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朱玲：低龄与高龄老人的合作与冲突

　　本文为经济研究所朱玲老师在《经济学家茶座》2016年第2期（总第72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作为经济学家，朱玲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结合专业研究，将浓浓的亲情与深厚的学养倾注到此文中，为老龄化问题等研究提供了一份难得的报告。

　　但凡讨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状况，人们都会关注第一代独生子女将要面临的长辈照料负担。其实，首当其冲遭遇照料难题的，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生人。如何选择能够同时增进照料者和受照料者福利的方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作为“五零后”的一员已深有体会。以下所述，或可视为老龄知识分子家庭相机抉择的一个典型案例。

　　我的父母都是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的退休教师。父亲生于1930年，母亲比他年长一岁。我是父母的长女，1951年生人；底下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分别生于1954和1968年。

　　2001年，父母来北京，与在公司就职的弟弟生活在一起。那年3月中旬的一天，在西安体院工作的妹妹专程来京，与我们齐聚中国照相馆，为父母的金婚纪念日增添了一份意外的惊喜。平日里只要我在京，每个周末都去接父母逛公园，时不时一起去听京剧或看美展。那时父亲腿部的静脉曲张致使皮肤变色，研究所同事推荐了一位中医，每隔十天半月，我都陪他去小庄医院见大夫。2006年，弟媳带着女儿自西安来京与弟弟团聚。母亲初显抑郁和健忘症状，不能适应家庭环境变化，数次哭求父亲搬离。正巧我居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楼有位熟人迁往他处，咨询几位朋友后，我赶紧筹足资金将那旧房买下。简单装修后，我带队去青海藏区调研，便求助昔日同窗安排父母住进了烟台一家老年公寓。

　　两月之后，他俩带着阳光海风留驻的健康肤色回京入住新家，与我开启了“一碗热汤”距离的生活互助模式。每天中午和傍晚我都下楼与他们一同就餐，楼里的邻居都羡慕：“您到这把年纪还能吃上父母做的饭，多幸福啊！”同年，母亲确诊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父亲的腿疾也未见好。住地附近的二三级医院皆在两公里之内，父母几乎每周二都步行去见大夫。每当我出差，他们就代为收取信件刊物，还隔三差五替我浇灌室内植物。平时，我则有意采购他们因价格较高而排斥的蔬果、衣物及其他生活用品。周六或周日，我陪父母先去公园健走，再到弟弟家聚餐。一时间，家人团聚其乐融融。

　　2001-2011的十年，父母尚属“中龄老人”，我则渐入低龄老人阶段。双方体力和精力良好，各自生活独立又互相帮助，可谓上佳的合作状态。

　　仔细回想，父母在80岁左右的时候，身体功能就已显著下降。例如耳背，电视机音量越开越大，以至于听不见电话铃和门铃；又如，父亲行走愈益吃力，母亲渐次失去瞬间记忆和一些诸如扫地开锁之类的生活技能。为此他们随之减少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譬如不再外出听戏看话剧，也很少去参观美展，只保留了逛公园、去医院和买菜做饭的活动。为了弥补他们弱化了的功能，我选购了助听器、拐杖和手表式定位仪等辅助工具，并请一位小友给安装了无线门铃。

　　2012年冬，北京雾霾加剧。这对肺部纤维化的母亲和罹患慢性支气管炎的父亲，实属不利。他们有位中学时代的好友姓张，从鞍山移居海口多年，对当地自然环境十分称赞。2013年春，我与张阿姨取得联系。在她全家帮助下，妹妹为父母安排了妥当的住处。鉴于父母不喜接受外人照料，自当年秋末，我们姊妹俩便轮流陪伴他们在海口过冬（参见“海口家居片段”，《经济学家茶座》2015年第4期：第66-70页），弟弟则在春节期间前往探望。那一年，父母的幸福感明显提高。海口气候温润、空气优良、蔬果鲜嫩、海产味美，他们还能时不时与老友同事相互串门，在双方子女的安排下聚餐聊天。到2014年春，父母还不愿回京。

