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壺（九）

 1978年11月19日，那天我本應去工廠上班，但我弄到一張電影票，便托詞不去上班了。那時，北京時興看所謂內部電影，即不對外發行的影片，其實那些影片也沒有什麽大不了，只不過當年政治掛帥，這些從外國進口的影片往往通不過政治審查，便租個場地放映，對外聲稱批判電影，觀眾則是來自四方八面，票子一不公開賣，二不用錢買，而且一看便連著三場電影一起看，中間有休息，所以這一看就是一天。我還記得那天是在西城區的展覽館劇場，是三個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戰和虎虎虎）。

那天早上我沒去上班，而跑去看電影的事，父親是知道的，他還嘲笑我“你這也是上班啊”，我沖他扮個鬼臉，笑笑，就走了。想不到，這就是我跟父親最後的對話。那天下午大概四點多鐘，我從胡同口往家走，快到家的時候忽見鄰居孩子焦急地向我招手，我忙走幾步，她說“北屋爺爺（指父親）不行了”，我嚇了一跳，邊快步往家走邊問她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跨進家門，一眼看到父親躺在床上，母親正在為他做人工呼吸，並用力為父親做胸外心臟按摩。鄰居張太說她已經去打了電話，救護車馬上便到，正說著幾個救護人員走進來，立刻著手為父親做檢查，幾分鐘後，其中一人告訴我們說人不行了，而救護車是為搶救可能生存的病人的，人死了，救護車不能拉死人。我一聽就急了，邊哭邊嚷：

“我爸爸作了一輩子醫生，當年還在協和醫院工作過，在上海一直作到肺病醫院院長，來到北京，一個反右運動就把我爸弄到農村二十年，一生全毀了，到現在臨死你們還不願把他送到醫院急救，就算開胸按摩心臟也能救回一命的啊。”

聽我這樣一說，他們同意將父親送去醫院，我和母親同車一起去。在車上，母親不停地垂淚，我哽咽著，跟那位急救醫生斷斷續續說著父親不幸的一生。協和醫院離我家不遠，（文革時改名成“反帝醫院”），救護車只用了十幾分鐘便到了，下車之前，急救醫生臉上沒有什麼表情地跟我說 ：

“一般救護車是要收費的，你們家這個情況我們就不收了。”

我透過婆娑的淚眼望向這位披著白衣的醫生，連謝謝都來不及講，他已經下車幫忙將父親抬下車了。此後，每想起此事，心中都充滿無限感激，這並非感謝他替我們省了那幾十元錢，而是感激他充滿人性的同情心，特別是在那冰冷，而缺乏人性的文革後期社會。

父親被推進協和醫院一樓的急症室，不久，一位醫生走出來，一面摘口罩一面對我們說“不行了，我們盡了最大努力，他是大面積心肌梗死”，我覺得我從頭到腳好像都麻木了，不知說什麽好，淚水不停地往下流，腦子裡怎麼也不能將父親與死亡連在一起。母親緊緊地拉著我的手，我都不知道我們是怎樣走回家的。


回家後，母親和我都不想開燈，也不想吃飯，就那樣在黑暗中對坐，母親拉著我的手說“你爸走了，就剩我們倆了”，意即哥姐都已有了各自的家，這個家只有我和她相依為命了。父親退休回京僅四年，一個星期前才好不容易擁有了北京正式戶口，如今卻突然撒手人寰，不辭而別，我覺得我們那間屋子一下子就空了，猛然間我發覺這是一場夢，一場噩夢，我站起來把燈打開，昏黃的燈光下，母親一臉的淚痕——這不是夢——父親，真的走了。

後來我才從鄰居張太（薩卓）的口中得知，那天早上父親照例到紅醫站為病人針灸，中午回家吃飯，飯後父親睡了個午覺，醒後他去院子南端的廁所，幾分鐘後，張太聽到廁所門“啪”地一聲被猛然打開，父親一手撐在門上，已經漸呈昏迷狀態，張太見此一個箭步衝出房門，一手托住了父親，然後叫她的孩子們幫忙，母親這時正在屋裡跟一位客人談話，因耳聾全然不知外面發生了什麽事。然而，就在這幾分鐘的時間裡，父親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後歷程，張太說她托住父親的手臂突然沉重起來。就在我們把父親送到協和醫院的時候，還有幾個病人從紅醫站來家找父親看病，怎麼也不能相信他們的歐陽大夫已經不在人間。

接下來的那幾天，我忍著巨大的悲痛，給兄姐打電報，通知他們父親病逝的消息，又要聯繫殯儀館和火葬場，還要商討追悼會事宜，幸虧有朋友相助，追悼會如期順利召開。令我想不到的是，殯儀館位於北京的東郊，那時交通不便，參加父親追悼會的人數竟然過百，我們需要租用大型巴士將他們送到殯儀館，其中絕大部分人是父親的朋友、病人或鄰居，而追悼會的主持人是我的英文老師兼父親的老朋友朱濟飛。當時的街道辦事處負責人跟我說，我家住的東石槽胡同和鄰近的幾條胡同，從來（有史以來）沒有過這樣轟動的追悼會，鄰居們、病人們和朋友們都愛戴他，尊崇他，參加追悼會完全出於自願，幾乎所有認識父親的人們，都願意去送父親最後一程。

父親的一生雖然坎坷，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也稍嫌倉促了些，但他卻保住了名節和他的自尊。他的粹然離世，雖然令我們淬不及防、悲痛萬分，但對父親來講，毫無痛苦地離開這個他並不眷戀的世界，卻是他的福分。

父親去世不久，有兩件事要提及的，一是我們胡同先後有三位老人家陸續病逝，他們都曾是父親的長期病人，而且都是曾經頻臨死亡邊緣，而被父親以針灸救回一命的，待父親去世後，他們也就很快離開人世，因此，鄰居們都不盡唏噓：歐陽大夫不在了，能回春的妙手也不再了。

另件事則是同年年底，有一位穿空軍制服的軍人來到我們的小院，說要找歐陽大夫，我衝口便說，你找他幹嘛，人都沒了。那人一面從手提包裡拿出文件袋，一面說這是他的平反文件，我一下子愣了，心中卻升起一股悲哀之感，我指了指身後父親的照片，相框上還纏著黑紗---我們為朋友來悼念，在家中臨時佈置的靈堂，那人顯得有些無措，說了句“對不起啊，我們來晚了”，然後就向父親的遺照鞠躬致意。

我卻馬上想起僅幾個月前，跟父親提起中央要為全國右派平反改正一事，父親那鄙夷不屑的神情彷彿就在眼前，平反也好，改正也好，父親的二十年就這樣被共產黨粗暴地剝奪了，無論怎樣，時間都是不可能倒流回去，二十年（何止二十年）的傷痛也是不可能彌補的。父親瀟灑地離世，而沒有看到這份改正文件，我以為並非他的遺憾。中共多少年來對人格的踐踏，對人權的侵犯，不是它出一份文件便可以謝罪的，有朝一日，這個黨在國際法庭上接受審判之時，我才會告慰九泉之下的慈父。

父親歸真，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少了一名比白求恩還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醫生；少了一名寧可忍辱負重，也要為病患解除痛苦的醫生；少了一名充滿正義感，從不摧眉折腰事權貴的醫生；更少了一名不取分文卻熱心服務大眾的醫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