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当时两宋政权前后相对峙的有北方的辽国和地处西北的西夏政权，这两上国家的经济文化同宋朝的交往频繁，在钱币铸行方面虽有自己的特点，但也受到宋朝钱币文化的影响。

在今宁夏、甘肃、内蒙古一带割据的少数民族党项族，其政权更是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国王接受宋朝的赐姓，请宋朝皇帝为他们书写字画，包括西夏的许多制度都模仿宋朝，西夏的文字就是西夏王李元昊命令大臣们结合了汉字、契丹字的特点所创造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夏钱币史料存留不多，钱币学者基本上是以出土和传世的实物作为研究分析的依据。西夏钱币是仿宋钱铸造的。它采用方孔圆钱的形制，以小平为主，兼或铸造有折二钱，但数量不多。铜铁钱同时并用，文字有汉文钱和西夏文钱两种，在一种钱上只用一种文字，或西夏文或汉文，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一种钱币同时用两种文字的。汉文钱书体多样，包括隶、篆、行、楷各体；并有对钱等。钱文用西夏文的铸行应早于汉文钱文，最早称“梵字钱”。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用自己民族文字铸行方孔圆钱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文钱目前所发现的只有五种，宝文写做宝钱，与宋钱有区别。它们是夏毅宗李谅铸行的“福圣宝钱”，夏惠宗李秉常铸行的“大安宝钱”，夏崇宗李乾顺铸行的“贞观宝钱”，夏仁宗李仁孝铸行的“乾祐宝钱”，夏桓宗李纯祐铸行的“天庆宝钱”。以上五种钱正面为西夏文，旋读，小平，背无文，铜钱。这五种钱都非常少见，皆属极罕见品。由于这些西夏文钱币没有史料依据，只能用钱文年号与纪年结合的办法推算它们大概的铸行年代。西夏汉文钱则已发现七种，它们是夏惠宗的“大安通宝”，夏崇宗的“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夏仁宗的“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夏桓宗的“天庆元宝”，夏襄宗的“皇建元宝”，夏神宗的“光定元宝”。以上除“元德重宝”为折二钱外，其余都是小平钱，书体都有楷书，“乾祐元宝”有行书，光定有篆书，可组成对钱。天盛、乾祐皆为铜铁两种，其它只有铜钱。天盛元宝钱背有“西”字，其它无背文。西夏钱币大都铸造较精美，且书法隽逸，形制精佳。但都罕见。其中的元德通宝、重宝，光定元宝篆书小平钱，天盛元宝背带“西”字钱，“乾祐元宝”楷书、行书铜钱都极罕见，是钱币中的珍品。

五代承唐朝末年藩镇割据之余绪，是对峙政权唐末割据局面的继续。这时北方少数民族却渐渐强大起来了，并形成一种势力，威胁着中原国家。契丹族就是在这时崛起的。

远在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时，契丹族归顺唐朝，从此与汉族经济文化相交流，并逐渐发展、提高，至后梁（公元916年），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称皇帝，史称辽太祖。然后制定律法，创造文字，四处征战，称雄北方。辽立国二百余年，共历九位帝王，最后一位天祐帝被金国灭亡。辽国社会经济发展至兴宗年间（公元1031年—1054年）最为鼎盛，粮食充足，物产丰富，冶铁、陶瓷等手工业发达，商业贸易与周边国家民族交往频繁。在铸钱方面，辽国钱币由于史料记载不多，且记叙又简单，和西夏钱币一样大都依据出土、传世实物研究。而辽国最早实行物物交换，后来贸易发展，需要钱币，但也都来自中原，大多是汉唐钱币，辽太宗时设钱帛司，管理钱币流通。现发现最早的辽自铸币是辽世宗时的“天禄通宝”，其后辽穆宗铸行“应历通宝”，辽景宗铸行“保宁通宝”，辽圣宗铸行“统和元宝”，辽兴宗铸行“重熙通宝”，辽道宗铸行“清永通宝”、“咸雍通宝”、“大康通宝”、“大康元宝”、“大安元宝”、“寿昌元宝”，辽天祐帝铸行“天庆元宝”。辽钱皆为小平钱，文字似隶似楷，由于辽国冶铸技术较差，所铸辽币大都较粗糙，不精细，素有“七扭八歪，拙劣粗糙”之名。辽国虽也创有自己的文字——契丹文，但在流通币中未发现有契丹文钱存世。辽钱中较罕见的有“天禄通宝”、“保宁通宝”，目前只各发现一枚，其它的也较罕见。物以稀为贵，辽钱虽粗糙，但反而给人一种质朴之美，钱币爱好者也对其孜孜以求。

和南宋政权对立的北方金国是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女真族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很早就见于史书记载。但有准确年代的记载则是辽道宗耶律法基咸雍八年、宋熙宁五年乌古乃率众作战的事。经过长期发展，在辽天庆二年、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正月元旦，阿骨打即皇帝位，建元立国，国号大金，是为金太祖。随着国家的建立，确立了皇权，改革了军队，建立了法律，创造了女真文字，也铸造了货币。金朝的币制是钱、钞、银三种并行，虽有自己的文字，但在钱币中不曾使用。

