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
1 第一次遣返
（以下文字是根据录音整理）
潘文博（二弟，1966年24岁，原为小学教师，在66年文革开始前的四清运动中被打成所谓“坏分子”开除公职，回生产队监督劳动。被迫害的具体经过见附录。）：
就在六六年七八月份，全家的悲剧开始了。
当时风珍妹在十八中念高一，风琴妹念初一，潘文平在五爱屯小学念二年级。我呢，当时被打成“坏分子”，开除了小学教师的公职，被遣返回南苑大队，与爸爸一道监督劳动，每天被红卫兵押送到南苑大队去干活。
当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向红卫兵致敬的文章，赞扬红卫兵的恐怖行为，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行为是革命的。在这种形势下，我和爸爸白天劳动，晚上有红卫兵看守。
没想到，大队突然决定要遣返我们一家。押送我们的有杨树林、杨秀云、白风琴，还有外号叫“贺大拿”的贺青山……
潘文鸣：杨树林我熟悉，他比我大几岁。五十年代他在北京读重点中学，家里也很穷，当时没钱坐车，每星期六从北京城里走路回来，二三十里。后来没考上大学，回来当了农民。
风珍（三妹，66年18岁，高中一年级未读完，被遣返）：杨树林是个二杆子，他还能考上大学？！
潘文博：遣返那天我记得很清楚：那是9月2日上午，突然听到房后汽车响。在这之前，红卫兵已经抄了咱们的家。抄家时，红卫兵逼着我们把院子里的厕所拆掉，说咱们的厕所影响了他们的卫生。当时正好大姐风华和大姐夫周超宇在家。大姐胆小，吓得惊慌失措，让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些红卫兵对大姐说了很多侮辱性的话，大姐也不敢言语。大姐夫十几岁参加革命，是个共产党员，表现得很镇静。抄家时，把我们家的枕头都拿刀挑破了，以为里边藏有变天账，或者是武器，大烟土什么的……结果什么也没有。
9月2号，大汽车一停。事后知道，他们已经做了准备，买了一口袋火烧（即烧饼）。头天晚上，大队灯火通明，红卫兵把四类分子集中在一起，大概是向城里的红卫兵学的，用皮鞭、木棒、狠打四类分子……咱们队有三户四类分子。听说当晚就打死一个人，送到火葬场去了。四类分子刘玉人缘差点，挨揍就挨得多点。我们家，爸爸一生为人耿直，以劳动为生，没得罪过什么人，所以挨几下，也没挨多重。他们打我时，我坚持说自己是冤案，他们看我年轻，在生产队也没呆几天，那些大队的红卫兵下手也就不怎么狠……妈一直在家里搞家务，他们也没怎么动……
那晚折腾到十一二点，估计他们也累了，就放我们回来了。
后来听说，咱们南边的大兴县，红卫兵把四类分子集中在一起，打死了上百人，那种恐怖场景，让人惨不忍睹！
没想到，大队的红卫兵打完这些四类分子还不算完，他们大概根据北京城里的做法，还安排把咱全家遣返回内蒙……
说实在的，长这么大，我们从来也不知道内蒙是什么样子，老家在咱们的印象中，是很遥远的。但是，这场革命风暴既然来了，命运也就只好由人家来安排了……
汽车一停，杨树林就喊我们上车，说按中央精神，把我们全家遣返回原藉。爸爸年纪终究大了，一听，就吓呆了。该拿的衣服也忘拿了，拿了几件，后来也在路上弄丢了……
上了车，一看，车上都是出身成分不好的，不仅是四类分子，而是十二类人员，其中有国民党的投诚人员，小业主、资本家，做小买卖的。总之，除了红五类，凡是历史有一点污点的，按北京市当时的做法，都一律要扫地出门……
汽车开了，那些押送我们的大队红卫兵也不知道回内蒙该怎么走。他们把我们拉到丰台火车站，一问，在丰台上不了车，又掉头往北京站送。到了北京站一看，那场面真是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潘文鸣（潘家的长子，6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省省文化局，因具有国家干部身份，不属于遣返对象）：听说当时北京站的广场上都是五类分子，跪在那里？
风珍：出身不好的，还不能在火车站外或者在站里，而是在火车站的地下通道里。这些人不准站，更不准坐，而是跪在那里。那些年纪大一点的，胸前都挂着牌子，上面写着什么 “逃亡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个个低着头，都像犯了什么罪一样，垂头丧气……谁押送的谁看守，通道里男女老幼，密密麻麻都是全家大人小孩一起送。
潘文博：这种场景，根据咱们的知识，可以说，古今中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也许苏联十月革命后把白俄和富农流放到西伯利亚，也是这样？
风珍：来来往往的红卫兵，几乎都是带着红袖套，穿军装，戴军帽，手拿皮带，凶神恶煞，想打就打，看谁不顺眼就打谁；有的手里拿着鞭子，想抽谁，上去就是一鞭子，被抽的人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有的是鲜血直流……