　　2015年再赴海口，父母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突发性下滑。第一，失去同龄社交对象。原住在400米开外的同事D老师因糖尿病足部腐烂，导致全身器官衰竭而亡。住在100米之外的张阿姨去世，父亲给他们共同的好友打电话报丧，不想对方竟已逝世一个多月。第二，身体功能江河日下。父亲静脉曲张引发小腿溃疡足部肿胀，施用各种方子不见好转。我请人做了血糖测试，还好指标正常。然而父亲已变得脆弱易怒，经常抱怨用药不对头。我和妹妹只能忍耐并相互约定，照料父母要尽力做到“防感冒、防感染、防跌倒”，对母亲尤其要“防走失”。第三，智力愈益退化。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症又添狂躁表现，时不时哭闹一场。

　　父亲但凡有空，就凑在计算机前看信息或拿着手机用微信。母亲捧起书本，却只能念字而读不懂句子的意思，总是缠着父亲要下楼（我请人更换了门锁，她无法自行外出）。尤其是午休和半夜，反复念叨“文革时被学生戴高帽丢死人”。我让父亲打岔，他还不会，因此常被折磨得睡眠不足。我在陪伴父母之余，集中心神完成了一篇有关国有农场职工养老保险的研究报告（广东《学术研究》2016年第5期刊载），还给牛津出版社审读了一部书稿。妹妹就没有如此幸运了。3月12日，她陪父母搭乘南航班机回京，二老下不了舷梯。南航乘务员调用了升降机和轮椅，才把他俩运出机场。这一旅程不仅使妹妹的精力体力几近崩溃，也坚定了我另寻照料途径的决心。

　　3月伊始，我就连篇累牍地向父亲发送关于机构养老的资料和劝说信。他要么不回答，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此时我所在的宿舍楼大修，院里堆满建筑材料，楼里施工队来来往往，小区外的街道两旁乃至人行道上都停的是汽车。不少住户为了躲避施工噪音和种种不便，想方设法寻找临时住所。考虑到父亲的老友高伯伯住在西安一家老年福利中心，我就建议他回京见过大夫后，与母亲一起去高伯伯那里住上几个月。父亲立即通过视频抵制，根本不听任何解释，只是高声大气地喊：“先治腿！先治腿！”。见他自机场归来步履蹒跚双手颤抖，我就向他说明自己的判断：他和母亲均不宜再次旅行，只能入住北京及周边养护机构。父亲同意，视腿疾治疗方案而定。

　　3月15日上午10点，是弟弟约定的就诊时间。我们姊妹仨带上母亲，陪同父亲去望京医院血管外科见大夫。医生根据彩超片子诊断，父亲的腿部未见栓塞，这使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他还叮嘱，患者血液回流不畅，导致腿脚水肿和皮肤溃疡，消除症状的办法在于：第一，服用消炎药和利尿剂；第二，涂抹红霉素软膏；第三，覆盖溃疡部位并穿上弹力袜或像士兵那样打绑腿；第四，每日活动腿部一小时，高抬腿休息；第五，绝对不可泡脚。父亲腿脚肿的厉害，弹力袜肯定穿不进去。妹妹和我对望一眼，仅打绑腿一项，我俩就谁也干不了。

　　此前，我们姊妹仨就已分头考察京城的养老机构。从医院出来，妹妹和我立即开始新一轮走访。我提出的机构选择标准，一是具有可靠的医疗条件，能够提供基本的健康维护服务；二是入住者大多人文素质良好，有助于同龄老人交往；三是交通方便，有利于亲属探视；四是性价比较高，我们的家庭财务能够承受。这样，我们首先排除那些索要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入住押金的机构。无论其所处区位多么优越，照料理念多么前卫，设施多么先进，预定的目标群体都是高收入者，我家显然不在此列。其次，排除未包含医疗服务的机构。有家距离我住所5公里左右的养老院，环境幽静设施簇新。自理老人入住一室一厅的房子，连吃带住每人每月交费4000元。子女若有北京户口，每人入住押金2万元。如果想退房，押金全退，费用按日结算。可是此处不提供医疗服务，对于半自理和全自理的老人也是如此。养老院周围都是汽车维修店，哪怕是老人罹患小病，也需家属前来陪同自行就医。这样的机构，不过类似老年旅店而已。

