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门及八九记忆
1988年秋,我开始在预医科院上研究生,学的是营养学。第一年上基础课,50多位同学集中在北京南郊大红门一小洋楼里上课,吃住都在那里,至今我们对大红门仍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一年经历太多,尤其是八九年春夏成为我们无法抹去的记忆。
我们那时很快乐,研究生是难考易上,除了英文外,我们很少把心思放在学习上。球场,运动场,溜冰场,舞会,音乐会,郊游公园,电影院到处都有我们的身影。因为清贫,去的最多的是电影院,听,唱最多的是齐秦的歌,至今齐秦的歌依是我的最爱,歌里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梦想。年轻的我们尤其关心政治,常常会为一些时事争论不休,那时是国内政治最宽松的时期。
快乐的时光总是易逝,很快到了八九年的四月, 随着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北京尤其是天门广场出现了示威游行,主旨是要求民主,解除报禁,反对官倒和腐败,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其间,我们也零零碎碎的参加了一些游行。除了所谓匹夫的责任外,当时参加游行也是一种时髦。慢慢的,大家不再满足于分散的参与,决定集体以研究生院名义去游行,打出我们的主张。说做就做,五月十四,十五号我们准备制作了大量的口号,标语,记得最大的横幅是用我们的窗帘做的,棍子是问旁边工厂要的,很快准备工作就绪,五月16号全部五十几个学生就浩浩荡荡往天安门出发,由于我们的 横幅大,口号新颖,队伍整齐,一出发就吸引了注意力,在天安门很多人给我们鼓掌,欢呼,第二天我们游行的照片上到很多大报的头版,我记得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法制报,农民日报等,十七号我们又去游行一整天,口号是不达目的不罢休。随后准备休整一两天再去。但五月20号,中央发布了戒严令,大家尤其是老一点的同学觉得以集体名义再去不妥,主要还是怕秋后算账。之后我去过天安门几次,觉得乱糟糟的,本地的学生想撤,外地的学生不断涌入,没有统一的诉求,像一盘散沙。我太太,当时的女友,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去参加这种活动,从报纸上看到我们参加游行的照片,更是担心。为了不让她太担心,我也决定不再去广场了。
六月三日晚,四号凌晨解放军武力清场,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其中我们有两位同学是最后从天安门广场走出来的,勇气可嘉。那些天我一直待在中关村,六四上午告诉女朋友,要回大红门上课,其实主要还是想去看看街上的情况。我骑着自行车从中关村出发,穿过大半个北京,看到的场景触目惊心,整个北京就像一惨烈战场,很多资料中有过详细描述,而这些场景使人毕生难忘。记得经过前门时,在解放军的戒严线外,很多人都在围观,怒骂当兵的,骂完就跑,当兵的去追,追上了就狠揍一顿,一个白人青年也在围观,被追赶,鞋都跑掉了,还是被抓住,揍得嘴角都流血。交谈后,知道他是美国来留学的北外学生。那地方非久留之地,随后我骑上自行车迅速离开了。
六四后,各单位进行了清查,感觉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至少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这样。当时住在我们楼上的有一对七八级分到院里的年轻夫妻,男的在八九期间,参与了自由女神像的建立,是个活跃份子,清理开始,感觉大难临头,有天晚上两个人在痛哭,整个大红门的楼里都能听见,那种撕裂哭声我至今还记得。但后来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写了一些检讨,被院长保下来了。 还有一个上研究生前单位的同事,跟柴铃是中学同学,曾经去广场看过她两次,对她表示支持,后来有人举报,但单位也只是要他写检讨,并没有拿他怎么样。另有一个是军科的研究生,在六月三号那天被打断了胳膊,也被找个理由保了下来,学习,工作和出国都没有受太大影响。那时很多业务单位的领导都是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经过不少苦难,尤其是文革的折磨,对知识分子爱惜有加,他们痴心不改,依然保有知识份子的良知和傲骨。
六四过去了二十六年,每年都要求平反,我觉得六四其实根本不需要平什么反,在我们心中六四从来就没有反过,连"伟光正"都说,那是一场风波。只是风波过后,沉默的多数依然坚信民主是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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