潘文博：后来听说，这些红卫兵大多数都是高干子女，也就是十五六岁，男的女的都有，多数都是中学生，他们打人那么凶狠，简直让你难以相信。那种打人的场面，可以说让人心惊胆战，惨不忍睹。这些被遣送的，连劳改犯都不如，我在河南劳改农场呆过三年，那里很少有打骂犯人的。
不过，在这些造反派里也并非都是没有人性的，有的也比较仁义善良。在车上，押送咱家的红卫兵中，有个叫张淑英的姑娘，她不打人也不骂人，对咱家可以说一直是采取暗中保护的态度。
风珍：从表面来看，也不知道她张淑英对运动是什么态度。但觉得她和其他红卫兵有些不同，不管那些红卫兵怎么抽人打人，她始终不动手。在火车上，二伯家的姑娘秀萍抬头瞅了瞅红卫兵，那些红卫兵就说她态度不老实，马上就把她头发给剪了！人家张淑英不忍心看这种场面，把头都扭过去了……
潘文博：火车走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了宁城。红卫兵把我们送到县委大院，向县里领导交待以后，就回去了。爸爸在老家是很有名的，外号叫“大阎王”。
潘文鸣：爸爸在老家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外号？
潘文平（66年仅9岁，读小学2年级）：这个外号是因为小时候二伯喜欢和人家打架，人家给二伯起了一个外号叫“二阎王”，结果就把爸爸叫“大阎王”。可是爸爸没干过坏事，没有坏底子。
风珍：我记得爸妈被带到县公安局，我们子女就留在县委大院。我怕他们把爸爸妈妈打死，像北京红卫兵那样，我就怀着侥幸的心理，给他们读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念的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还有“要文斗不要武斗”，希望这些人手下留情……
潘文博：爸爸和妈从县委大院走了之后，瓦房大队来接我们的是李国真、姜子勤、宋国贤这帮红卫兵。我们坐大板车，走了二十多里，才到了咱们老家瓦房大队。记得是在七姨家门口下的车。妈和二伯全家过了几天才由红卫兵押送回来，而且还要让他们游街示众。就在游街示众的时候，出了一件事，那天是亲戚给咱报的信，说咱妈不行了，叫大铁轱辘给压昏过去了……
潘晓娟（五妹，66年11岁，读4年级）：妈是小脚，平日走路就脚疼。那天红卫兵押着妈他们走了十五里多的路，妈又累又饿又怕，一下子昏过去了，倒在那里。姜子勤、任国明、李国真这三个人可以说就跟北京那些打人的红卫兵一样，没有一点人性，他们见妈昏过去，就把一个大车轱辘抬过来，压在妈的身上。三姐过去看妈闭着眼，脸色发白，只剩一口气，哭着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这不是武斗吗？
姜子勤说：“你少来这套臭理论！”他们把毛主席的话说成是“臭理论”， 当时如果在城市里，谁敢这样讲，那不是马上就打成“现行反革命”吗？可是农村的这帮红卫兵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地痞，他们这样说，你有什么办法？！
潘文鸣（大哥）：这三个人后来怎么样？
潘晓娟：咳，这些人都是农村里一些好吃懒做的流氓，他们在农村里都是大家瞧不起的货色。一听说造反，他们就以为天下是他们的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所以，后来李国真死了，街坊邻居都说是报应，连人帮忙抬都没有。还是队长挨家挨户请，看队长的面子，人家才把他抬出去埋了……
潘文博：李国真他们看妈那样子，以为要出人命，也有些害怕了，就溜到一边去了。我们把妈身上的大车轱辘掀开，然后又把妈抬到大队办公室，只见妈两个眼睛闭着，奄奄一息。我们都吓坏了，以为妈这次可能没命了。我赶紧找一碗水，给妈喝了两口，过了一会儿，没想到妈回过气来了……我们提着的心才放下来。爸爸是在县里，听说是开斗争大会。
回到老家，因为爸爸在老家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乡亲的事，只不过在年青时跑过买卖，在家乡，对弱者、对穷困的人，都是同情支持的，没做过任何一件伤害父老乡亲的恶事，所以，也就没人趁机来和我们作对。刚才提到的李国真、姜子勤那些农村中的流氓无赖，他们在真正劳动人民眼里，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而爸爸在老家，一些老年人提起来，都伸大姆指！
他们说，有次日本人把爸爸抓起来，用手铐铐起，用二号手枪逼着爸爸，想按在炕上灌辣椒水。爸一使劲，就把手铐子挣开了，顺手抓住日本人的手枪，一扯，把枪筒子就扯下来了。接着一蹦，跳到炕上，就去摘日本人挂在墙上的手抢。日本人都被爸爸这种精神气质震服了。日本人佩服有血性的英雄好汉，听说不仅没给爸爸灌辣椒水，还请他吃了一顿饭。另外，回到老家，在文革中，有人外调找爸爸，爸爸一生为人正直，从不讲假话陷害人。