　　此外，我们还不得不放弃需要排队入住的机构。3月19日，施工队将在我居住的宿舍楼入户更换厨房和洗手间水管。若不能将父母安排妥当，他们在室内磕绊的风险无疑陡增。有家社区内的护理院可谓条件理想，但排队已有500号。又联系了一家三环边上的医养结合机构，其床位费相当于社区护理院的一倍，还仅余阴面的房间。根据经济所一位前辈同事的建议，我和妹妹于3月16日驱车前往燕郊一家大型养护中心考察。

　　那里的自理区已满员，仅半自理区有房。一室一卫的标准间面积36平米，朝阳的大窗户使得室内明亮宜人。两张卧床均可遥控起降并设有护栏，天花板上嵌有滑轨，用于完全失能老人的挪移。电视、呼叫器、网线接口齐全，还有活动餐桌和饮水机。宽敞的卫生间内设有安装智能洁身器的马桶。入住者的营养配餐均送入室内，洗头洗脚洗澡洗外衣洗被单和打扫房间也都由护理员做。每层楼厅附设24小时值班站，就医由护士引领，体检也无需家属操心，轮椅或病床可直接推入大约200米以远的三甲医院。楼下大院设有门诊部、超市、阅览室、健身馆等服务场所，院内面积和平整的散步道远非一般居住小区可比。这家养护中心的收费，低于京城同等条件的机构。从我的住地驾车前往，无堵车情况下单程大约一小时。我和妹妹都觉此地可心，当即为父母填写了入住信息表。3月18日，我们姊妹仨就把父母送入了养护中心。

　　安排父母入住燕郊的养护中心，并非仅仅出于经济选择，其中充满了多种因素的权衡和家庭社会伦理的冲突：

　　第一，母亲从来视养老院为畏途，乍一听我和妹妹的建议就大哭起来：“我生了她（朱玲），为她做这做那，她却不要我了！”还是父亲一番劝说，才阻止了母亲继续把我推向道德泥坑。

　　第二，父亲对养老机构的心理价位底线，就是他和母亲每月各4000元的退休金。他们学校向80岁以上者每人每月发放100元老年补助，逢年过节还给少许礼金。就医疗照料经费而言，他俩每人每月领取60元门诊费，只有大病住院，才可报销部分费用。因此，父亲频频强调量入为出，不愿购买专业照料服务。我只好算了一笔帐，他才更加清楚，这么多年自认为花销不大，完全是因为我支付了所有大项支出。然而，却由此得出相反结论：“那我们更不要去高大上的地方了，让你花那么多钱我们心疼！”我这才深刻理解什么叫“苦口婆心”：“您俩现在的情况，就是每月花个万儿八千的，也不一定能请到称职的保姆，何况我还得管理保姆！”父母在其学校的住房一无个人产权，二是在校内流转也卖不出价去。3月17日，我陪父亲去银行清理他们的账户：活期存款大致足以交纳养护中心的押金，固定存款共计40多万元。我便再劝：“如果养护中心不涨价，您俩每年除了养老金，大约需补10万元。四年后您和妈都过了90岁，我们姊妹仨分摊资金缺口，我担大头，可以吗？”父亲苦笑：“那我的生命也就该走到尽头了！”

　　第三，脱离家庭带来的孤独感。入住养护中心那天，父母在弟弟跟前哭了一场。我到家就给父亲发短信，请求他和母亲观察邻居的生活状态，安心享受专业照料服务。对此课题组有位同事评论：“总有割舍不了的感情，人生自古伤别离”。父亲也短信回复：“慢慢适应吧。我哭是你们要走了，心里一阵凄凉感”。他认为，那位同事的评论很正确。其实，我曾想过带着父母一起住养老院。可是考虑到自己依然衷情实地调查基础上的经济学研究，还能享受项目团队思想碰撞的快乐，就放弃了这一设想。只要我们姊妹仨都在北京，可以做到隔天有人探望。即便我不能或不想开车了，乘公交往返也不大困难。

　　次日上午父亲即发来微信：“这里服务相当好，昨天今天已换药两次，很专业。今日到大厅才有微信。王亮（销售员）把小椅子（助推车）升高了，不愧是东北大学毕业的”。七天观察期结束，一位好友陪我去养护中心签约。我们一出电梯，就见几位老人坐在值班台前的沙发上聊天。从居室名签得知，这一楼层年龄最轻的78岁，最年长的95岁。与父母聊天时，恰逢医疗团队查房和大夫率领护士给父亲换药。大夫打的绑腿自然紧实，老父的伤口也不再淌水。父亲介绍，他俩只要走出这座大楼，就有护理员跟随。出门前登记，外出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他和母亲对这里的食宿和服务非常满意，特别喜欢热心帮忙的销售员小王。

