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哲学与社会学分析

[内容摘要] 2008年春，中国遇到一系经济社会和国际问题，人民大众心理上承受着较大的压力与考验。为此，本文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试图探寻其根本原因与症结，明确社会变革首先是理论创新。

 

2008年的春天，中国为2007年经济高增长、南方雪灾、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与奥运会被政治化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所困扰，13亿中国人心理上，承受着较大的压力与考验，全世界华人表现出的空前团结与爱国热情，以及中央政府的镇定，给每一位国人以安慰。

但是，发展、复兴中的中国，决不能不理性、盲目地看待和处理这些事情。发展中的失衡，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如果不能及时排除、缓解、引导，则很有可能成为难以自拔的社会陷阱，直接冲击着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安定。

●中国经济2007年高增长，包含的问题不少，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各自的责任是什么？社会各类人群利益诉求是什么？

●南方冰冻雪灾，是一次自然灾害，它暴露出了那些问题？各部门是否针对本部门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反思、检讨？找出问题与症结，加以改进？

●中国与世界经济和国内不同产业间的经济状况，呈现“冰火两重天”的态势，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有科学的分析报告？应采取怎样的宏观调控措施？

●人民币币值“内贬外升”的总根源与现实必然性，国家金融当局有科学的经济分析？这种币值变化对各经济部门的影响是什么？有多大？如何应对？

●股市“大小非”进入市场流通和新批上市公司，与股市表现之间的关系？是否应该认真研究出一个相对最小风险方案？股指4月中旬探底，需要政策救市吗？

●“3.14西藏打砸抡烧”事件，对中国社会稳定大局的评估，对新闻界的教训？国安部门有那些教训可总结？需要设立专门的反恐机构吗？奥运安全，是暂时的、应急的，国家、国土、居民永久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人口安全、公共安全，国家有全面的规划与应对方案吗？认识是否深刻、措施是否可行、科学、合理？需要老百姓做什么？要改什么？

●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教、科、文、卫事业发展的配套改革，国家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科学分析？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贫困人口的社会救济模式？社会保障模式与国家统筹方案？城市房地产供给模式？新农村建设的系统建设计划与方案？城乡人口迁徙中长期规划？

●服务型政府改革的系统方案，非税政府收入和预算收入的透明化等等，等等。

这里开出的清单，是13亿中国人个个关心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建立健全的公共安全、公共保险、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公共服务，这一系列涉及民生的社会保障机制。老百姓没能力去管这些事，但关心这些事，政府应该想这些事，做好这些事。老百姓如知道我们的当家人，早就安排好了这些事，老百姓就放心做自己的事，才不担心受怕，对各自的未来，就有一个好的预期。

为此，作者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试分析、探寻中国2008年初，表现出的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的深层根源与症结。提出一个外行的一孔之见，供读者参考、批判。

一、“宪理论”是分层的，主流意识≠社会意识

“宪理论”是作者新造的一个词，它是指指导社会运作与人们行为规范的最高理论。这种“最高理论”分两大块，一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规律认识的最高科学；二是无需证明、说明、没有道理、必须遵崇的地球自然和生物群体进化本源与本能。

这个“最高理论”，一方面，它是分层次的，其社会主流的“最高理论”，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决定其政府的行为；另一方面，非社会主流的“最高理论”，它又决定不同人群的行为与期望，社会主流意识无法取代，并在代际间传承，旧有意识且有顽固性。当社会主流的“最高理论”与非社会主流的“最高理论”相契合、相融时，社会就和谐、发展、进步。否则，社会就不会和谐，社会发展就不可能长期、持续，就不可能引领人类社会的进步。

“最高理论”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社会主流层的“最高理论”。即《宪法》层次，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新添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内容。二是社会存在非主流意识的“最高理论”。即中国社会各类人群，真正直接影响其行为的思想意识观念。如中国主要有：儒家思想、佛教观念、其他宗教、西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等等。三是人性本能的“最高理论”。它分动物本能和社会人的本能。人的动物本能如：食、住、性、情绪等；社会人的本能如：奉献与自私、公正与嫉妒、善良与贪欲等。

中国5000年的历史证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但秦始皇为了提高皇权，维护秦皇朝的政治体制及其统治秩序，在文化意识领域，采取过加强思想控制的“焚书坑儒”。公元前134年，即汉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从公元前134年到公元1949年，中国有2083年，儒家思想一统中国社会，并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之中。

