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过圣诞节
整理旧照片的时候，发现有一张在家里拍的照片背景里有三张圣诞贺卡。
那是1975年底的黑白照片，我还很小。现在想来，这是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出现“圣诞节”的具体概念。
那时还是文革后期，中国还没有对外开放，但中美关系已经正常化，海外华侨（那时叫做“旅美华人”）已开始恢复和国内亲友通信、回国探亲旅游。这几张圣诞卡来自我的姑妈和伯伯，他们是解放前夕去美国的。尼克松访华之后的第二年，我们就和他们开始直接通信（以前都是从香港转）。这以后，他们每年都要寄来圣诞卡。
我小时候对圣诞节的印象，就来自这些图片：一棵挂满彩球的圣诞树；肩上驮着一大袋玩具的圣诞老人；一个安静的小村庄，地上铺满白雪，夜空中星光闪烁，一辆老式汽车在一幢精致的小房子前面停下，走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家人家：两个大人、三个小孩子。
一切都是那么详静、完美。
我母亲会告诉我她所记得的上海圣诞节，那是解放前了，她还年轻，和家人一起上教堂，然后在一家酒店聚集吃饭。她描述南京路上几家大百货商店的节日装饰，还有我舅舅家屋檐下挂的彩灯。
我从小学高年级开始读英文简版小说，对圣诞节有了一些知识。记得有一次，中学的英语老师在课堂上告诉大家，在欧美，圣诞老人坐着马车到各家送礼物。当时我差点憋不住要举手发言，告诉全班圣诞老人坐的不是马车，而是鹿车，由一群麋鹿拉着从天上飞过。强忍到下课后，才跑到讲台上去告诉老师。
那时国内设计印刷的圣诞贺卡，的确有印着圣诞老人坐马车的。我和母亲每年十一月要去书店买一批贺卡，早早寄给国外的亲友。贺卡很贵（和当时的收入和物价比起来），加上国际航空邮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又兴起了圣诞节。舅妈拿出一个封存三十多年的圣诞老人布娃娃，还是她自己小时缝制的，歪嘴、歪鼻，但大胡子、大肚子、红袍子，都有。据她说，文革时有红卫兵来抄家，抄走了很多洋东西，但因为这是个简陋的布娃娃，而且是个认不出来的白发老头，就没把它拿走，扔进了垃圾桶，是舅妈等红卫兵走后才去抢救回来的。
八十年代后期的有一年，我在念大学，母亲打电话到宿舍来，让我平安夜回家，说是舅舅家有活动，邀请亲朋好友去参加。
我赶到舅舅家，只见他家大门口放着一棵小圣诞树，挂满了彩灯、彩球和红丝带；钢琴上放满了亲友寄来的圣诞卡，还有那只歪脸的圣诞老人布娃娃。
舅舅一家从教堂回来就开始忙着做晚饭。洋节日，总要做几个洋菜吧，我母亲帮着做了一只土豆沙拉，舅舅专去淮海路的老大昌买了只大奶油蛋糕。没有火鸡，主菜是一只整鹅。其余的都是中国菜。
吃完饭舅妈就出门了，唱歌去了。
表妹把家里的大灯都关了，只开了两个桌灯，点上很多蜡烛。新闻联播看到一半，忽听有人按门铃。
打开门，一阵寒气飘进屋子，门廊上站着圣诞歌班，一共八个人，一个个裹着大衣滑雪衫，戴着围巾帽子手套，嘴里哈着白汽。舅妈也在其中。
领班的指挥和我们打过招呼，定了一个音，他们就开始唱起了圣诞歌，一首慢的《平安夜》，一首快乐的《铃儿响叮当》。说实话，有不少地方跑音，但看得出他们是很认真地排练过的，唱得也很整齐，还有一些谐音的重唱部分。
然后指挥说，这是我们队员的家，我们多加一首英文歌。于是有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士站出来，用很棒的男中音唱了一首《祝你圣诞快乐》（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表妹向歌班分发了巧克力和小铃铛。舅妈和她的歌友们就摇着铃铛继续去邻居家唱歌了。
八十年代的上海，过圣诞节已经是个很时髦的活动，除了真正信教的以外，还有不少年轻人借此机会打扮起来，结伴出外玩乐、吃大餐。他们对圣诞节的理解比较肤浅，既没有宗教的概念，又没有家庭的传统意味，只是想模仿洋人，大大地热闹一下。
出国后我知道了，洋人的圣诞节都是以家庭为主的，朋友聚会、公司派对、购物、看灯，早在节日的几天之前都结束了。圣诞夜，人们早早地下班，大街上都是匆匆赶回家过节的人和车；圣诞节那天商店全部关门，除了临时赶路的，街上更是一片空寂。真正热闹的地方，是在那些亮着灯火、闪着炉火的住宅里。和家人团聚，度过热融融的一个节日，那才是西方人圣诞节的真正涵义。
除非正在度假途中，我出国后从来没到外面去吃过一次圣诞大餐。如果不是行程安排上的原因，我还是喜欢在家里度过圣诞节以及平安夜。
我心中的圣诞节是在我自己的家里，点上自家的炉火，烤上自家的火鸡，坐在自家的沙发上打开礼物，围在自家的餐桌旁，和亲人一起吃自己做的大餐。
连续四年在他乡异地过圣诞，今年，我们总算得以安排在节后出发度假。在此也祝各位节日快乐，2019年一切如意！新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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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过去几年在异地度圣诞的照片：
（佛州）
（游轮上）
（巴哈马，圣诞餐）
（巴哈马，女儿们的圣诞帽）
（牙买加）
出国后从未在圣诞期间回国过，这张是网图，上海的圣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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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荔枝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