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昭和天皇不再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
1945年9月27日昭和天皇裕仁访问美国大使馆时与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时的合影
日本宫内厅9月9日公开了记录昭和天皇裕仁生平的《昭和天皇实录》的内容。实录中揭示了昭和天皇1975年后放弃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
实录中作为史料共在179处引用了已故前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的笔录(被简称为“富田笔录”)。该笔录揭示了1975年之后昭和天皇不再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是1978年10月甲级战犯被在靖国神社集体供奉。富田笔录中指出,昭和天皇对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感到不满,其后不愿参拜靖国神社。据富田笔录记载,当时昭和天皇说“有一天甲级战犯得到供奉,所以我自那以后没有再参拜。这是我的心绪”。
实录中写道,昭和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不到一个月的9月8日向靖国神社派遣敕使,并于11月20日进行了战后首次参拜。
1959年4月,天皇出席了太平洋战争和其他战争死难者供奉工作即将完成之际举行的临时大祭。此后分别于1965年10月终战20周年和1975年11月终战30周年之际进行了参拜。1945年之后,昭和天皇对靖国神社总共进行了8次参拜:1945年,1952年,1954年,1957年,1959年,1965年,1969年,最后一次是在1975年。
除了该笔录之外,此后相继出版的资料《卜部亮吾侍从日记》和指导天皇写作和歌的和歌诗人冈野弘彦的《四季之歌》等也证实了上述事实。在近年的昭和天皇研究中已成为定论。
实录中写道,昭和天皇1988年4月28日在吹上御所与富田会面时“提及靖国神社供奉所谓甲级战犯一事及天皇本人的参拜事宜”。实录还提到,“2006年《日本经济新闻》7月20日就富田长官的笔录(包含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的经过和天皇参拜靖国神社的情况)进行了报道”。
1979年4月,日本共同社与《朝日新闻》的报道披露了1978年10月时任靖国神社宫司暗中供奉14名甲级战犯。1985年,日本举办了各种战后40周年纪念活动,昭和天皇虽有出席,但没有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经济新闻》在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的2006年7月独家报道了“富田笔录”,最早指出了昭和天皇不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当时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
《昭和天皇实录》是有关昭和天皇的唯一官方资料集,共分61册(合计约1万2千页)。该实录记载了包括太平洋战争从爆发到结束的详细经过等,因此其中所揭露的有关日本昭和史上的新历史事实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实录内容交织了一些新资料,反映出天皇虽然战前对军部的专横心怀不满,但未能阻止事态恶化至发生战争,战后也被持续追究战争责任的“君主的苦恼”。
实录内容显示即位不久后昭和天皇就开始为陆军的失控而苦恼。1928年6月发生的中国军阀张作霖被炸事件成为昭和天皇人生的转折点之一,这个事件给时年27岁的天皇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图为1921年作为皇太子的昭和天皇(左)出访英国 |
天皇接到报告得知,此次事件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策划的。尽管昭和天皇要求陆军出身的田中义一首相严厉惩治河本,但是遭到陆军的反对,第2年6月27日仅对河本给予了“犯人不明,对责任人作出行政处分”这一很轻的处分。
“由于和之前说明的情况大相径庭,天皇以强硬的口吻要求质问田中,甚至要求田中若不能查出责任人就引咎辞职。当田中要辩白时,天皇斥责其称没必要辩解”。
田中内阁在同年7月2日全体辞职,天皇对自己发火致使内阁解体进行了反省,从此以后一直保持克己的立宪君主姿态。
满洲事变(中国称“九·一八事变”)发展至日中全面战争后的1939年7月5日实录记载称,希望与美国合作的天皇对力图加强与德国关系的陆军“阴谋”加以斥责,向陆相板垣征四郎表达了“对陆军体制的批评与不满”。
实录内容显示昭和天皇事先不知柳条湖事件。1931年9月18日,根据日本关东军的谋略,当时的满州奉天(沈阳)附近柳条湖的南满铁路线路被炸毁,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日本昭和天皇(当时30岁)于次日19日上午9点半得知了该消息,而最早的汇报并非来自军方,而是来自看到报纸号外的侍从武官的报告。随后,天皇再三要求首相若槻礼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不要扩大事态。
实录中还记载昭和天皇向内大臣牧野伸显表示了“担忧满洲问题的意思”。美国发布了不承认满州新事态的声明。次日,天皇表示“首相乐观地认为说明我国的态度,美国会表示理解”。
之后天皇还担忧事变导致的经济压力。对于同年4月5日向中国东北增派兵力表示“是否将刺激各国”、“报纸的夸张报道是否会对各列国形成刺激”,多次进行询问。
同年9月8日,凯旋而归的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石原莞尔等人谒见了天皇。当时天皇问本庄,“风闻满洲人没有独立的想法、或此举是关东军有计划的行为,这是否属实”?
