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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之间,28年过去

转眼之间,28年过去

博客

最近与港台的朋友联系多些,不经意间聊到这个日子,得知我亲身经历了,他们总是定睛望住我:“你参加了?!”

是啊,碰巧那个时候是在大学里,在北京的大学,是学生 - 在北京的一个大学里的学生,肯定都去参加了吧?我只是那千千万万参加者中的一分子。

此文以前贴过,但每到这个日子,总是令人想起那段不寻常的经历。重贴于此,算是为自己当年的参与做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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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写作文时常用的开头就是:“时间过得真快啊, 一晃旧的一年就过去了……”。而今,我不得不写的是:一晃,28年过去了。

28年前自己从头到尾参加了的那场89学生运动,游行、静坐、堵军车,历历再现,仿佛昨日。

初得消息

 

 

是班里的老大最先把游行这事儿传达给我们的。

89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都忘了是不是个周末了,总之,我们几个女生都在楼下弟弟们的宿舍里悠闲地聊着天,本来去了清华去探访大学同学的老大,突然风风火火地推门而入。

班上一共也就10个同学,4个女生6个男生,女生都在楼上住一个宿舍;男生都在楼下,分两个宿舍对门住着。大家都未婚,又正值迟暮的青春,我们一起骑车五、六个小时去慕田峪长城,我们不错过学校周末的每个舞会,我们一起骑车去北京的护城河边吃着大家凑钱买来的月饼度过中秋……男生总是统称我们妹妹们,我们就统称他们弟弟们。在紧张的学习间隙,我们欢歌笑语,挥洒着欣欣向荣的学生生涯。

老大虽然 其貌不扬,但他不仅满腹经纶绘画书法样样超群,而且胸怀大志坚定而有号召力。他常会出个什么主意和弟弟们一起写个鸡毛信给我们这些妹妹们让我们定夺,于是乎:我们一起坐火车去探险司马台长城,长城脚伸入水中,我们乘船到湖心,再下船踩到长城的台阶上;我们也趁着月光,10人围坐在蓟门桥下的草地上借着夏日的月光憧憬着未来……

话回到老大那天推门而入打断我们的欢笑,语气急急地说:“我从清华一路骑车回来,街上满是游行的学生,从学院路一直到北太平庄,街上满满的,都是游行的。赶快,妹妹们回去准备准备,我们这就出发!”我们先是嘻皮笑脸,准备再聊会儿上楼睡觉。但看老大一脸的认真和严肃,又总是提到“学生游行”的字眼,大家渐渐收敛了笑容。我脑子里第一个出现的就是电影里“五四运动”中学生们慷慨激昂的镜头。

10分钟后,我们10人5辆自行车一人带一个,骑车沿着三环直奔人大的方向。半个小时的路程,沿途一如既往,没有什么特别。但刚接触到北太平庄,就不能再往前了。正如老大所说:本是该走机动车的街上,满满的都是游行的学生!

在“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飘扬着的校旗下,是整整齐齐行进的一队一队的学生,写有“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等标语的巨大横幅在每个队伍中被高举着,口号声此起彼伏。 这简直就是电影里的情景,我, 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这一切震撼得激动得眼泪都要涌出来了。

后来我们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活动,但没有哪次游行像这次一样能带给我感官上如此强烈的震动。在此之前,同学们在一起是聊到了胡耀邦的猝逝,而且聊到事发时他老人家正谈到教育的话题;学校食堂前的告示贴上不知谁设计了标题“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并伴有黑色且庄重的边框,内有胡耀邦的大幅照片。在我这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的记忆里,参与游行之前的点滴,仅此而已。

所以,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这个如此大胆的声势浩大,着实把我给震住了。

我们一行10人,迫不及待地存好自行车,让自己加入这个让我们目瞪口呆的震撼。我们穿过 浩浩荡荡绵延不息的整齐队伍和此起彼伏“反腐败”的口号声以及一个又一个大大的横幅,最后把自己加入到了“北京大学”旗下正在前行的北大的队伍。学生们的头上绑着写有口号的黄色的窄窄的带子,队伍两边有手拉手护队的同学,过街天桥和马路两边挤满的观望的民众……置身于眼前这组织有序的一切令我激昂,仿佛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就是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中的一员。

我们跟着北大的队伍,一直从北太平庄走到了天安门广场。那夜,广场上都是来自各个高校的学生,我们在那儿静坐,度过了整夜。

现在想来,我们10个人那晚参加的应该是北京最早的那次游行,那天应该是4月17日。也从此,我们全班开始了游行生涯。

听追悼会

 

