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今天才被拘留，也许是件怪事。
“许章润说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会被带走。他家前门上一直挂着一个装有衣服和牙刷的包，就是为这一天做准备的，”耿潇男说。“但真的发生了还是很让人震惊。”
震惊是本能的反映，即使极有定力的人，对必然发生的事件也难免有震惊的感觉，就像面对死亡一样。
自然，“许章润”早已被封杀了：
被“嫖娼”，是一种公开示威，暴力的示威。对“权威”的淡定，是一种回应，对权威的蔑视。
【附录】旧文
我的心思你永远不懂（上）
——华生：疫情促官场生态反思 丧事喜办听不进批评是忘掉初心
随着湖北与武汉在前期防疫工作中的各种隐瞒行为不断被揭露出来，特别是湖北和武汉的主事人和责任人，不惜采用各种严重违法乱纪的手段，欺下瞒上，掩盖实情，压制和打击说真话的医生及知情人，使我们一再错失扼杀病毒于早期阶段的良机，很多人也有了一个共同的疑问：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干？他们当初简单按规定汇报实际情况，即便出现像一些国家疫情没控制住的情况，也不会有太大责任呀？他们当初的想法和追求到底是什么？ 1
虽然我之前的文章对湖北和武汉的主事人、责任人严加抨击，但是，我从来不认为他们是天生的坏人，或是从一开始就图谋不轨的阴谋者。恰恰相反，我完全相信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和普通人。只是由于机缘巧合，加之自己定向的不懈努力，他们才屡过宦海浮沉的关口，身居要职。而且在疫情刚发生时，他们也是按自己的习惯和常规办事，后来只是因为路径依赖和逻辑使然，才一步步陷入越来越深的泥潭。
从平常人的角度，既可以让我们理解更多的现象，又可以帮我们得到更多的启示和警省。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李文亮医生并非天生的英雄，而是特定的环境和情景，把他变成和逼成了勇士和英雄。但也正因如此，李文亮才让我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感到亲切，并引起我们的共鸣，因为他就是我们自己中的一员。他让我们看到，平时喜欢躲事、难免平庸和怯懦的我们，在特定的场景下，也会有英勇的行为，也会迸发出英雄主义的火花和做出义无反顾的壮举。
同样，从平常人的角度去剖析湖北和武汉这批主事人和责任人的动机行为，也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平常人身上，也隐藏着若干未必全自知的贪欲、私念和文化劣根性，很可能更会在权力的腐蚀下忘乎所以，留下自己事后都震惊的劣迹，从而让我们自己警醒，使我们从简单的义愤和声讨中，理解人性的弱点和复杂性，进而升华到一个更深刻的省悟和更高的精神境界。
记得还是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在家长和老师面前，掩饰自己所犯错误的毛病。为了一点小小的虚荣心，回想起来，弄虚作假的事情好像也干过。后来长大一点，知道这个毛病不光是我独有。
西方谚语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实际上揭示的就是人趋利避害的生物本性。好的制度和个人道德修养，也许可以使少数人在多数情况下，或很多人在某个特定场景下，超脱这一点。
但人这个自利的基因，恐怕是改不了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说的也是“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从这个意义上说，正视和承认这一点，是人类搭建好的社会制度的基础。
反之，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命运，仅寄望于一些无论道德多么高尚的人，最后总是难免悲剧的结果。故而《国际歌》开头就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尽管我们自己，既有勤劳善良，也有太多的不良和缺陷。
有了这个内因，如果再有一个外部生态，就是唱赞歌永远是正能量，讲问题就被认为是负能量，那么隐恶扬善、掩盖问题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和不容分说的浩然正气。
就如媒体所报道的武汉中心医院领导斥责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不顾”、“罪人”和“元凶”的三个大帽子，别说是个医生，无论拿到哪里，有谁又能扛得起呢？
如果再进一步，追随领导、赞扬领导就是正能量，就是善意，与领导相左、批评领导就是负能量，就是恶意。歌颂光明就等于歌颂领导的英明，那么，还有任何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初心吗？那就会如历史反复证明的，最终难免都会蒙着推着领导把我们带往不那么光明的挫折。
