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人到中年后，不能永远把自己的不足归咎于遥远的过去。为什么我们的表达能力得不到提高？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中还有一个因素，对表达能力的杀伤力比其他几个因素加在一起还要大。
印度人在硅谷公司比中国人成功，原因之一是他们能说会道，也就是说他们有更好的表达能力。我们部门曾经有一位印度架构师，聪明能干，妙语连珠，颇招人喜欢。后来职位高了，人也懒了，再也不动手写程序，只谈高深的哲学问题，引起诸多不满。加上换老板等原因，终于走路。但他还在公司时，我自己的事虽不找他浪费时间，跟别的部门开会时却愿意拉他同去。他永远信心满满，振振有词，动不动就画系统架构图，遇到剑拔弩张的场面也镇定自若，不慌不忙，绝不会气急败坏，言辞不当。与外人吵架，当然是找这样的队友比较有底气。表达能力是把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让他人理解的能力。中国人英语不如印度人，表达能力肯定会受影响；但表达能力不等于语言能力。表达能力以思辨能力为基础。只有能想清楚，才能说清楚。脑子里空空如也，混沌不清，辞藻再华丽也不可能有什么表达。缺乏表达能力的人，有时候其实是缺乏清晰的思考能力。另一方面，脑子里的想法也可以借表达得到梳理。只有能表达出来，才已经将一个观点真正想透。无法表达的思想甚至不能算思想，正如哲学家韦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表达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磨练表达能力是帮助自己获取思想的有效工具。为什么中国工程师在大会小会上发言都不踊跃？有人认为是表达能力差，有人认为是无话可说。但在很多情况下，无话可说和表达能力差，两者之间只有很细的一条线，甚至就是一回事。表达能力提高后，你会发现自己奇迹般地对很多事情都有了看法和意见。中国人之所以表达能力比较差，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有关。成长环境中最主要的环节是学校，学校教育中最明显的弊端是文科教育的薄弱。中国从中学就开始文理分科，我们这些留学生，尤其是硅谷的工程师，几乎都是理科生。理科当然也需要表达，但理科问题的答案本来就比较精确，表达还可以借助公式和图表，而学习人文科学时，不管是历史也好，文学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讨论和发挥的空间大，表达能力也就得到更多锻炼。但即使我们学过几门文科课程，或者即使当年是文科班的学生，表达能力的锻炼也很欠缺。现在的学校教授文科课程的方法不知是否有所进步，在我上学的时代，学习文科课程全是死记硬背，从来没有对历史现象、哲学理论发表过自己的意见。美国的高中生就要写论文分析历史事件和文学作品。如果碰上要求严格的好老师，批阅后的论文边缘打着红色的问号，写着“为什么？”、“逻辑不清”、“太啰嗦”、“更详细地阐述”等评语。在包容的环境下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经过老师体无完肤的批评和拷问，再进一步完善自己的陈述，逻辑思维、归纳整理、文字阐述的能力都会一步一步得到提高，可惜我们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美国不但高中不分文理科，很多大学也推崇文理通识教育（liberal art education）。这种教育不仅让学生接触多方面的知识，成长为更全面的人，也有机会锻炼各种能力。将人文教育简化成向学生灌输知识是很可惜的；如果这些知识还经过教育者有偏见的筛选，更有毒害青少年之嫌。只有还人文教育以本来面目，不仅传授知识，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才能培养出有思想、有批判眼光的公民。否则一代又一代人还会继续缺乏思辨和表达能力。但学校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家庭和社会也不热衷于培养我们的表达能力。很多人都熟悉肯尼迪家族的故事。在肯尼迪家，吃饭是一件热热闹闹、吵吵嚷嚷的事情。肯家孩子本来就多，父亲又善于抛出各种问题，引起孩子们的兴致，启发他们展开讨论，结果餐桌上总有天南海北的交谈，总是就各种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这样的经历不但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培养了孩子们的口才，也让他们习惯了争论与交锋，为他们在政界发展做了准备。这样的情景在我们的家庭是难得见到的。父母们或者为生计奔忙，对孩子的教育无暇他顾，或者不注重充实和提升自己，跟孩子无话可说，又或者从来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平等的个体，对孩子只有批评和说教。不管是哪种原因，结果就是没有利用孩子在家的时间跟他们沟通、交谈，一方面和他们联络感情，另一方面也培养他们表达和辩论的好习惯。