金国交易货物，早期不用钱，后来交易虽也用钱币，但皆依赖辽宋铜钱和前代的古钱，建国四十余年都不曾铸造钱，直到正隆二年（宋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才开始铸造，钱名“正隆元宝”。金熙宗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末海陵王完颜亮谋反，杀死熙宗，自立为帝，改元天德，史称金废帝，又称海陵炀王。完颜亮刚刚即位就大肆屠杀女真贵族，并扩建燕京城（今北京城），天德四年，正式迁都燕京。继而改革考试、车服制度。命令女真人南迁，加强了女真人同汉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贞元二年（南宋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开始置交钞库，以管理印制交钞，兑换交钞事物，交钞与铜钱并行。正隆二年，正值完颜亮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之时，铸行“正隆元宝”，此钱质较精良，边廓整齐，文字俊秀，可与宋钱媲美。该钱的“正”字有末笔出头和不出头之分。出头者称为五笔正隆，比较少见。海陵王是金朝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杀熙宗，杀大臣，甚至淫人妻女。但他又是个“中原通”，善绘画，能诗文，有“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的诗句。据传说当他读诗至“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时，为南国美景所动，欣然有投鞭渡江之志。正隆六年（宋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发兵六十万，南下攻宋。当时宋军主帅刘琦生病，副帅王权闻风而逃，丞相叶义问吓得不敢视察江淮守军，便派了个书生叫虞允文的前来慰劳官兵，这个书生便代替主帅率领宋军奋力拼杀，他利用金军骄横，在采石重创金兵，金军锐气顿挫，兵败如山倒，人心惶惶，思乡心切。完颜亮恼羞成怒，竟下令凡有“士兵逃亡的杀将领，将领逃亡的杀死主将”。金军哗变，由兵部尚书带领射杀了残暴的完颜亮，结束了他长达十五年的统治。此后金世宗完颜雍于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开始铸“大定通宝”钱。《金史·食货志》记载：“大定十八年，代州立钱监铸钱，所铸之钱斑驳黑涩，不可用，更令工部、吏部官员监钱，再出钱，钱文“大定通宝”，钱文肉好，又胜于正隆之制。”现在传世的大定通宝钱，制作精美，就是这个原因。金章宗完颜璟于泰和四年（南宋嘉定四年）铸行“泰和重宝”、“泰和通宝”。此外，金卫绍王铸有“崇庆元宝”、“崇庆通宝”、“至宁元宝”，金宣宗铸有“贞祐通宝”等。一种以前令学者们争论颇多的钱币“承安宝货”。《金史·食货志》记载，金章宗完颜璟承安十年十二月改铸银，名“承安宝货”，每银一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现钱用。关于这种承安宝货的形制如何，曾是中国货币史上长期悬而未解的迷题。很多的钱币书刊载有都一种铜质方孔圆钱“承安宝货”。但有人认为是伪作，因为史志上提到的是“铸银”而不是铜钱。但一直不见实物，又无法确定。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在一次清库时，发现四枚兑上来的银锭上有“承安宝货”字样。但由于来历不清，仍让专家们怀疑。直到1985年，在黑龙江省阿城县（金代故都上京会宁府所在地）杨柳乡发现了第五枚“承安宝货”，这一枚是一位农妇在山上挖土豆时发现的。这两次发现的银锭一模一样，这就印证了此前发现的“承安宝货”。这两次发现在钱币界具有重大意义。在金代以前，白银作为货币，一直是作为称量货币，而金代这种一至十五两的银锭，标明了币值，取代了称量和碎银的麻烦，在中国货币史上有其重要地位。

金代使用纸币，在其货币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纸币的印造比铜钱铸造还早，所以金代纸币在纸币发展史上也有较大影响。但是到了金末纸币的滥用也加速了金的灭亡。金宣宗被蒙古大军打到汴京后内外交困，财政开支大增。面对这种局面，金的统治者不是想着发展生产去解决，而是通过印制大额交钞（交钞是金代纸钞的概称，金海陵王贞元二年发行，成为通用纸币，与铜钱并使，交钞原以十年为限，后来不限年月，可以旧换新），或更换新钞的办法，把财政危机的恶果转稼给平民百姓，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金宣宗统治的十年间，纸币急剧贬值，近于废纸。贞祐二年，开始增发二十贯到一百贯大钞，然后又发行了二百到一千贯的大钞。贞祐三年，又开始更换新钞，每贯已贬值到几千文钱，社会经济已呈崩溃之势。《金史·食货志》记载：“小民得钱则珍藏，而券则弃用之，唯恐破裂而至于废也。”民间交易已改用银等，纸钞已被废弃。而金朝也随着经济的崩溃而加速了灭亡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