　　护理部给我看了父母的医学观察记录和3月23日的体检结果，以及据此所做的健康评估报告。父亲因腿疾、脑内多发梗死灶、心脏一度房室传导阻滞及右束支阻滞，评级为半自理。母亲则由于双侧侧脑室周围和基底节区多发梗死、老年性脑改变和心房颤动评级为全护理。这样，母亲的住宿和护理价格定为每月6800元，父亲的费用定为每月4000元。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养护中心的协议机构，我们经济所人事处和院老干局出具了入住介绍信，养护中心方给予5%的价格优惠。每月应交费用为10800元*0.95=10260元*12=123120元。父亲的医疗押金为3万元，母亲的提高到5万元。餐费另计，每人每月1200元，需办卡充值。食宿和护理的总费用为151920元，平均每人每月6330元。房间开通网络需交费，趸交一年600元。电话安装费为6元，电话费另交。总费用虽不低，但于我而言性价比足够高。

　　3月27日，我的姨表妹和丈夫一起去养护中心探视。父亲发来微信，称“相谈甚欢”。表妹传送了几张照片，父母的学生从微信上看到他俩开心的笑容，赞道：“夕阳里的灿烂，灿烂中的夕阳”。我的亲友同事察看医生护士为老父换药打绑带的照片，同样竖起大拇指。至此，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2016年3月29日，北京）

　　短文是今年3月底对家事的一篇总结，写好后发给了《经济学家茶座》责任编辑詹小洪，昨晚看到了刊物出版的消息。我之所以会连篇累牍地记录这些，一是为了纾解自己的心理压力；二是考虑到，这些文字或许对同龄人有些许参考价值；三是出于自己的专业习惯。

　　父母入住养护中心后，我和妹妹一起装修了他们原住的套房。今年9月份，妹妹妹夫迁入，我几乎每天去她俩那里享用午餐和晚餐。周末，弟弟一家和妹妹的女儿一家还来聚餐。此间大家或多或少地认可，当下对父母的照料安排带来了整个扩展家庭的福利最大化。昨天妹夫还问我，十年前接到母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症诊断书的时候是怎么想的。答曰：我的心一下子落入深渊！因为做卫生经济学研究时看了不少健康知识读物，知道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病症。越到后期，患者失能越多，承担照料工作的亲属越痛苦绝望，陷入抑郁症的亲属不在少数。我的办法，首先是遵医嘱，让父亲带着母亲定期去附近的煤炭总医院见老年科大夫，特别是敦促母亲按时服药。其次，每周陪伴他俩去公园健走一次，平时让父亲带着母亲购物做饭，以便尽可能保持自理能力。最后，我自己通过银行做长期性投资。

　　拿到诊断书的时候母亲的意识尚清醒，一看每月的药费2800元左右就不干了：“你让我死！你让我死！”我劝道：“谁也不能决定你的生死，这得顺其自然听从天命。我们需要你，老爸更需要你！这个价钱我付得起。咱们只要每天服药，就可以延缓病情的恶化，十年之后你就奔九十去了，就算完全糊涂了，又有什么关系？你这会儿不吃药，病情很快恶化住医院，非但我可能倾家荡产，弟弟妹妹他们两家也没法儿过好了！”母亲听后安静下来，大致服从父亲的照管。最近一年她的状况如此迅速恶化，事先我也难以想象，但至少还有些心理准备。可见，健康知识的普及对于每一个家庭都至关重要。

　　进一步讲，既然我家的案例在人口老龄化时代已非个别，比我收入低的还大有人在，高龄人口特别是病患老人的照料，实质上已成为国家面临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这一领域，迫切需要公共政策的介入。今年6月，我与一位德国同行聊起这一现象，称赞那里二十年前设立的长期照料保险。他说，德国至今并未完全解决高龄老人照护难题，我们这一代对人口老龄化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当然，这也是社会科学存在的意义，因为研究领域必将随着新问题的出现而扩展。

　　朱玲  2016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