我们这几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最根本的，就是要使我们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初一没有权，二没有钱，也就是我们今天有的，当初全没有，反而是我们的敌人和对手都有。
有权有钱能压迫人的人输了，最后我们赢了，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奉献和牺牲去为人民争解放谋利益，让老百姓不受欺压，靠的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人心所向。
在今天，入党没有危险，当官就有权有势有人逢迎拍马，这与当年拎着脑袋入党闹革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有多少人还能坚持这个初心，还能听得进批评，又怎样才能坚持住这个初心呢？
因此，再严重的疫情迟早也会过去，但如果通过这次疫情的总结，能促进我们对官场生态环境的反思，促进对官场官员中只听和只愿听赞美逢迎之风的警醒，回归初心与使命，如经济反腐那样，在神州大地吹起扫除空话假话、倡导真话实话的政治清风，推动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建设，那我们这次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就没有完全白费。
当然不用说，只讲阴暗面，让人们都灰心丧气，提不起劲来，甚至以偏盖全，去搞破坏拆台，肯定不行。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一盘散沙，各行其是，自然更不行。
人或人类，生存于世，苦难已经不少，需要乐观主义提升生活质量和生存几率，并激励自己前行。同时，悲观主义提醒我们警惕和注意潜在危险，也是人类至今适存的必需品。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因此，只准歌颂成绩和成就，不准批评阴暗和错误的东西，丑的东西非说成美不可，护着短不准去碰；主流媒体越来越只哄着唱赞歌，整天忙着去帮外人找问题查毛病。长此以往，那就只能形成一个社会只有一种虚假声音的恶性循环，从而最后一犯往往就是天大的错。
其实，要是真心为自己国家自己人好，是要在激励鼓舞士气之余，常有忠言逆耳之言，总忧失去人心之祸。否则，一旦形成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的风气，围绕权力周围，逢迎拍马之人就会蜂拥而至，各种巧妙的马屁和肉麻的吹捧，时间长了，由不得人还能把持住自己，从而再荒唐的假话也可以登堂入室。我们历史上犯过的亩产几万斤粮食的浮夸错误，就是这类情况的一个典型。
不幸的是，当时湖北和武汉的主官们就是多少生活在这样外部的和自己营造的官场生态中。
他们对出现的任何问题，第一反应首先是关起门来自己解决，排除一切噪音杂音。比如其省市卫健委系统对国家网络直报系统的要求不是不明白。
我之前文章说过，武汉市卫健委在此半年多前，还处罚过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昌分院未及时向网络直报系统报告问题，并在官网上发公告处罚。
武汉市官方的“武汉发布”2月26日在回复网友问题时也承认，他们的内部信息系统中登记的最早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为2019年12月8日。武汉金银潭医院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文章记载的首个案例则发生在12月1日，并且在12月10日又发生了3宗病例。
这些病例无论分散在哪几个医院，按要求组织会诊和报告，武汉市的疾控中心和卫健委都不可能不知情，因为这正是法规明确规定的他们的职责。
在SARS的惨痛教训后，专门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规定，“发现不明原因肺炎”，“获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的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报告人应在两小时内以电话或传真等方式向属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专业机构报告，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同时进行网络直报”。
可见，我们通过血的教训，总结凝聚出来的法律法规还是非常严密的。如果严格按照法规的要求去做，无论新的病毒来自哪里，我们都完全可能将其传播扼杀在萌芽状态。所以，法律法规必须有威有牙，使人遵守敬畏。对那些将法律法规视为儿戏，置若罔闻者，我们也必须严肃追责，以儆效尤。
否则，违法违规者均可以各种理由开脱自己，逍遥法外，逃脱责任，既对目前防止疫情的可能反复极为不利，而且也难以避免类似灾难的重演。
另外，《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中还明文规定，“两周内发生的有流行病学有相关性的2例或2例以上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就已经属于“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更要高度重视，立即报告并采取紧急措施。