家庭之外的社会也不给力。在电视上有时候会看到英国议会辩论的情景。黑压压一屋子人，一个个都滔滔不绝，咄咄逼人，言谈中满是英式幽默和嘲笑讥讽，听起来都淋漓畅快。相比之下，我们的电视新闻上只看到领导们坐在会场上作报告听报告，却从来看不到他们辩论的情景，虽然我敢肯定他们也是辩论的。当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每天耳濡目染受雄辩家熏陶的时候，我们的年轻人错失了宝贵的学习机会。记得台湾立法院以前常有议员打架的丑闻，这个议员冲上去扇那个议员的巴掌，那个议员扑上来揪这个议员的头发，看起来很可笑。不少人对为什么台湾议员比英美议员有更多肢体动作提出过各种解释。但跟人争论问题时，被人戳到痛处，或因为某种原因没能说出自己最想说的那句话，确实非常气愤。这时情绪失控，行为失态，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想象。但如果从小有辩论的训练，对语言冲突更有平常心，被激怒的门槛就会比较高，也就会少打架，甚至完全不打架。正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人工制造出来的缺乏辩论的环境中，没有训练过怎样在冲突中心平气和地沟通和解决问题，跟同事讨论问题时，只要意见不合，脸色一下就难看了，语言变得激烈，声音也高起来，讨论变得跟吵架无异。但人到中年后，不能永远把自己的不足归咎于遥远的过去。每个人都知道表达能力重要，都迫切地想提高表达能力。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逃离儿时的成长环境后，我们的表达能力进步不快。对这个问题，答案还是要从成长环境中去找。我们的成长环境中还有一个因素，对我们的表达力比其他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杀伤力还要大。这个因素就是，我们的脸皮都特别薄，都特别不愿意犯错误。之所以如此当然有深层的文化原因，但至少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大概出于急于求成的心理，都很少给孩子成长和摸索的空间。孩子一旦说了他们认为不正确的话，就急急忙忙、过于热心地纠正。这种做法虽然教会了孩子更多正确答案，却破坏了孩子的直觉和自信。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中，相信自己的直觉，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感到舒服，是一种宝贵财富。这种人看起来更有魅力和信心，内心则更加平稳，可以避免某些现代人的纠结和困惑。在一个被师长们牢牢监控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动不动就说错话的孩子，是很难相信自己的直觉，建立坚定的自信心的。他们以后说话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在没有考虑成熟，确保自己能说出有分量的正确观点前，甚至根本不会开口说话。这一点在学习好的乖孩子身上尤其明显。一个学生如果不是那么在意父母师长的看法，不太容易受这种做法危害。尤其是如果我们来到国外，来到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当中，在大家都积极发表意见的环境中，我们谨慎害羞、深思熟虑的习惯，让我们失去了说话的机会。表达能力是需要练习的。但如果我们在会上不好意思发言，怕自己的评论不够高明，怕自己问的是愚蠢的问题，我们就得不到锻炼。而那些脸皮厚无所谓敢于提问发议论的人却得到了更多锻炼的机会。久而久之，两种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当然职场的进步不一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现在成功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但这不一定对，更不是每个人都要认同的。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喜欢的，最适合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一定以赚更多钱、获得更高职位为目的。但即使在职场以外，拥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在各种场合都能将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甚至还能进一步说服他人，也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事情。不管怎么样，脸皮厚一点，敢说敢干一点，做人一定做得更加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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