本来，孔子思想是原先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经过历代皇权的极力推崇，发展到后来成为皇权专制社会的正统思想，而其它与孔子思想不相符的思想观点被打压，造成社会思想单一与僵化，最终对后来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障碍，形成了思想僵化乃至腐朽与落后中国社会，招致中国社会落后于人类先进（工业）国家100年，中华民族屈辱了近100年（1840-1949）。因此，任何时候，对于每种思想，我们都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应持“好的一切都好，永远是好的；坏是一切都坏，永远是坏的”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观。

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在中国社会传播，从“五、四运动”算起不足90年，从1949年算起，不足60年，与“儒教”对中国社会2083年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社会，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单一意识的国家，也不是单一民族（民族意识有的区别极大）国家。这是中国社会意识的国情。

普世价值，指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价值观念。根据讨论普世价值的立场不同，普世价值可以分为“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两种不同的类别。客观主义认为，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们必须认识、接受和实践这种价值观，而不能随心所欲的挑挑拣拣，对客观普世价值的拒斥和反对，是一种落后和不开化的表现。相对主义则认为，人类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也是相对的，每个民族和文明都有自己的普遍价值观念。坚持价值观念的相对性和多样化，本身就是普世价值的体现。相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社会多意识并存的国情，决定国家意识政策必须是和谐共存，政治上的强权与不同意识共存，本来可以实现，其途径是形式上弱化思想意识的统治，强化国家观念，宪法意识，化人群意识为个人意识。国际上通行的政教分离，就是走的这条路。中国如不能实现这一社会政策，社会不稳定隐患，将长期存在，来自国内外的意识形态斗争，将不时干扰我们。

 

二、中国社会的“潜意识”、“潜台词”，对执政党不利

“潜意识”、“潜台词”，是指我国社会不见诸于文献、政策、法规，但始终左右着社会实践的有形或无形的思想意识。这样的“潜意识”、“潜台词”，大量存在于中国社会，之所以是无形的，主要是非主流意识对主流意识的干扰，与主流社会意识明显相左。

表现一，人是无私的。衍生出中国的官员，是世界上道德品质最好的官员，而且是官阶越高，道德品质越高尚。不然，那么多腐败案例，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实质性的监督与制衡机制的现状，无从解释。“自律”取代不了“他律”。

表现二，党组织，是绝对正确的领导。任何人、任何时候，当时，都不得对党在“民主集中制”条件下作出的决策，产生任何怀疑。党的错误，唯一途径，只能靠党的最高精英们自己觉悟。执政党的“他律制衡”不可或缺；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只有相对正确。

表现三，中国官员不是特殊人群，在隐私问题上，必须与老百姓同等待遇。反腐倡廉如火如荼，但对官员个人隐私保护却没有丝毫进展，财产公开制度世界通行，中国官方似乎认可官员可以与百姓比。

表现四，中共党的工作仍然是中国社会地下的“秘密”的工作，所有的中共党组织都没有建立自己的专门网站，甚至有的工作班子仍然使用代码。一个执政党无需隐瞒，应大大方方地公开自己政见、工作、意图和方案。

表现五，党组织，除私企和外企，是社会所有组织最高决策机构，那怕是专业性极强的卫生、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在中国社会继续延续实行解放初“外行领导内行”的习惯。社会是复杂多样的，党的领导实现形式也应该多种多样。

表现六，中国被中共认可的政治组织的工作人员，都比照国家公务员享受同等待遇，国家财政全额支付其全部费用。如所有民主党派、共青团、妇联、工会等。

表现七，认为中国官员的公务消费，都是工作需要，是为人民服务支出。因为，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以，不得作任何限制。公务消费隐匿的非正当支出，其恶劣的社会效应是助长了社会浪费和贪污，抵消了部分经济增长成果。

表现八，中国的官员，除公开的权利外，还有许多自授的和不正当手段获得的特权，行政级别越高特权越大。为了升官，贿赂等手段无不用其极；为了特权，甚至顾凶杀人；大学生为了特权，1000多人争考一个公务员职位。少数人拥有特权，是所有社会最嫉恨的一件事，在中国对社会产生毒化效果。

表现九，中国的官员和媒体，始终保持一个口径，一个腔调。其直接后果是：台上讲话的人，明明知道自己讲的不是真心话，但不得不讲；听的人也清楚他在讲假话，听的人不得不认真记假话，回去还得认真传达假话。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全民说假话的现象，处理的态度是“当面不抵，背后不理”。似乎没有不同的声音，就是与党保持高度一致，就是社会稳定。其实，它大大削弱了党的执政能力。