 

返回学校后,我们的学校早已不再平静,食堂前的告示贴整个都被沉痛悼念胡耀邦的挽联覆盖;大家在宿舍里待不住,一堆一堆地在校园里激昂着、传递着……

由于我们全班10个都一夜未眠,老大发令说大家各自回宿舍睡觉休息,晚上出发。

睡到下午醒来,出去,只见有许多人围着,不知谁把桌子抬了出来,老大一步跃到桌上,开始演讲。

群情振奋,我心也有种想站到桌上跟老大一起对大家说些什么的欲望。终究克制了,没有上去。

因为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1日晚上我们10人直接骑车去了广场。这个晚上,我们带了老大发挥他优美的毛笔字优势用自己的床单制好的横幅,横幅两边可以套在我们找来的竹竿上。记得那个横幅很吸引眼球,我们举着它在天安门前走过的时候,一些国外和香港的媒体对着我们又是拍照又是访问的。

在广场,我们看到了打着本校校旗的队伍。我们自然加入了自己的队伍,又在广场上度过了整夜。

第二天,追悼会在大会堂举行,我们跟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学生们一起,在听、在默哀、在流泪。

递请愿书

 

 

追悼会结束后,三名学生代表在大会堂的台阶上跪递请愿书。我们在广场等啊等,始终没见什么结果。

我于是和老大走到广场西侧,接近人民大会堂的那边。大会堂的东门台阶上,三个学生代表在递交请愿书,台阶两边,有几个警卫还是军队的人在执勤观望。

一个近在咫尺的声音对我说:“我是北大的杨涛,有事可以跟我联络。”

我抬头望着他,说了声“好的”,便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大会堂的门前。

六四后杨涛的名字在通缉令中,我才悟过来正是那个跟我说话的北大的杨涛。

走向正规

 

 

下午回到学校,我们开始想要举着自己学校的正规大旗去。人们说,昨天晚上的旗帜是学生会还是团委的,不是正规的校旗。但上哪儿去要呢?学生会?或许是因为这个吧,也或许是因为老大总是在食堂和校园演讲什么的,反正不知怎么他就成了本校高自联的主席。

从此,我们大家有了校旗,有了广播。

班主任徐老师找不到我们的踪影,到了我们宿舍,慈爱地笑着:“我就知道,准是全班一起去了。”

那时候总是听说高自联占领了学生会的广播台什么的,老大同样也开始用学校的高音喇叭开始了他的演讲和倡议。

我们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举着学校的大旗去游行。当然,游行的不再是只有我们10个,而是加上本科生和一些青年教师的成百上千人。

四月二七

然后就该是著名的四.二七大游行了。

四、二六社论发表说我们是动乱的时候,校园里大家都义愤填膺,人人都知道第二天会是个大游行的日子。那时的老大已经很出名,顾不上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们了,他和高自联的兄弟姐妹们忙里忙外地准备着27日要用的旗帜、横幅、口号等等。

 27日上午,见到将去游行的队伍排列整齐声势浩大,长长的队伍在靠近校门口的地方整装待发。和弟弟妹妹们一连几日地去广场,我的心有点儿疲倦的样子,所以当大家都磨掌擦拳蠢蠢欲动的时候,我选择了那天不去。

于是,27日上午,我从从浩浩荡荡旁走过,独自一人去了计算机房。

诺大的机房里一改往日满员的景象,那天只有孤零零的两个人。

生命线上

 

 

5月13日,在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来访前一天,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学生开始了

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我记得那个夜里,我们班上10位齐齐地在广场,跟着静坐又是一个整夜在广场度过。

第二天本该是中央领导在广场鸣枪礼炮迎接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但广场上满满的都是学生。绝食的学生们纠集着人心,也不知道领导们那天是用什么仪式、怎么迎接他的。

绝食,令许多学生的生命有了危险,我们从在广场上静坐改到了在长安街上当生命线。当时在生命线上,不时有营救学生的救护车从眼前飞过。我们在广场两边的长安街上手拉手,维护者生命线的畅通。

那时,不仅街上总是有好多支持我们的群众, 而且很多当时听上去如雷贯耳的企业,也开着车,打着“反腐败,反官倒”的横幅,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长安街上。我们也得到了四通、首钢等好多企业的支助,使我们这些穷学生们因此有机会得到免费好吃的馅儿饼和好喝的饮料。

