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攻击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
二年前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以一段平实的开场白，拉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序幕。在这次与文艺界人士共商文艺繁荣发展大计的会议中，他言及对文艺工作者的期望，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强调“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从习近平的从政足迹可以发现，礼待文人贤士、亲近文艺工作者一以贯之，折射出他深厚的文化情结以及对中国文化的高度重视，并将“文化自信”融入到治国理政的宏旨大业。
2014年11月5日章立凡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历史轮回：两个文艺座谈会’
章立凡在文章中竭尽全力攻击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
章立凡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立场让他如此畅所欲言，值得关注。
以下是章立凡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的内容；
一头延安，一头北京，两个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出典和出席资格，足以令荣登庙堂的文艺圈人士心醉神驰。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先后开会三场，发言四十余人次；毛氏前有引言，后有结论。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听取七位文艺界人士发言后，发表了约两小时的讲话。
那一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已发表，至今被奉为金科玉律。这一头，通稿仅披露了“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官媒颂歌四起，艺人尤擅造势，掀起的“学习高潮”，不免重落造神运动窠臼。惟炒作多系花絮，令人分不清哪是原话，哪是诠释。要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语），恐怕只有等到讲话全文正式发表之后。只好凭藉已有史料，略作爬梳以便日后学习。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政治大背景，首先是延安整风。这是一场毛泽东率中共“农村派”与原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等“国际派”的权力斗争。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初战告捷后，毛于1942年2月正式发动延安整风，将斗争之火烧向党内中下层。
其次是延安文化人宗派及文艺思想纷争的背景。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说，延安文艺界存在五大问题：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如作家欧阳山认为“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有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而且越来越严重。
在整风的第一阶段，毛泽东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顿三风”任务，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利用自由主义猛攻 “国际派”。在毛泽东的感召下，延安文化人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经毛泽东亲手修改润色）、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纷纷出笼，对延安的僵化意识形态、待遇等级差序、腐化特权等多有批评。1942年5月2日至23日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召开的，上述文化人后来都受到了整肃。这套“引蛇出洞”手法，十五年后又如法炮制：先发动“整风”整党内，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三害”发起猛攻，后急转“反右”整党外，成功打下五十五万“右派”。
北京文艺座谈会同样有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整肃的大背景。身为中共太子党的习近平，对红色江山有着天然的血缘感情，上台后一手抓枪杆，一手抓笔杆，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在以反腐败为旗号的权斗中，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等“大老虎”先后落网，高层博弈至今犹未终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召开的北京文艺座谈会，旨在重振官方道统，亮明主人身份。八天后公布的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显示“习氏精神”的意识形态正统地位有望底定。
中共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管控，令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言论自由空间日见收窄。从批普世价值、反宪政、批“历史虚无主义”到“七不讲”，再从尊孔亲儒、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到用“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诠释“依法治国”，发起反腐，习近平痛心疾首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世风日下，更有党国秩序的礼崩乐坏。他沿用传统的“内法外儒”治国思路，政治上“专政为体，法治为用”以消灭竞争，意识形态上“马列为体，儒家为用”以统一思想。