表现十，社会主义反对剥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允许剥削存在。但改革现实是：私人所有制就是剥削，股份制就不是剥削。所以，国有企业资本可以股份化，农村土地就不能私有化，一旦私有化，农民就处于剥削境地，社会就会变质；资本可以商品化、劳动力可以商品化、农村土地决不能商品化。等等，不一而足。

这里列举的“潜意识”与“潜台词”，只是个人的认识，只当是“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子的话，肯定有不正确的地方，但是真诚的，只是忧患意识太浓。这些现象的总根源，是中国社会封建意识遗存，说明“中国反对资本主义意识过头了，反封建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这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是极其不利的。

 

三、政治体制改革，是体制、意识、理论创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应归功于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因为它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宪理论”，由不愿意放弃计划经济理论，又想搞商品经济的徘徊中，一下子转变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上来。理论上的突破，必然带来实践上的进步。

而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大多是只讲不做。目前，中国是上层建筑改革滞后，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需要证明的话，可以列举，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2008年春，中国社会和国际发生的事件，联系实际深入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刻不容缓了。但是，对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多种疑虑与阻力。

一是，中国有史以来，封建社会改革家，最终都没有好下场。从“商鞅变法”到“百日维新”，历届的改革者不是被车裂、灭九族，至少也是杀头。他们往往都因为触犯既得利益群体，而与改革本身一道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境遇。

二是，改革本身就有不确定性风险，“勤政”没有“懒政”舒服，能拖则拖，宁肯推着走，也不主动行。尤其是在全社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不明朗、无共识的情况下，不改革的理由更充分，改革的理由反而不充分。

三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而不是在外力推动下的改革，没有原始动力推进，知难而退，是最佳选择。

四是，中国的改革是“从上至下”的改革，而非“以下促上”的改革，有权推动改革层，对改革的紧迫感不强烈，对改革的紧迫感体会深刻层，无权倡导改革，更没有推动的能力。

五是，改革需要付出代价，谋求政绩更实惠；发展地方经济，为人民做几件实事，落个好口碑，与改革比起来，两利相较取其大。

六是，干部任职是有期限的，在较短的任职时间内，不可能完成惠及子孙万代、需要长期艰苦卓绝努力的改革大计，没有良好预期的事，绝不贸然行事。

七是，“社会稳定，压倒一切”，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能延则延。其实，稳定是与秩序相联系的，一个“非合理的秩序”下的稳定，只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繁衍，其不稳定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就是“火山暴发”，必将危及基本的生存。合理秩序条件下，不稳定要素得到适度失放与排泄，反而有利于社会稳定。

八是，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排在日程表的末端，戈尔巴乔夫的前车之鉴，足以警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

九是，大批退下来的老革命家、老同志，习惯了革命时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始终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观念看待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时期的人和事，在他们中间，对社会变革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十是，非公平与不规范的社会既得利益者，一般都反对以公平、公正为主旨的政治体制改革，拥护政治体制改革的群体，往往都是社会中下层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其社会话语权与能量，不相匹配。推动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基础不牢，留下的空间，有可能让敌对势却乘虚而入。

这些分析，固然有一定的猜度成份，很难通过社会调查取得真实的数据资料，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一定人群中，确实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客观存在。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四条规则可循。一是不能采用“休克疗法”，也只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循序渐进，以减小社会振荡带来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存在“台独”、“藏独”与“疆独”等分裂势力的情况下。二是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政治体制模式，要根据中国国情有针对性地，一步一步地改，走一步看一步，稳扎稳打。三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仅仅是行政部门职责调整，机构改革。它首先是思想意识的变革，是指导思想的改变；是意识、机制、体制创新；是建立有限、高效、节约、透明的服务型政府。四是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风险要大，而且损失不可弥补。要在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决心基础上，科学、理性地改，广泛听取利益相关者和人民群众的意见。

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的方法，是变政治为学术，变改革为科学。首先不谈改革，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和邓小平理论等核心学说，以及“科学发展、以人这本、和谐社会”的观观念指导下，对“中国社会管理学”，开展全方位的科学论证与分析，分解社会不同层次不同类别，深入开展“中国社会管理学”研究，让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在中国大地上复活，促进“中国的让·雅克·卢棱、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们的诞生，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化、理论化、现代化。相信现代中国社会也能涌现出当代的“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鬼谷子”等人物和社会主义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流派。那么，社会主义学说必将更加辉煌灿烂，到那时，没有改不改的问题，是按何“家”的理论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党和人民必然作出最佳选择，中国的复兴也就在其中了。作者：柴福洪 2008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