风珍：那是河南来的人，搞外调。两个人在大队里把烙铁放在火炉上，烧得通红。他们要爸爸按他们的意见提供材料。爸爸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不能冤枉人家。那两个搞外调的就想动刑——要用烧红的烙铁烙爸爸。大队干部怕这两个搞外调的一走，出了人命不好交待，从中讲了几句，用身子挡着爸爸，才没让爸爸挨他们的酷刑……
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五类分子是想怎么整，就怎么整，整死也没人管。
潘文博：后来我在北京参加受迫害人员上访申诉团，听一个南方来的人讲，在湖南和广西，那里的造反派就杀害了不少出身成分不好的人，有的是杀全家，他说，杀了的人都扔到江里，尸体满江都是，那场面也够恐怖的！
凤珍：我也听人讲，广西那里杀了人，有的造反派还挖被害人的心和肝煮着吃……那会有些人好像都疯了，真是无法无天了！
潘文博：听那个南方人讲，那里杀的不仅是五类分子，而是22类人。
凤珍：哪22类？农村除了地富反坏，可能连右派都没有。
潘文博：他说，这22类人里包括国民党投降的连长以上人员，三青团骨干分子，过去的保长，镇长，连劳改和劳教释放人员都算进去了……
凤珍：哎呀，那不是把农村人口要杀将近三分之一吗？
潘文博：没有三分之一恐怕也有五分之一。所以，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整走资派，还要消灭所有出身成分不好和有历史问题的人！要不然，为什么城市里的红卫兵和农村里的红卫兵都像疯了一样?
潘文鸣：我在贵州也听说过广西和湖南大规模屠杀出身成分不好的人这件事。当时指挥造反派杀人的都是军代表，或者是武装部的领导。这些惨案的事实真相，将来一定会有人披露的。
潘文博：好在咱们老家太贫穷太落后了，也没有派军代表来。如果真像广西湖南那样，估计李国真那些造反派，也会像湖南和广西造反派那样，乱杀人……
（谈到这里，大家都感到后怕和恐惧，并且有一种死里逃生的幸运感。）
潘文博（沉默片刻以后）：我们家是1946年土改前就走了，那时我们都还不太懂事，二十多年后突然回到老家，才知道老家是个什么样子。咱们老家像全国许多贫穷落后的地方一样，人多地少。二伯和二婶一家七八口子，咱家也是七八口子，加在一起近二十口人。人家老家大队也感到为难——安排在什么地方？人多地少，这么多人怎么养活？
开始，我们三家人挤在老伯家的两间小屋里，亏了是深秋初冬，炕上地上挤满了人，屋里还能凑合。住了一些日子，大家都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不行。只好再想办法，路子也只有一条——投亲靠友。妈找到七姨家，七姨家听说我们家这么困难，七姨家的九哥就腾出一间小屋来，让咱全家暂时搬过去住。这是住的问题。吃的，更是难办。在北京把咱家扫地出门，临走带了一二十斤粮食，几天也就吃完了。怎么办？只好找邻居和亲戚借。那时候，农村里各家也不富裕，刚才说了，咱们老家人多地少，打的粮食，除了交公粮以外，分到各家各户，劳力多的，也许免强够吃；劳力少的，劳力弱的，一年差好几个月的粮……所以，向人家借粮，十斤八斤，借一次可以，第二次，咱也就没法张口了。没办法，只好一天一顿干两顿稀，免强维持活命。
风珍：爸和妈成分摆在那儿，二哥也有“坏分子”的帽子，我们姐三个没什么辫子，就到大队跑了好几次。我们说，我们出身不好，但也得给我们出路呀——住没地方住，吃没有吃，干活又不让，这不符合党的给出路的政策……可能他们也知道，不给出路，不是党的政策。这样，大队干部经过研究，才通知我们几个人到大城子去修水库。
注：（1）根据1986年天津出版社《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披露，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布告中所列举的11中遣返对象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以及以上11中人的家属。
（2）根据作家郑义《红色纪念碑》中所引广西《宾阳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记载，广西1968年进行大屠杀的对象是以下23种人：地、富、反、坏、右、特务、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骨干、保长、镇长、国民党连长、警长、宪兵、反动到会门、劳改释放人员、劳教释放人员、劳改和劳教就业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大事记》遗漏的是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