如果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启了毛泽东走向神坛之门，奠定了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则北京文艺座谈会将文治教化定于一尊，旨在重振乾纲以保执政地位。
相同主旨：文艺为政治服务
将文艺视为宣传工具，是马列政党的传统思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从阶级斗争学说出发，强调“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根据人民网的报道，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同样认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他心中的文艺可不是风花雪月的事儿，而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习在讲话中还表达了对文艺界现状的不满，将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一一枚举，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这些针对文艺工作的现状的批评，既是对文艺圈拜金主义的谴责，也不免令人联想起文化艺术市场上闷声发大财的权贵家族。
毋庸置疑，延安时代建构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体系，在“文革”后期已面临普遍的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后更遭到市场经济大潮的迅猛冲击，在市场的力量面前，原本控制文化人命脉的“单位制度”威风不再，党文化的传统领地不断遭遇蚕食。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或许文化市场将是个例外。从“政治正确”的党文化观出发，习总不能听任文艺由党的驯服工具转为市场的奴隶，文化艺术必须迷途知返，继续为政治服务。他试图通过提振“正能量”来收复文化市场，要求“中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习近平与毛泽东同样强调文艺的人民性，然而比起一心要“资本主义绝种”的毛，习未便小觑市场的力量，提出的方案相对中庸，在文艺座谈会上他说：“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与嗜好《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毛泽东不同，习近平似乎更偏爱外国文学。据人民网报道，座谈会上总书记谈及几十本大书，且特别钟情于海明威的名著《老人与海》。该报道还重提习今年在俄罗斯和法国公布的两张阅读“书单”，其中有俄罗斯的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法国的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蒙田、罗曼·罗兰等。与今年2月访俄时公布的名单相比，俄罗斯作家中增加了克雷洛夫和涅克拉索夫，而前苏联官方文学的代表人物高尔基、法捷耶夫却神秘消失，原因不得而知。
如何解读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功与市场的关系？不妨以史为鉴。所有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不朽思想和伟大作品的先驱们，无不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认真阅读过上述作家和思想家作品的读者，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是引领时代的人物，既不是市场的奴隶，也不是官场的奴隶。
殊途同归：与会者的命运
延安文艺界山头林立，素有“两个阵营（“鲁艺”和“文抗”）、三大系统（中央文委系统、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四个山头（“鲁艺”、“文抗”、“青艺”和边区文协）”之称。其间不仅有传统的文人相轻，还有军队工农干部与城市知识分子之间的格格不入。其中最主要的宗派，是以文化人士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和以作家丁玲为首的“文抗派”。周的圈子中有文化人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沙可夫、沙汀、刘白羽、林默涵、贺敬之等人，丁的圈子内是文化人萧军、舒群、艾青、白朗、罗烽等人。
周扬指“鲁艺派”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派”主张“暴露黑暗”。两派互相排斥，势如水火，创作思想分歧甚大，其源流可追溯到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学的宗派之争，以及1936年周扬、周立波等的“国防文学”和鲁迅、冯雪峰、胡风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毛泽东当时是支持“国防文学”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革”中周扬遭整肃，“国防文学”又被打成投降主义。
主动找毛泽东反映延安文艺界情况的作家萧军发现，其实毛泽东对文艺圈很不熟悉：“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低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来……就是一个证明”。（《萧军日记》）与此同时，文艺家们也有些忽视“资深文青”毛泽东和延安的文艺界领导，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说：
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人士虽然尊重毛泽东，但并没有把毛泽东视为中共唯一领袖，尤其没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艺问题、可以指导自己创作的理论大师。不少文艺家还未养成尊重党在文艺方面领导人的习惯。一些来延安前就有较高成就的文艺家， “孤芳自赏” ，独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艺界领导同志”周扬放在眼中，经常对周扬的领导作风反唇相讥。