秘密泄露

 

 

戒严秘密被提前泄露了,人们后来总是这么说,而我有幸亲历了。

在经历了一整夜在广场,一白天在生命线之后,大家都很疲乏, 于是我们10人决定骑车返回学校睡个好觉,第二天再来。5月19日晚上6点钟左右,我们刚刚离开广场,从长安街左拐,进了南池子,我和老5并排骑在最后。突然听到后边有人在喊:“同学”,“同学,停一下”。我一边继续骑着车,一边转头看去。只见一个30岁左右的瘦瘦的男子正用力蹬着车望着我,因为赶路,他的腰稍微弓着。

他追了上来,对我和老五说:“同学们,你们不要回去,今天晚上军队要来广场,要戒严。你们不能回去!”

看我脸上满脸的困惑和不信,那个人紧张严肃地一再重复地告诉我,“戒严”、“今晚”这几个词。

因为游行示威到那时为止,还从来没有被打倒过;四二六社论说我们是动乱,但是大家照旧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当然更没有听说过“军队”“戒严”这些词,我和老5对那人的话有些半信半疑。但还是赶紧追上骑在前头的老大,跟他把这事儿说了。那时,老大已经回归到我们的10人队伍。我和老5跟他说“戒严”这事儿的时候,也学着那人一脸紧张严肃认真的表情,老大也有些将信将疑。大家回到宿舍后,为“戒严”这事信还是不信,商量了一会儿,决定:不要怠慢,大家各回宿舍睡3个小时的觉,10点多钟再返回广场。

后来, 直到现在,我都很纳闷儿,那个给我们“戒严”消息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两天后人们说“戒严”这一机密被高层泄漏了,那个给我们信儿的人是来自高层的?他跟高层有什么关系呢?我当时回头看到他正用力蹬车望着我的镜头,清晰得正如昨日的阳光。

绝食一刻

 

 

因此,我们原打算好好地睡一觉,却只睡个3个小时,于19日晚上10点多骑车返回广场。

那晚广场上的气氛比往日多了几分严峻, 学生们也格外的多。诺大的广场四周被学生们严加把守,我们每个人必须出示学生证,证明是学生,才可以进入。每次出广场、上厕所回来后,也一定要出示学生证才可以重新进入。

我们静坐的地方紧靠着中心---有高自联广播喇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夜里的广场上,戒严部队将要来收拾我们已经不再是个秘密。广播里反复通知大家一些应对的措施。我的心少有地感到紧张起来。

临晨的广场,很冷。虽然我们大家都带了夹克,但还是冷的发抖的样子。我们10人背靠背围成圈儿挤坐着取暖。那时的广场上,也聚集了许多从外地很多大学赶来声援的学生,整个广场满满的都是学生。

有人发给我们白色的用于挡雨的塑料薄膜,我们赶紧用它把自己围起来,仿佛那层薄膜可以让我们暖和点儿似的。有人在给大家发烟。因为很冷,看别人烟头闪动的那点火光给人以温暖的感觉。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接过一支烟,点了,抽了起来。就连平日总是早早去图书馆最爱学习的好同学老2也要了一支,抽了起来。霎时间,周围一片星星之火。

 广场上的卫生很糟,地上有人们丢弃的垃圾。有人洒了消毒水,但也没觉得就干净了。我们每人都得到一个口罩,以对付可能的来自戒严部队的催泪瓦斯。

我接过口罩的时候,心里是不太相信会有人对我们喷催泪瓦斯的。这个东西,电影里见过。现在又不是战争期间……

不寻常的广播、烟、口罩, 都令这一夜如此的不同。

是在临晨两点的时候吧,广播里传来乌尔开西的声音,针对即将到来的戒严,宣告广场上所有的20万大学生集体绝食。接着,我们跟着他,一句接一句,齐齐地读了誓言。我不记得誓言的内容了,但是很好,很好。每一句都那么铿锵有力,每一句都令人有种 奔赴战场视死如归的悲壮感觉。我不是那种爱激动的人,但跟读那份誓言的时候,令我的眼睛湿湿的。

催泪瓦斯

 

 

20日临晨4点左右,喇叭里不断传来这样的广播:

“来自戒严部队的军车在***被群众拦截,不得入城”

“又一批军车在xxx被截,无法进城”

我听到这样的广播,觉得有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在为我们堵军车,那些军车肯定进不来,心里顿时觉得安全了许多。