因此，在12月上旬到中旬，到底是市卫健委系统政治站位高，主动为省市领导分忧，大包大揽不上报而自己解决问题，还是经省市领导同意这么做，我们并不清楚。但无论如何，一旦12月初违反规定不向国家网络系统直报，最初致命的错误就已经铸成。
到了12月20日，可以想见，随着各医院的病例开始增多，必然会引起相关医院领导和武汉市卫健委系统有关人员的重视。显然，像武汉这样医疗水平和医疗资源都在全国前列的大都市，都搞不清楚原因的感染病，当然不是个简单的病。
这样才会有12月24日，不明原因肺炎的样本已送达广州微远公司检测。且该公司很快发现问题严重，并不晚于27日当即与武汉方面送检的医院和疾控人士电话联系，随后还派人专程上门到武汉与相关医院和疾控中心人员汇报会商（见《财新网》等相关报道），可见武汉市疾控和卫健委系统并非不知情，而是其亲自组织或至少一直是参与其中的。
到了这时，加上其他送检结果先后反馈回来，应当说武汉卫健委方面已经大体清楚引起这个不明原因肺炎的肯定是某种类SARS高致病病毒。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不明白，“不明原因肺炎”的“不明”，根本不是他们可以自己不向上报告、可以随便去找人检测的理由，因为这个“不明”正是2003年SARS后国家防范的重中之重。
须知真正可怕的不是已知和已了解的疾病。可怕的恰恰就是这个“不明原因”，就如当年新出现的SARS让我们吃了大亏，故而原卫生部专门为此“不明原因肺炎”下达专门文件建立报告、排查、监测制度。
但17年的时间也许足以使人麻木，况且一个官员哪里需要考虑17年才可能发生一次的事情！但国家对高致病微生物更不必说是不明原因的致病病原体自2003年来一直是防范重点，从检测到运输、保管，都是最高级防范。
但这时武汉及湖北方面又犯了第二个致命错误。他们不是立即报告中央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而是继续隐瞒。推想他们的算计是，这时即便立即汇报，违法违规未进行网络直报和未及时向国家报送高致病样本、延误战机这两个大错已是铁板上钉钉，跑不掉了。这给模范城市武汉以及湖北领导们在脸上抹的黑，那可不是一点点。如果继续自己解决，能抹平此事，虽有点小风险，但总比立即招供认罚，也许来个全国范围通报批评强得多。
可见，通往地狱的道路，就是这样由一错再错的阶梯铺成的。
正是在这个路径依赖下，随着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医生执着汇报，省市区三级疾控终于在12月29日联合开展了现场联合调查。
武汉市卫健委的上级（市委市政府？省卫健委？省委省政府？）也给下属机关发了紧急通知。根据这个“上级紧急通知”（这个上级发的紧急通知，估计范围很小，所以至今没有泄露，无人知晓这个上级是谁，发了什么内容的通知），于是武汉市卫健委于12月30日内部连发了两个紧急通知。
据《人物》杂志报道，直至当晚10:20分，市卫健委仍在向医院传达要保密，并强调擅自发布信息引发恐慌要追责。殊不知此时这两个内部文件已经被人先后上传至网上（见国家监察委调查组报告），进而引发一系列蝴蝶效应。
另据《健康时报》3月20日报道，中央指导组医疗救治组成员、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正司局长级），在《人民日报》直播栏目“人民名医”视频采访中证实，“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从网上获悉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后，立即与当地的卫健部门沟通确认，并于当天，派出工作组赶到武汉”。
这是从官方渠道首次证实了我们文章早先指出的，原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1月31日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时称，他们在12月30日、31日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上，“上报了国家卫健委”的话，不过是对全国人民公开撒谎。
当然，湖北和武汉方面的主事人和责任人对全国人民说的假话和谎言，远不止这一个。随着事件和时间的推移，我们到时将一一剖析。
我的心思你永远不懂（中）
——华生：本次疫情主流媒体让位自媒体 报喜不报忧看似占领阵地实则放弃
今年3月以来，新冠病毒疫情在欧美国家开始愈演愈烈，特别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政要名流也都纷纷感染上新冠病毒。这些国家在东亚疫情已经发生并得到相当的控制后，仍然没有避免疫情初期的轻视疏忽以及应对中迟缓的种种问题，使得国内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当初的轻视和失误也是可以理解，或许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深入分析，各种认识问题与其他问题的关系和区别，以及不同情况下的责任追究。