1941年7月31日的实录记载称,对于没有胜算就主张对美开战的海军作战计划,天皇认为“这就是自暴自弃的作战,非常危险”。其晚年1988年4月25日的记载显示,天皇曾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令人讨厌的回忆”。
根据新发现存世的侍从长百武三郎的日记,实录1938年7月12日记载称天皇担心国内经济,立志节俭而从简用餐;1939年10月27日记载称,天皇指出“关于皇室之事均不批评讨论,似乎万事皆可,这种进讲和听讲毫无用处”,从中似乎可以看出其对天皇至上的风潮有着加以批评的一面。
1930年6月10日,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反对签署《伦敦海军条约》,向天皇直接提交辞呈。当天的实录援引侍从日志记录称,天皇“极为烦忧”,显得很苦闷。
关于1936年“二·二六事件”,实录引用侍从日记记述,记载了天皇与侍从武官长本庄繁、陆相川岛义之会面的确切时刻。事件当时天皇周边的举动因此变得明晰了起来。
实录中首次揭示了战争时期天皇在神明前祈祷战争胜利的《御告文》的原文,从中可知昭和天皇在“终战”之前的1945年7月底到8月初一直在祈祷战争胜利。但当时“终战”也是大势所趋,昭和天皇此举到底意图何在?这似乎给日本昭和史带来了新的谜团。
昭和天皇在6月22日的御前会议上作出了进行停战讨论的指示,7月在苏联的斡旋下推进和解工作,“终战”已不可避免。专家指出,“当时,天皇应该已经决定‘终战’,但为什么又祈祷战争胜利,这成了一个谜”。
“御告文”是天皇在宫中三殿(贤所、皇灵殿、神殿的总称)和伊势神宫等处进行祈祷的神道祝词,而由天皇勅使(使者)代理进行祈祷的祝词则称为“御祭文”。
《昭和天皇实录》刊载了包括大正时期在内的11篇御告文和御祭文的原文,包括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后的1941年12月9日的宫中三殿宣战亲告仪式、1942年12月12日的伊势神宫战胜祈祷等。
难以理解的是1945年7月30日向大分县宇佐神宫、8月1日向埼玉县冰川神社、2日向福冈县香椎宫派遣勅使,“祈求击败敌国和消除神州祸患”的御祭文。
作为新事实,针对天皇幼年时期的信件和作文、23岁时的1925年1月22日为治疗鼻炎而接受手术、以及战前和战争期间的决策等听取其亲信意见的“拜听录”中出现了以往不为人知的部分等。
关于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麦克阿瑟将军的会晤内容,实录则援引已公开的外务省记录,仅对两人的第一次会晤有所涉及。实录中没有关于天皇表示对战争“负全责”的记述,但宫内厅在“重要事项”中引用了麦克阿瑟回忆录中的相关内容。
宫内厅证实存在天皇身边人士在战后倾听其战时回忆的“拜听录”,但表示无法确认该资料现存何处。但另一方面,有关昭和天皇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麦克阿瑟将军会晤的全部记录、向身边人士谈及战争爆发原委等的“拜听录”等受人瞩目的资料则因“没有找到”而未被列入,没能填补昭和史的空白。
日本作家保阪正康分析《昭和天皇实录》称,宫内厅想要传递的并非昭和天皇是和平主义者还是好战性格,而是凸显出听取臣下的汇报后进行批复的在君主立宪制框架内行事的天皇形象。书中天皇主动下达指示的情况屈指可数。
例如关于开战的原委,1941年10月东条英机被选为首相,但书中并无天皇积极将东条扶上首相之位的描述。此前普遍认为内大臣木户幸一依照天皇之意推举东条,然而实录中记录的却是木户主动提案后天皇予以批准的内容。可以说这种写法是为了不牵连天皇。
然而在作出终战决定时,天皇勇敢地站了出来。实录在内容上并无新意,但却突然塑造了天皇的强硬形象,称其纵观局势变化后希望结束战争。
另一方面,令人感到宫内厅投机做法的部分是关于天皇与盟军司令麦克阿瑟的首次会见。书中将天皇完全未谈及自身战争责任的外务省官方记录,与写入天皇表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的《重光葵外交回想录》和《麦克阿瑟回忆录》同时收录。而实录的其他部分并没有类似的矛盾做法,不禁令人质疑为何单单这里采取这种方式。
实录中细致记录了战后天皇多次慰问地方以及如何受到民众的欢迎。此外,实录还显示昭和天皇从未亲自说过退位一事。
宫内厅介绍称实录编撰时使用了3152份资料,其中包括了“侍从日志”等非公开内部文件以及《百武三郎日记》等约40份新资料。学者等认为“没有能够推翻一般学说的新记述”。
与明治和大正时代相比,昭和时代媒体发达,除宫中外民间也有大量资料,如果今后有更多的人仔细阅读实录并加以验证,或许会对历史有新的解读与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