大概是早上5点左右吧,广场的上空突然呼啸着来了一批飞机。记忆里这些飞机都是黑黑的,排列整齐的,就如Snow  Bird的飞行表演。这些飞机本来飞得有些高度,但一到广场我们聚集的地方,就齐齐地俯冲下来,低低的在我们头上绕个圈儿;接着,又来,又是同样的动作。后来老4就总说:真是流氓行为。

我头一次看到这些飞机俯冲下来的时候,还以为他们会像电影里似的向我们投下炮弹,心里有些紧张了,以为自己或许要死了。而且,直到这个时候,自己亲眼看见了,我才相信:国家是动用了机器了。

飞机的事儿还在令我心有余悸的时候,清晨6点左右,广播里说:“一批戒严部队到了呼家楼,请同学们去支援!请同学们去支援!”

在此之前,我们是一直都守在广场的,脑子里没有离开的概念。

别的被截住的军车地点有的在地铁沿线,有的在比较远的地方。但这回提到了呼家楼,太近了。

广场上外地来的许多学生没有自行车,广场上也需要留人。我们班上的10个人都有自行车,大家稍一商量,就决定一起前往呼家楼。

 

前往呼家楼的路上,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刚到了呼家楼,我们就呆了:在早上6点半的时候,那么多的群众,那么多的人,满世界的都是人。人们的脸上写满了悲愤, 在用手指着、气愤地说着什么。大家的眼光都悲愤地朝着一个方向。我们扔下自行车,顺着人们的目光望过去:是军车!一溜排开,一个接一个的很结实的军用卡车!

每个驾驶室后边连着的卡车上,都是一个大大的油罐样的东西。在带头的军车前方,是密集的人群。

我们那时候大概是胳臂上头上带了什么的,也或许我们是第一批到达呼家楼的学生,因为市民们一看到我们,就很亲切地涌上来说:

“大学生来了!”

“来,先吃个煎饼果子,喝一碗糊糊。”

大家把我们当成个人物似的,声声都是真情的问候,句句都露出对我们的关爱和担忧。游行以来,如此近地和可爱的北京市民接触还是第一次。我感动极了。

 

我们10人先是推辞着,不好意思吃人家的东西。我想到夜里在广场上的绝食宣誓,犹豫着。但群众们硬往我们手里塞,盛情难却。我看老7接过一个煎饼果子咬了一口,就再也无力推辞了---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煎饼果子。

 

“看呢,那油罐上写的是催泪瓦斯,Tear Gas!”                                                           

不知谁这样喊了一声。我抬头望住对面一车车的“油罐”,果然,“油罐”上大大地写着“Tear Gas”!

我的心突然就震了一下,很悲哀的----真的?那些是对付我们的催泪瓦斯!

如果说起初市民们是看到这些军车而气愤的话,那么现在一个传一个大家都明白过来那车上的不是油罐而是催泪瓦斯的时候,大家都要气爆了。

很多市民走过去,冲着穿了军服的司机指着喊着,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付大学生!”

(这里公正的说一句:那些司机们不还口,也没动手。)

 

七点半过后,是上班高峰期。很多人们路过, 都停了下来,加入了声讨。我们10个维护着次序,后来看看如此大的群众力量,量那些个军车也进不了广场,于是大家就回了学校。
 

堵截军车

 

 

从这天起,我们开始把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了堵军车这事儿上。 

有一天,我们10人在离北京饭店不远的东长安街,突然就听到说:军车来了!军车正由南往北,行驶在前往天安门的方向。

我们赶紧跑向有很多人围着的机动车护栏那儿。我的手刚触到护栏,想看个究竟,只见手里的护栏脱开我的手,自动地霎那间就横在了马路上!把长安街拦腰切断了! 

我都看傻了!---是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推着把护栏给横了过来!

而在此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神圣的长长的护栏是可以移动的。

这个架势,哪个军车还能进来呢?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学到,原来那些车牌的颜色是有说法的。有黑色车牌的, 是大使馆的车;有白色车牌的,就是军车。

从此,所有人把目光都紧紧地盯在了车牌的颜色上:白色车牌的,就是要来镇压学生的军车。

现在想来,觉得当时是有些好笑。那些军队机关的车,因该是白牌子吧,但他们可不是来戒严的。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儿。

有一天,我们10个正在校园里溜达,突然就有消息说:有军车,就在三元桥附近,大家赶快去堵军车。

我们一听,二话不说,飞也似地冲出校门,伸手就拦了辆出租。当时身上没带钱,却那么胆大,拦了出租,是很自信的:自从军队要来戒严开始,自从呼家楼的Tear Gas开始,几乎全市的人们都无偿支持学生。

果然,上了出租,司机一听说我们是要去三元桥那儿堵军车,就说:免费的,我带你们去。

我们到了三元桥往北一点儿的地方,看到已经有好多人在那里了。我站在最前排,跟大家一起等着。不多久,果然就来了辆吉普,是白牌子的!