此次新冠病毒，恰如善变的白骨精，来时温柔，看似无害，一些大专家也认为其顶多就是一个大号流感。且其潜伏期可长可短，不发烧无症状也可传染，原被认为最准确的核酸检测也有相当的假阴性率。
当然，如果疫情的发展都能归结为认识问题，我们就不能苛求当时湖北和武汉的当事人。正如我们看到的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如果是文化和风俗习惯不利于防疫抗疫，改变起来又费时费力十分不易，那么，社会大众自己就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这就如历史上发生过的大瘟疫一样，社会的适存性最终会或多或少地为自身开辟道路，改造文化和习惯。这就如19世纪中叶伦敦霍乱的大惨剧导致了现代城市给排水系统的全面改造与重塑，我们现在也要重新审视自己对野生动物的口味偏好；如果是一些人一些团体自己的认识不足、掉以轻心或因其社交方式更加易感，则他们自己和亲朋好友要承担后果；如果是政府首脑轻敌或对疫情判断失误、准备不足，那么，人民自然会最后根据他们的应对及综合其他表现，在选票上让其付出代价。
就如我们看到，美国的《纽约时报》在探究“美国怎么错失黄金30天？”；英国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主编谴责在中国疫情暴发后，英国无所作为的2月是“国家丑闻”；也有“白”直男进而从更深的文化和族群层面去反思：为什么我们西方人2月份时不在意和不能体会中国和东亚人的悲痛和哭泣？美国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州长甚至承认他们最初以为这只是亚洲人易感的疾病，从而忽略了，如此等等。
总之，发达国家的社会各界还在疫情向上发展的灾难期高峰期，已经开始在回顾反思应对疫情发展时机的错失，沉痛地提出问题：要从此次疫情惨剧中学到些什么、吸取哪些教训，才能够避免今后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可见，我们根本不用担心别人今后对自己问题的总结和追责。
所以显而易见，对于疫情已经基本控制，开始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的我们来说，在欢庆歌颂之余，当然不应该只去关心和追踪别人现在所面临的苦难和失误，而应该认真回过来看一看，我们曾经疏于报道、不愿面对的那些自己人民付出的苦难、代价和牺牲，梳理疫情发生和发展过程，本着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的精神，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当从此次疫情中吸取哪些深刻教训，学到哪些代价昂贵的课程，才能避免这样的灾难和惨剧在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中再次发生？
鉴于中国是首先暴发疫情并公布的国家，我们当然更要追寻武汉疫情早期错失扼杀病毒于萌芽阶段的原因，分清哪些是缺乏经验的认识问题，哪些是玩忽职守或违法乱纪问题。
特别是因为中国最严重的疫情主要集中在武汉一个城市（因人员外流，疫情期留守人口已不足千万），武汉疫情相对于其人口比例的严重性至今在全球受灾城市中也排在前列。
与发达国家各大媒体深度跟进报道疫情的严重程度，特别是着重展现个人层面的英雄主义，注重病人及其家属等个体的悲剧和感受不同，我们的主流媒体包括当地媒体，主要着重于国家和人民在灾难面前所表现的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而把疫区人民经历的煎熬，和个人及家庭层面的感受完全让给了自媒体。
同时还要看到，限于当时的条件，我们有一部分感染新冠病毒的早期病人没有被归入确诊病例，也有一部分因新冠病毒感染而丧命的人无法记入这次疫情的死亡人数。
另外要注意到，无症状感染者我们目前才刚刚开始检测统计，正常人群接受检测的人口比例很低，因而新冠病毒的病例数量与一些国家还并不完全可比。因此，我们还不能够简单地依据自己接触到的媒体感观，来对比中外疫情严重程度。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目前在全球还在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的国情和文化风俗相差都很大，很多结论以及对应方式利弊的比较，恐怕还要有待实践的推移，最后才能有一个相对全面的结论。
国内有人认为，国外疫情发展的越严重，说明我们应对的越正确，形势对我们也越有利，我们也越不必对内追责。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观点的扩散效果也是恰得其反。在人类越来越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地球上，新冠病毒的威胁是面向全体人类的。
当病毒还在地球上肆虐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也没有国家不会在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受到广泛影响。
应当承认，无知也不爱知，严重地低估敌情，这是湖北和武汉主事人、责任人所犯错误的基础。这或许也是他们至今认为自己运气太差的原因。