按当时党内分工，洛甫（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宣部长，分管宣传文化教育，毛泽东分管军事、外交。但整合各派一统江湖，是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毛泽东乘洛甫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往晋绥的一年间，安排凯丰代理了中宣部长职务，自己则轮番约谈众多延安文化人，不断吹放“自由化”的春风放火烧山。直烧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出土，毛才突然变脸，拍案疾呼“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对老友萧三宣称：“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于是，王实味遭遇口诛笔伐，不仅无缘文艺座谈会，还成了延安文化界第一个被祭旗的牺牲，最终掉了脑袋。
延安文艺界两大宗派的纷争，客观上为毛泽东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荣登文坛霸主宝座铺平了道路。与会的中共领导人中，与毛联名下帖邀请并主持座谈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代理中宣部长凯丰，到中共“七大”时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博古、王稼祥、邓发被逐出权力中心。此后三十多年间，作为座谈会分母的“鲁艺”和“文抗”两派文化人，被领袖玩弄于股掌之间，交替利用，互斗互整，历经延安整风、1957年“反右”至1966年“文革”，最终殊途同归无人苟免。可怜一代热血才俊，被洗脑改造成权力的奴隶，灵性被摧磨殆尽，沦为史上匆匆过客，鲜有佳作传世。
七十二年后的文艺座谈会，人民网赞曰“群英荟萃、少长咸集”，又有七十二人同襄文坛盛举，最年长者是年届九旬的红学家冯其庸，最年轻的是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上应孔门弟子之数，下合历史年轮。此时席间已无萧军、丁玲，更不会有王实味；庙堂上文艺人士缅怀延安文艺座谈会，却无视延安先辈们被洗脑为奴的前车之鉴。与会各路文艺堂口掌门皆为歌德高手，连胡乔木、周扬那种有些学养的文胆党鞭，都克隆不出来了。
北京文艺座谈会上隆重推出的“后起之秀”，是无知无畏的新生代“网络作家”周小平，一时左右两翼眼镜大跌，蓦然发现“原来彼此都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薛之白：《方舟子驳周小平另掀波澜》，联合早报网专稿）。今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曾提出：对基于互联网的新型知识分子，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促左右两翼回归主流。前有覆辙，后继乏善，党国文宣的豢宠品味，很难令招安对象自降身份与周为伍，引领大计前景堪虞。
据周小平会后在他的个人博客中独家披露，习近平还有这样的说法：“一些丑化人民群众，丑化中国，丑化英雄人物的现象，是在毁坏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历史虚无主义，其危害是巨大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积极弘扬正能量。”“文艺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国外获奖为目的，抱着这种目的去创作是没有前途的……”。这些话被坊间解读为“不点名批评”与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对文学艺术家而言，今后的作品评价体系或许不再与国际接轨，而是在普世文明标准之外，另立“中国特色”标杆。继设立国际“孔子奖”之后，财大气粗的中国，未来是会否自设一批国际奖项，以期与诺贝尔、奥斯卡、普利策等国际性大奖抗衡，也未可知。
会风迥异：从群言堂到一言堂
说完两个文艺座谈会的雷同之处，再来说说不同看点。
一是会前沟通。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刘白羽、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重点人物，曾多次被毛泽东约见或书信征求意见；李伯钊、丁玲、萧三、罗烽、舒群、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也蒙召垂询。毛还以集体谈话方式，与鲁艺的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部分党员交流。还有一段轶闻是：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塞克，接毛泽东约谈通知后提出条件：“有拿枪的站岗我不去！”后在其他人劝导下赴约，发现沿路岗哨全撤，很远即见毛在窑洞外伫候。当日一谈四五小时，还被留共进午餐。塞克事后反思，颇为自责。（朱鸿召：《延安文艺社会生态论》）
其次是自由参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的人数，至今众说纷纭。据说留下的合影系由三张照片合成，一些人物被遗漏。合影照的105人（一说104人）中间，被识别出96人（一说95人）。收到请柬的人中间，一些人因各种原因未赴会，如作家高长虹拒绝参加，身在前线的画家莫朴、音乐家贺绿汀、作家周而复、一二九师宣传部长朱光等人来不及参加。有的人（如美学家王朝闻）没有赶上座谈会开幕，但参加了第二或第三次会议，还有人（翻译家如吴亮平、作家吴奚如）参加了前两次，缺席了第三次会议。更有人（如诗人方纪和郭小川）并未收到请柬，得到消息后自行前往旁听，赶上了第三次会议并合影。鲁艺与会的人数最多，戏剧家阿甲被张庚临时拉去赴会，周扬也直接通知了一些人与会。据作家潘奇回忆：“鲁艺参加座谈会的人有一个规定，即助教以上的教师包括助教在内，都参加座谈会。”会议闭幕的5月23日，鲁艺还通知了一批教师以外的研究人员去听毛泽东的结论报告。（参见高浦棠：《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最大不同是自由发言。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分三次召开，就文艺的立场、态度、对象、材料、生活、学习等六个问题畅所欲言，先后发言约四十多人次。