那时群情激愤,人们一看是白牌子的,就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面对挡在面前的人群,开车的司机不得不把车停了下来,但发动机还开着的。人们冲这个司机齐声喊着:“回去!回去!”

就听这个司机说:“我有事儿,要到……”

他的话音未落,挡在车前的人们就一起推车头,车顺着大家的推力开始倒着走。

那个司机顿时就傻了,赶紧就说:“这不是我的车,是跟朋友借的车,你们别推, 我走,我走。大学生万岁, 大学生万岁……”

我们看他很老实的样子,真是可怜又可笑,留出一条路给他,他赶紧借机掉转车头,朝来时的路开回去了。

有了这个经历,再加上有几天了,戒严部队也没开进广场,我就以为:不会有军队来天安门戒严了。

六月三日

 

 

我上学期间,我的好朋友小雅正在北航读书,我们平时本来是差不多一周聚一次,要不我到她们学校,要不她来我们这里。但自从4月17日游行以来,我们各自都忙着参加自己学校的队伍,除了在广场能偶尔见到外,就没有时间你来我去的了。

所以,看到终于有了些空闲的时候,我就给小雅打了电话说:6月3日晚上我去她们学校,然后我们一起从北航骑车到广场。

那天晚上,我们照旧在北航的食堂吃了晚饭,然后聊了一会儿,晚上10点半,一起前往广场。

我本来想这个晚上我没有和班上的弟弟妹妹们一起出去,但我知道他们在广场停留的地方---我们总是在靠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那一片,所以准备到广场后找到他们,然后像往常一样,在那里待个整夜。

我平时去广场呢,都是从东长安街走的,这次是从北航出发,路线跟往日不一样,但一路也还是安静正常的,直到我们到了新华门。

到了新华门,只见有好多人聚在那里,马路中间的人们挡住了去路,我们只好下了自行车。我把目光投向左边的新华门,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前头一排的防暴军人。他们头戴钢盔,佩着枪,全副武装,壁垒森严的样子。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在学生游行以来就一直这样守卫着还是今晚才来的。

聚在那里的群众在这些防暴军人的眼皮下指着他们,痛骂着。我贴近他们看看,他们对周围的一切视若无睹,纹丝不动地站着。

我和小雅推着自行车穿过人群,很快存好车,从靠近天安门的那个地下通道过了马路,来到广场。

或许是学生们都在靠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那边吧,我感到广场上没有往日那么多的学生,特别是靠近天安门这边。一反常态的是,广场上空那个不是高自联的更有power的喇叭不停地在播:请大家不要在广场停留!……

播音员的声音里带着威严和强迫,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字眼,令人觉得有点儿恐怖的样子。我不由得左右看看,惊讶地发现周围有几双眼睛停留在我们身上。我仔细看看他们,不是学生!

我想试试他们,就往前朝一小堆人走去,然后我返身用目光扫了一圈儿,那几个人的目光很显然还在我们身上。

便衣!这是我的第一个直觉。心里不由地有点异样了。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周围,发现越是靠近纪念碑的那边,黑压压的人越多;但天安门这边,有些稀疏。放眼望去,我感到那些便衣们散播在各处,怪诡异的,加上高音喇叭一个劲儿地说“请大家不要在广场停留”,这些都让我无心再去找同学们了,于是就准备不停留了。

从广场入地下通道之前,我顺带着看看周围:门口有三、四双便衣眼睛在目送着我们。我看看表,是6月4日临晨12点05分,就下了通道。

哪里能想到,我离开后2个小时,军队就开进了天安门广场!

六月四日

 

 

我和小雅于是从东长安街拐进南池子,决定回我们学校住一个晚上。

骑到安定门的时候,突然就傻眼了:

军车!

一辆一辆的军车!

这回是真的戒严的军车!

因为不仅车牌是白色的,而且每个军用卡车敞开的车上坐了满满的军人!