不错，这次的新冠病毒确实诡异无比，以至一流的科学家圈里谈论起来也称之为“流氓病毒”。它如果像埃博拉，或中东综合呼吸症，或者SARS那样，一来就气势汹汹，欲致人于死地，说实话也许并不难对付。这些病毒患病症状明显，不难追踪，以湖北和武汉丰裕的医疗资源，自己将之消灭也不是难事。
故说起来真是很难相信，即便到了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从武汉返回后，上午先在国务院汇报。
专家组成员杜斌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下午我又参加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电视电话会议，参会的人不都是卫生口的，还有公安、交通等等。湖北省有两位主政官员也去了，坦率地讲，从他的汇报来看，没觉得这事已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见《南方人物周刊》对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杜斌的采访）。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怕新冠病毒，不怕染病送命，而是据他们听到的汇报，这个病毒真没有多大威胁和危险，况且他们自己及周围的人也都安然无恙。因而他们在基于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对领导的批示和要求有自己的理解和解读。
即便到了1月26日，武汉封城后的第三天即大年初二，武汉城里的情况已相当无序混乱凄惨，当地领导的这种麻木和乐观似乎也还未消退。
当日武汉市市长在湖北省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镇定自若地介绍说，当日武汉在院治疗的病人是533例，“现在还有2209位在院治疗的疑似病例还没有得到检测”，“所以在这个533例之外，就目前收治的和留观的总人数还会增加1000例左右”。
市长还解释，“很多市民都受到了病毒的侵害，感染了病毒性肺炎，这个数字总是感觉和我报的数据、和大家感觉社会面上的反应、甚至恐慌好像不一致。我在这里要跟朋友们介绍，我们说的533例是已确诊的”。
他还介绍，“我们在定点医院的周边征用了一些酒店，让医护人员可以不回家，轮流地到这些酒店睡个觉、洗个澡、吃一点工作餐，这样精力充沛以后再上阵”。“我们已经得到了900多人医疗队的驰援，……后边还有队伍来”。
虽然市长并非是武汉市的一把手，但是市长在省里这样重要的新闻发布会上所发表的讲话，代表了当时武汉和湖北的主官们对局面的判断，这恐怕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们现在知道，当时武汉医护人员伤亡惨重(据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后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披露，1月底湖北省医护人员已经有3000多人感染。根据这个数字的比例推论，我们可以认为这其中大部分都应当发生在武汉），在岗留守坚持者也精疲力尽，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医疗资源已挤兑崩溃，实际病人数以万计。
因此当时派去的几百上千医疗队人员可谓杯水车薪，远远不够。
最后全国共派去4万多医护人员，全中国感染科相关的精锐部队几乎全派去了。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中央果断决策、全国倾力增援，武汉乃至湖北的局面还会更加不堪设想。
前方的一线指挥员对敌情估计与实际情况天差地别，如果真是战争年代打仗，不仅我们的武汉守军会被歼灭，中央派去的先头增援部队也会早被敌人“包了饺子”了。
再看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在新闻发布会上，只念稿子而不回答记者常识性的问题。湖北省省长在回答抗疫工作急需的战略物资口罩问题时，先说湖北年产量108亿只。这个数字超过了当年即2019年全中国的产量。会议结束前该数字又被反复更正，最终为年产108万只，即不足一个中等工厂的产量。
我们自然不能要求领导对什么数字都能记得住，说的准，更不能因为领导说错一句话或记错一个数字，就说他不太称职。
但是，对最重要的抗疫物资心中完全无数，一会儿功夫先后相差一万倍，这未免让人不知该说什么好。
在前线指挥官们这种对敌人的数量很不清楚，对自己的装备也搞不明白，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情况下，试想国家资源再雄厚，领导决策再英明，武汉保卫战前线打得那样惨烈悲壮，人民群众和一线医护人员付出那么大的牺牲，湖北和武汉的广大基层干部、支援部队、公安干警及所有坚守岗位奋斗在危险的抗疫前线人员的艰难困苦乃至人员伤亡的局面，就不奇怪了。
我的心思你永远不懂（下）
—— 华生：为何湖北高层无一人感染？武汉疫情追责相当紧迫
上篇（中）说到湖北与武汉的主事人与责任人直到很晚，仍然对武汉疫情的严重性麻木不仁，有人感到很为不解。其实再大的领导也有普通人的一面。他们的很多认知许多时候也是要来自自己的经历经验，来自对环境和周围发生事情的切身感受。
