谐指示的玻璃板宽阔大方,除了多波段接收外,还有独立的长波和超短波调谐接收,音色也美焕美伦,整机高贵雅致,蔚为大观。然而可惜的是,这部机器还没有来得及真正走向市场,就迎来了文革。而到了文革,如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东还怎么敢生产?于是低调地另外出了一种普通型的上海牌144型,其特点是面板上有三个琴键按钮,分别调控高、中、低音,售价145元。

 

 

文革期间,上海中国唱片厂的206电唱机几乎一统天下。它质量稳定,造型简朴甚至可以说不美观,售价60元。全国各地的广播站都可以申请购买一台,作为宣传广播的有力工具。当时流行的薄膜唱片每张3角,品种不少,广受欢迎,所以206电唱机也走进千家万户。在上海也是凭票供应。

 

 

逛街购物,永远是上海生活的一个主题。当时上海有十大百货商店,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南京路上的“一百”和“十百”(原“永安公司”,现“华联商厦”)。此外,南京路上还有许多专门商店,如:第一食品商店;时装商店;老介福布店;恒源祥毛线商店;华侨商店;第一医药商店;蓝棠皮鞋店(南京西路);音乐书店(西藏路)......淮海路上有:妇女用品商店;“二百”;第二食品商店;南北土特产商店......只怕你没有钱,没有票证。

 

 

值得一提的补充景观是“旧货商店”,那里似乎有着更热闹的人气。“旧货商店”不一定全部卖旧货,常常有各种“处理商品”在这些地方发售,实用,实惠,“合算”,而且“免票”,让人们加入长长的排队中去。

 

 

“旧货商店”,声名最著者为“淮国旧”( 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它座落在淮海路-重庆路中心地带,店堂面积广大,商品众多,一般为生活用品,包括各种“三转一响”。比如外观略有瑕疵的套鞋,出口转内销的浴巾,工厂的次品,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物品 ,会有文字告诉你:可作什么什么用。顾客受到启发,一想,是啊,合算!

 

 

其它较大的“国旧”还有:南京东路-山西路,一家;南京西路-青海路的“南国旧”,也是店堂面积广大,而且有楼上,门前还有宽广的场地,可以休息;襄阳路“国旧”,特色是有大量的电子原件、自行车零配件等供应,更是“有仙则名”。其次的,还有虹口四川北路的;提篮桥的……不一而足。

 

每家“旧货商店”都挂有大量的旧衣裳。现在似乎很难想象,怎么敢买来穿?可是,当时却是购销两旺的。不少人会把稍许穿过的衣服卖掉,另买新的,“翻行头”。买入的人呢,也知道这情况,买来可以省钱省布票。

 

 

华侨商店在医药公司(新永安大搂)底层,凭“侨汇卡”才能进入。里面供应的许多紧俏商品,凭“侨汇票”购买。这些商品的售价,比市场的便宜。比如半钢上海牌手表,外面卖80元的,这里是60元。因此,“侨汇票”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后来,华侨商店的门口,就有“黄牛”交易。也正因为这样,一般都不会向亲友“要”侨汇票,那岂不等于问人家要钱?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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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bobby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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