我和小雅把车放到一边,赶紧冲了过去。

那是不到临晨一点的时候,街上的人们熙熙攘攘,围着军车义愤填膺,骂着他们,手都要指到他们的鼻子上了。我管不住自己地冲着第一个看到的军车上的士兵喊着:“你们这么可以这样!”

我从这辆军车走向那辆,从头走到尾,又从尾走到头。那些车因为市民们的阻挡,行进不了,一长溜地停了下来。

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有感到危险,觉得第二天的报纸上肯定会写:“戒严部队的军车在安定门被广大群众截停了。”

过了一会儿,我说还是回学校吧 ,就和小雅去拿自行车。 奇怪的是我们的自行车瞬间就没了。难道这里也有便衣了?我和小雅在周围寻寻觅觅,总算在距原来放车10米远的地方把我的坐骑找了回来。我们接着向学校行进。

谁知刚接近校门口紧临的十字路口,又见到了众多的人群。这里的人群没有安定门那么大的密度,但那时已是临晨两点,人们没有睡觉而是聚集在这里,肯定是发生了什么。

我们绕过外围,找了个空隙进去,只见在那么大的十字路口中央是席地而坐的密集的军人!他们全副武装,整齐地一圈套一圈坐着,形成一个像树的年轮一样的庞大的圆。

有群众在指着他们骂,他们只管定坐着,一副视若无睹但胸有成竹的样子。他们那个样子令我想到“空气严峻”这个词,但到底为什么就严峻了,他们要做什么,我毫无概念。

举步就是校园,我和小雅终于在临晨2点半左右到了我的宿舍。

宿舍里没人,估计同学们这夜肯定都在广场度过了。我和小雅刷牙、洗脸、洗脚后,就准备睡觉了。谁知这时同宿舍的老4回来了。

 

老4一进门,就急急地开始诉说:“老10,你知道那些军人们都疯了,他们开枪了!我和弟弟们在长安街,大家被挤散了。一颗子弹就打在我的脚边……”

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老4的原话了,只记得她一贯爱说爱笑的脸在那个6月4日临晨3点的时候分外地震惊和气愤,她不停地跟我说刚刚发生在她眼前的一切,声音中带着颤抖和愤怒。

陆续地,楼下的弟弟们也上来了。只是老5和老6还没有回来。老8和老大亲眼目睹了那个在驾驶座上的军人被烧的情景,就是后来被挂在崇文门过街天桥的那个。老8在跟我说当时状况的时候,伴着加急的语速和满脸的惊恐。

弟弟们下了楼,老4接着给我讲她刚刚经历的恐怖,就在这时,突然枪声大作!

密集的枪声就在头顶上,震耳欲聋。本该是寂静的睡眠时间,突然间出现了这种声音!

刚开始我有片刻的困惑,没有反应过来是枪声,但也知道那不是鞭炮。还是老4刚刚经历了,第一个反应过来:“是枪声!”她的声音里带着恐惧和颤抖。

在那之前我只是从打仗的电影里听到过枪声,谁知道现实中这一次一下子来得这么猛烈。我们的宿舍正好在顶楼,那噼里啪啦的枪声 落在头上的屋顶上,就好像直接落在我头发上似的,响亮而恐怖。当时也不知道军队在哪里,这些子弹是从哪儿打到我们六楼的房顶上的。就感觉子弹随时会从窗户打进来,不知道该往哪儿躲,我无望地觉得自己要不久于人世而壮烈了。

还是老4有主意,她说,这枪打在我们屋顶上,一定是因为我们的灯还亮着。一定是哪个宿舍亮着灯,他们就往哪儿打。我一听,赶紧把灯给关了,宿舍里顿时黑黑的。

枪声还在密密地打在头顶上,我和小雅赶紧爬到我的上铺,两头钻进被子里,蒙住头,一动不动。

这种大密度的枪声大概持续了15分钟,我们心里还在等着下一步将会发生的事情,但什么也没有再发生。我们于是都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感觉刚刚睡着的样子,就听到有人敲门,看看表,才7点。迷迷糊糊下床,去开了门,进来的是老4的导师、教我们专业课的金教授。

金教授的家就在离学校很近的那栋楼里,他写的书不仅在全国高校被列为教科书,而且人也长得高高的,风度翩翩,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气派十足。因了这个,他所带的研究生、博士生们都一概仿古,尊称他金先生。

金先生的名气、傲气和风度都令女生们折服,他又从来都没有到过我们宿舍,所以这一大早就赶来,令蓬壁生辉的同时,也令大家十足地好奇。我们的眼睛于是一下子都聚在了先生的身上,望着他,等他开口。

金先生忧心忡忡地说:“我从家里走来,只需要穿过一个马路。过马路的时候,上边密密的,都是子弹壳!我看你们待在学校里很危险,要不大家都回家好了。明天我的课你们可以不上。如果要上呢,也还是到我家里来上好了……”

金先生说马路上都是子弹壳,那么临晨的枪声大概是戒严部队上了校园外对面的楼上开枪打过来的?