第一次会议就爆发了激烈争论，在毛泽东的提议和丁玲的鼓动下，萧军首先开炮，捋起衣袖讲了约三刻钟。他宣称：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还宣布要继马、恩、列、斯、毛之后，做“老子天下第六”。他自称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表示要用自己的一支笔，监督国共两个党。“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胡乔木起而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双方当场争执了两个回合。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吃饭，祝贺他开展斗争。（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第二次会议上激辩再起，萧军继续放言：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我觉得你们的整风是“露淫狂”。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他对整风能否整得好表示怀疑。胡乔木、吴亮平等群起驳之，罗烽则力挺萧军。双方唇枪舌剑，旗帜鲜明。会场气氛活跃，吴亮平、欧阳山均因发言太长被轰下台来，张庚还公开表示：我也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礼贤下士，不仅邀请了两派不同观点的文化人，还允许萧军等人唱对台戏，当面颇有“雅量”，算账留待秋后。1953年北京开会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梁漱溟又想唱一出对台戏，毛泽东立时变得忍无可忍。到1957年翻手整风、覆手反右之后，对台戏已成绝响。
2014年北京文艺座谈会，按“政治正确”的标准遴选与会者，发言者依官会传统念稿，同声合唱主旋律。
中断外访飞奔赴会的作协主席铁凝深情地说，归途中想起了七十二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召开这样一个文艺座谈会，对于激励和引导全国文艺工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事业中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自称部队文艺“老兵”的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阎肃，发言壮怀激烈：“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所以，我、我们心中常念叨的就是6个字：‘正能量、接地气’，在部队来说就是有兵味战味！”（新华网：《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言摘编》）这番永远定格于战争年代的豪言壮语，当场荣获总书记点赞。
其他与会者的格式化发言，中规中矩各守本分。会后冒出的花边新闻，或自阉，或自恋，或兼而有之。如1990年发表“辞国声明”出走，1992年又公开检讨获准归国的画家范曾，与会后率拥趸创作了九首七律，唱出“皇图八万沐初阳，耸嶽奔川隱佛香”“一代天骄承大梦，千秋伟业向康庄”的颂圣乐章，俨然以诗劝进。受到“习大大”勉励的周小平则发文抒怀，自称“我待祖国如暖男”，还大胆僭越，独家传达了几段新华社通稿以外的最高指示。无缘与会的小品演员赵本山，自称学习讲话后“激动得睡不着觉”，被网友讥为“吓得睡不着觉”。
延安自由随意的会风，今日已无从奢望。从在野党到执政党，从群言堂到一言堂，会风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历史地位：政治意义重于文化意义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走上党内神坛的第一步。毛泽东从洛甫（张闻天）手中夺走了其分管的意识形态大权，接下来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总学委）架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利用对“教条主义”（王明）和“经验主义”（周恩来）的清算斗争，震慑了整个党内高层；又假手康生，以“抢救运动”的恐怖整肃，驯服了党内中下层。在刘少奇的合作下，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为框架，将“毛泽东主义”奉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后为避免斯大林不悦，改称“毛泽东思想”）；又在胡乔木等人的配合下，以《联共（布）党史》为样板，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正中共党史（按：若论“历史虚无主义”，毛氏才是鼻祖）。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将王明等“国际派”钉上了党史耻辱柱。在同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党的集体领导格局寿终正寝，最终确立了毛泽东不容挑战的领袖地位。
延安整风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始版本。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连收音机都未普及，仅有壁报、书报纸媒和一万多读者（根据毛泽东的统计），闭塞的环境成为造神的道场。闭关锁国的1950-1970年代，意识形态一元化得力于资讯的垄断，造神运动曾一度登峰造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神圣的光环才逐渐消褪。自延安时代开始的文艺繁荣神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显然缺乏可持续性；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化，使思想掌控变成一种西西弗式的无效劳作。从延安到北京，展示意识形态权杖的文艺座谈会，政治意义重于文化意义，有文化史上的研究价值而难言文化价值。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了一种政治祭祀仪轨：“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然而历史环境变了，无论是有请马克思加秦始皇，还是有请马克思加孔夫子，降神咒语均已失灵。历史的衣冠道具可以仿造，但很难复制出新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