包括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一直对新冠病毒疫情很不在意，直到他见过和握手的外国代表团多名成员，几天后都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他才开始接受去做核酸检测。
当他的多年老友也被新冠病毒感染，第一天还精神挺好地去医院，第二天就陷入昏迷，他才真正知道了这个病的厉害。可见，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领导如果脱离一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自己的圈子很封闭，很多民间的感受他就没有，许多本来就经过筛选过滤后的情况，即使报告来他也不会敏感。
荣誉变为包袱 聪明反成陷阱
有人说，武汉发生的疫情，如果发生在中国其他省市，情况也会差不多。这个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其实也并不尽然。这是因为湖北和武汉的主政官员们不幸地走上了这条道路，除了一般的共同原因以外，还有他们特殊的包袱和个人特殊的欲望。
应当承认，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这几年发展较快，工作做得不错，特别是去年10月份举办军运会，城市面貌改变很大。
军运会的成功举办，受到了各种嘉奖特别是他们总挂在嘴上的点名表扬。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湖北和武汉的主事人把荣誉变为包袱，随着在各种全国性会议上到处做典型，频频介绍经验，变得日益飘飘然起来，以至把“大武汉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同并列，大谈什么“武汉标准”，乃至夸张“全球进入武汉时间”，如此等等。各种陶醉、自大和膨胀的言辞，让人不愿再去一一列举（摘自《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当地报纸报道）。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些言论的时候，真是让人五味杂陈。
必须指出，武汉确实历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有着光荣的历史。武汉人民从来就是英雄的人民。武汉和湖北人民，这次为了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减轻压力和争取时间，封城封省达两个月或更久，付出了巨大代价和极大牺牲。
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们都坦言，“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出的贡献，世界亏欠你们！当这场疫情过去的时候，希望能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这种纯粹利他主义是其他国家应该学习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团结”。
但是，当武汉以及湖北人民能够开始出去重新艰难谋生的时候，我们国内那些更多受惠于他们的地方，有些不仅要求这些英雄中的弱势群体去支付隔离费检测费，甚至不少地方还有各种各样的歧视劣待（有时还有产品的产地歧视），这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是对以自己的巨大牺牲，换来我们国家和人民今天健康安宁的英雄人民的回报！
因此，现在根本不是我们去嘲笑其他国家在疫情过程中存在的某些歧视、自利和不协调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和国人需要自省，怎样避免自己心中隐藏的自私与歧视，重新全盘考虑，我们应该怎样回报武汉及湖北人民。
当然，我们不是不可以理解，一些地方处于防范疫情再次冒头的谨慎和对本地居民负责的态度，希望对武汉和湖北的流入人员施加额外的隔离和检测等要求。
但是，这样做的全部成本不应当是由武汉人和湖北人，而应当是由这些劳动力的流入地和受益地去负担。即便不考虑对全国做出过重大牺牲和贡献的武汉和湖北人民的回报，就是出于长期以来受益于劳动力流入来说，这些地方在这个特殊困难的时候做出点表示，也是完全应该的并符合受益者负担的原则。
须知，大量使用外来工主要是农民工的省份和地区，长期以来，直接使用已经成年和熟练的劳动力，取得了大量的税收以及社保基金收入，但是从来既不用负担他们之前的哺育培养培训费用，往往也不用承担他们年老之后的赡养费用。
从这个角度说，这些省市和地方并不是从自己身上拿出钱来救济外人，而是把别人已经长期贡献积累的资金多少给人家一点回馈。所以，我们期待和相信那些外地用工流入或大或小一些的省份和地方，是明事理懂回报的，能够和也会不甘落后地拿出应有的行动来。
但是尽管如此，人们不能不也不禁要问，城市和人民是英雄就等于恰巧在此上任的公仆们也是英雄吗？城市和人民英雄不是说明这些公仆的工作更好做，更应该对得起英雄的人民吗？更荒唐和更要命的是，“武汉的未来因此值得期许”，就进而可以看成是自己的前程值得期许吗？