早上八点的时候,大家都很焦急地聚在了楼下弟弟们的宿舍:老6在七点半左右回来了,从广场撤回来的,但老5还没有回来!

大家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的,都令我们为老5担忧得不得了。老5老家在沈阳,虽然他不是班里最小的,但在家里他是独子,被家里惯得像个宝宝,自理能力不是很强。他长得白白胖胖的,我们女生们平时总是宠着他,逗他,当然有好吃的也总是匀给他点儿。

这下老5还没有回来,大家都坐卧不宁的,担心有什么不测,熬着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

9点半左右,终于我们的老5回来了。

老5说:“那些学生们真是的,去护卫纪念碑旁的那个旗子,一批上去,马上被……,又一批上去,又被……  早上6点左右,说让我们撤离,我们也准备好就要走了,突然我的鼻子被什么呛着,眼泪也管不住地流了出来------原来我们被催泪瓦斯袭了……大家手拉着手从广场撤了出来……”

老5正是随着从广场撤离的几乎是最后的那批出来的。

六四之后

 

 

六月四日下午,校园的冬青上到处是人们为寄托哀思而献上的小白花,就连校园的雕塑上也都挂上了沉痛的黑纱,学生们在食堂里建起了灵堂。

六月五日小雅来学校找我,她说她的班上有同学经历了坦克。下午和小雅在校园里交流着彼此的信息,我惊讶地发现前一天遍布的小白花和黑纱顷刻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那么干净,令我不由得打个冷战:是有什么权利和干涉的东西进入了校园!

在这之前,学校对大家的游行示威静坐罢课是听之任之的,至少表面上是看不到他们来收拾的。

当然,设在食堂里的灵堂也很快被撤了。

媒体在号召学生们不要再在北京停留,交通可以是免费的,请大家回家。

我本来觉得还没到放假的时候,回什么家呢?但六日的时候,宿舍里有一位回了老家。看看待这里也无所事事,我于是打电话给小雅,约好我们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七日的,从北京站乘火车回家。

尽管我们都带好了学生证,北京站好像也不查。随着车站无数归乡的学生们,我和小雅登上了回家的列车。

谁知火车上不认学生证,通知我们没票的去某个车厢去补票。大家都很不忿,跟列车员说:广播里不是说从北京回家的学生们免票了吗?我们带了学生证!就不买了,还能把我们怎么样。

每个车厢里都挤满了学生,有的跟我们是同一个目的地,有的还需要中途转车。我想当初红卫兵大窜连时的场景可能就是那样的吧。

回家之后,亲朋们都纷纷询问我们北京的情况。记得好朋友小雪邀我住她家里彻夜长谈,她的父亲当时是教育局的党支部书记,一贯党性很高的人,在从我这里听了真相后,对政府的做法愤恨不已。

 

印象中从小到大,除了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从学校寄来的任何邮件。但89年的那个暑假,我却收到了两封!

第一封是在回家后没几天就收到了的。那封信告诫我们不要张贴大小字报、不要传播言论等等。

第二封则是在七月下旬收到的。这封信要求我们务必在开学前的两个星期回学校报到。

于是在八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全班10人齐齐地返回学校,大家又聚在了一起。

这次返校齐聚,大家刚一见面的时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怎么也找不回往日无邪的玩笑和爽朗的笑声。定是跟我一样心里对过去刚刚发生的事情充满了困惑和不解?也好奇着学校要拿我们怎么样?

跟我们一同相聚的还有班主任徐老师。

徐老师那时也身兼系里的党支部副书记。他是个老好人,但应上面的要求,不得不在那个关键时刻当我们的训导。他说: “根据要求,从今以后,一日三次,上午、下午、晚上,大家都要一起来学习,对刚刚发生的动乱进行反思。学习的地点就定在这个宿舍。开学以前,每个人要交一篇东西,不得少于3000字。”

同时,徐老师还带给我们一些“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什么的,让我们拜读。

大家背着徐老师,当然对此事嘲讽有加:

“可笑呢,这不是让我们写检查么?”