当然，为了实现这个预期，这些人很“谦虚”地把全部功劳归于拿着他们“乌纱帽”的领导，积极揣摩和迎合上级意图，自以为是地不给领导和全国人民添乱添堵，还要不断显示崭新和出彩的印象。
可是，仅在庆功盛会开过刚刚10来天，湖北和武汉省市若干重要部门还在各种全国性会议上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时，不明原因肺炎这个不速之客竟然敢上门挑衅。试想心气正旺的湖北和武汉主官及其善解意图的部分下属们，怎能因这点小事坏了大事，影响破坏湖北和武汉发展的大好形势与光鲜形象？
况且对于2003年曾恰巧在湖北担任副省长，参加指挥了对SARS的成功围剿（据称当年湖北省总共只有6个SARS病例）的蒋超良书记及其忠心耿耿的一些部下们来说，怎么会对一个比SARS看起来软弱太多的不明原因肺炎产生惧怕，而不百分之百确信这是杀鸡不用牛刀的小事一桩呢？
这样，随着武汉和湖北“两会”的临近，全国春运和春节的到来，不给领导和全国人民添堵添乱，不给自己看起来无限光明的仕途横添阴影，凭借武汉雄厚的医疗资源和自己在这块地面上呼风唤雨、搞定一切的能力，自己闭门解决问题当然是他们认为最自然而且胜券在握的抉择。但是，当他们为此目的而继续跨越党纪国法红线的时候，也就注定了他们日后必然难逃被追责的命运。
有人怀疑，现在是追责的好时机吗？这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是恰当其时。因为很显然，如果最后科学不能认定新冠病毒是从外部传入中国，那么新冠病毒的疫情在世界上发展的越严重，也意味着我们会受到道义上的潜在压力越大，并越有可能在国际上面临更加被动的局面。
对此，我们必须有所预判。因此从现在起，我们不仅要在对外关系上谨言慎行，而且要在做好我们自身防止疫情反复、恢复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工作的同时，对外积极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展防疫抗疫工作，对内查清早期延误的主客观原因、严格追责。
应当明白，做好这些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动的，也是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当采取的行动。我们的工作不是跟着国外几个推卸自己责任、专挑中国毛病政客的指挥棒转的。我们的信息越透明，查因追责的工作越严谨，就越能取信于国际社会，提高和增进我们的国际地位。
考虑到上述因素，仅就初步暴露出来的情况，可以看到我们的追责工作不仅完全必要，而且相当重要紧迫。
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由于当时的湖北和武汉主事人除了认识问题之外，有保持光鲜形象的强烈主观偏好，相关责任人在其默许和支持下，从一开始就动用组织力量违法违规操作，严密控制真实信息传递。而这些主政官员自己工作不深入，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一线。
一些下属们又都知其所要、投其所好，见风使舵，欺下媚上，报喜不报忧，加之这些人目无法纪，胆子极大，使得他们自己的信息传递加工也严重失真。
所以不要说这些主事人在12月30日之前完全不知情或没当回事，在12月31日到1月1日知情后又动用公安名义和发动官媒去震慑社会大众，在1月上旬到中旬为了给自己召开省市的“两会”保驾护航，察言观色的部下们积极压制、封锁消息，他们仍然乐观其成，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疫情有多大威胁和危险。
当然，他们自己及其积极追随的部下们并无一人感染，这似乎也增加了他们乐观和自信的理由。
记得当年毛主席多次推荐党的干部要读一读《红楼梦》。书中有一首“好了歌”及“好了歌注”，其中唱的有“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如果湖北和武汉的主事人、责任人也读过了《红楼梦》，想到既然事已暴露，京城大员又连夜奔袭而来，是否会在这个还并不算太晚的时点上，转换为常人思维，不图飞黄腾达，但求平安着陆，将功补过，迷途知返呢？
可惜，历史不容许假设。
知道有人早已疑问，我们的文章为什么要在12月份停留和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笔墨？这是因为如果守住了预警线，我们本来是根本不用进入1月1日以后的惨烈拼杀；这还因为人们总是不愿在投入最小的预防方面花费成本和精力，结果却总是在其后付出惊人的代价。如果在预警阶段能够真正吸取教训的话，下一次也许在更狡猾更阴险的变异病毒侵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其阻击和歼灭在这第一条防线上。
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终于进入到在预警线失守之后，武汉保卫战第二条防线的正面战役。这就是万众瞩目的国家卫健委工作组及专家组正式抵达后，从2020年1月1日开始，在武汉抗疫主阵地上全面拉开的攻防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