“我们怎么就成了暴徒了呢?”

“反思? 反思什么?”

带着这种心情,前几次的反思,基本上是在瞎聊中度过了。大家慢慢地收拾好心情,女生们开始拿弟弟们开涮,男生们又开始对妹妹们娇宠,往日的欢乐又回来了。因为没有什么课上,除了那3000字的反思得写,大家都没有压力。我们每天都和徐老师一起准时聚在男生宿舍里“反思”,欢声笑语。他被我们的笑声感染着、笑着。

当然私下里,我们也会悲痛地谈到学校里谁谁谁被抓了,谁谁谁受伤了……

但那个3000字是要写的,而且要有人检查,要通过才行。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象征性地读读报纸。

人家说天下文章一大抄, 就看你会抄不会抄。我于是找来方格纸,好算字数,把报纸上四、二六以来大段大段的东西抄上,得说自己是受了一小撮人的利用了什么的。当然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谁是那“一小撮”。

当时我们被告知:每个人的反思通过了,就可以继续在开学的时候做我们的学生了,那些个反思是不存档的。

但在1997年我转档案的时候,偷偷看看厚厚的档案袋里到底是什么,里面除了有从小学开始都记录在册的东西,那份我当初写的反思也静静地在里边封存着。可见,还是存了档的。

想自己也不在乎档案不档案的,我把那份反思原封不动地放回了档案袋。就当是个纪念吧。
 

之所以写

 

 


之所以想起来写下28年前经历的这件事,是因为那段时间每天都在跟读原四通老总万润南的博克。

在北京的时候,总是会跟四通有多多少少的联系。我的一个师姐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四通;我的哥哥做生意时也一直是四通的金山汉卡还是中文打字机还是什么的代理;我自己做课题时也时不时地去四通买个元器件什么的。有一次,我在四通的柜台那儿正寻找想买一个AD533的除法器时,背后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原来是从外地来北京的哥哥!他正好也来四通采购,遇到了我。到后来89年学潮,四通的参与有目共睹。所以,四通老总万润南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

有一天在文学城里偶然发现万总的博克,惊喜之余后一一细读,读他的童年中学到清华岁月到现在,心里常会感到丝丝遗憾和惋惜。万先生笔下对中国时的记忆那么清晰生动,想他一定很想回国看看的。而他不得不离开中国,只是因为89学潮。

不知道什么时候允许海外那些持有不同政见的优秀的人们可以自由安全地出入祖国,或定居祖国。

万先生那篇“从万小子到万爷爷”的文中,有他89年离开中国那年时的照片,照片上的他西服领带正当年轻;还有一张是现在的照片,依旧义气分发,但已有白发丛生已经当了爷爷。时隔二十年的这两张照片对比强烈,我才意识到89年到现在可不真的是28年了!这也令我想到了自己。二十八年期间自己的容貌定也有那么巨大的变化? 

所以我开始写下28年前自己的那段经历。记得清楚的就多写几句,还有许多模糊的记忆只好略去不写了。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这件事:

后期,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学生们也都在广场示威,学生有很多夜里都是以广场为家、以地铁站的地下通道为家的。有两三次班上的男生从广场带回四、五个重庆、西安来京的女生们,说在广场认识她们的,她们有好几天在广场上,夜里睡不好,又困又乏,男生们于是腾出一间宿舍,让她们休息个够。我们女生们知道后,笑他们“火线联姻”什么的。有我们这几个活泼又调皮的妹妹们,弟弟们当然后来一个火线姻都没有联上。

有几次跟这里的老外们聊天,当他们知道我当时也是学生,也去游行罢课堵军车了,老外们就张大嘴很吃惊的样子。我总会平淡地告诉他们,当时北京所有在校的学生都有着和我很类似的活动,大家都参加了,有什么吃惊的呢。

学潮时我跟着喊要民主,其实那时我对民主还没有确切的概念。直到几年前在这里要考公民试了,得学习文件,才明白总理及部长们是怎么产生的,才对民主有了个大概了解。如果我们国家有真正民主的那一天,可能就可以对二十八年前的这一事件“给个说法”了吧?有了说法后,游荡在海外的精英们,比如万总,是不是就可以安全地回去看看自己的祖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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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傻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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