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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冰心在玉壺(九)

一片冰心在玉壺(九)

博客

第九章 
那一天,父親辭世


 1978年11月19日,那天我本應去工廠上班,但我弄到一張電影票,便托詞不去上班了。那時,北京時興看所謂內部電影,即不對外發行的影片,其實那些影片也沒有什麽大不了,只不過當年政治掛帥,這些從外國進口的影片往往通不過政治審查,便租個場地放映,對外聲稱批判電影,觀眾則是來自四方八面,票子一不公開賣,二不用錢買,而且一看便連著三場電影一起看,中間有休息,所以這一看就是一天。我還記得那天是在西城區的展覽館劇場,是三個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戰和虎虎虎)。

那天早上我沒去上班,而跑去看電影的事,父親是知道的,他還嘲笑我“你這也是上班啊”,我沖他扮個鬼臉,笑笑,就走了。想不到,這就是我跟父親最後的對話。那天下午大概四點多鐘,我從胡同口往家走,快到家的時候忽見鄰居孩子焦急地向我招手,我忙走幾步,她說“北屋爺爺(指父親)不行了”,我嚇了一跳,邊快步往家走邊問她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跨進家門,一眼看到父親躺在床上,母親正在為他做人工呼吸,並用力為父親做胸外心臟按摩。鄰居張太說她已經去打了電話,救護車馬上便到,正說著幾個救護人員走進來,立刻著手為父親做檢查,幾分鐘後,其中一人告訴我們說人不行了,而救護車是為搶救可能生存的病人的,人死了,救護車不能拉死人。我一聽就急了,邊哭邊嚷:

“我爸爸作了一輩子醫生,當年還在協和醫院工作過,在上海一直作到肺病醫院院長,來到北京,一個反右運動就把我爸弄到農村二十年,一生全毀了,到現在臨死你們還不願把他送到醫院急救,就算開胸按摩心臟也能救回一命的啊。”

聽我這樣一說,他們同意將父親送去醫院,我和母親同車一起去。在車上,母親不停地垂淚,我哽咽著,跟那位急救醫生斷斷續續說著父親不幸的一生。協和醫院離我家不遠,(文革時改名成“反帝醫院”),救護車只用了十幾分鐘便到了,下車之前,急救醫生臉上沒有什麼表情地跟我說 :

“一般救護車是要收費的,你們家這個情況我們就不收了。”

我透過婆娑的淚眼望向這位披著白衣的醫生,連謝謝都來不及講,他已經下車幫忙將父親抬下車了。此後,每想起此事,心中都充滿無限感激,這並非感謝他替我們省了那幾十元錢,而是感激他充滿人性的同情心,特別是在那冰冷,而缺乏人性的文革後期社會。

父親被推進協和醫院一樓的急症室,不久,一位醫生走出來,一面摘口罩一面對我們說“不行了,我們盡了最大努力,他是大面積心肌梗死”,我覺得我從頭到腳好像都麻木了,不知說什麽好,淚水不停地往下流,腦子裡怎麼也不能將父親與死亡連在一起。母親緊緊地拉著我的手,我都不知道我們是怎樣走回家的。


回家後,母親和我都不想開燈,也不想吃飯,就那樣在黑暗中對坐,母親拉著我的手說“你爸走了,就剩我們倆了”,意即哥姐都已有了各自的家,這個家只有我和她相依為命了。父親退休回京僅四年,一個星期前才好不容易擁有了北京正式戶口,如今卻突然撒手人寰,不辭而別,我覺得我們那間屋子一下子就空了,猛然間我發覺這是一場夢,一場噩夢,我站起來把燈打開,昏黃的燈光下,母親一臉的淚痕——這不是夢——父親,真的走了。

後來我才從鄰居張太(薩卓)的口中得知,那天早上父親照例到紅醫站為病人針灸,中午回家吃飯,飯後父親睡了個午覺,醒後他去院子南端的廁所,幾分鐘後,張太聽到廁所門“啪”地一聲被猛然打開,父親一手撐在門上,已經漸呈昏迷狀態,張太見此一個箭步衝出房門,一手托住了父親,然後叫她的孩子們幫忙,母親這時正在屋裡跟一位客人談話,因耳聾全然不知外面發生了什麽事。然而,就在這幾分鐘的時間裡,父親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後歷程,張太說她托住父親的手臂突然沉重起來。就在我們把父親送到協和醫院的時候,還有幾個病人從紅醫站來家找父親看病,怎麼也不能相信他們的歐陽大夫已經不在人間。

接下來的那幾天,我忍著巨大的悲痛,給兄姐打電報,通知他們父親病逝的消息,又要聯繫殯儀館和火葬場,還要商討追悼會事宜,幸虧有朋友相助,追悼會如期順利召開。令我想不到的是,殯儀館位於北京的東郊,那時交通不便,參加父親追悼會的人數竟然過百,我們需要租用大型巴士將他們送到殯儀館,其中絕大部分人是父親的朋友、病人或鄰居,而追悼會的主持人是我的英文老師兼父親的老朋友朱濟飛。當時的街道辦事處負責人跟我說,我家住的東石槽胡同和鄰近的幾條胡同,從來(有史以來)沒有過這樣轟動的追悼會,鄰居們、病人們和朋友們都愛戴他,尊崇他,參加追悼會完全出於自願,幾乎所有認識父親的人們,都願意去送父親最後一程。

父親的一生雖然坎坷,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也稍嫌倉促了些,但他卻保住了名節和他的自尊。他的粹然離世,雖然令我們淬不及防、悲痛萬分,但對父親來講,毫無痛苦地離開這個他並不眷戀的世界,卻是他的福分。

父親去世不久,有兩件事要提及的,一是我們胡同先後有三位老人家陸續病逝,他們都曾是父親的長期病人,而且都是曾經頻臨死亡邊緣,而被父親以針灸救回一命的,待父親去世後,他們也就很快離開人世,因此,鄰居們都不盡唏噓:歐陽大夫不在了,能回春的妙手也不再了。

另件事則是同年年底,有一位穿空軍制服的軍人來到我們的小院,說要找歐陽大夫,我衝口便說,你找他幹嘛,人都沒了。那人一面從手提包裡拿出文件袋,一面說這是他的平反文件,我一下子愣了,心中卻升起一股悲哀之感,我指了指身後父親的照片,相框上還纏著黑紗---我們為朋友來悼念,在家中臨時佈置的靈堂,那人顯得有些無措,說了句“對不起啊,我們來晚了”,然後就向父親的遺照鞠躬致意。

我卻馬上想起僅幾個月前,跟父親提起中央要為全國右派平反改正一事,父親那鄙夷不屑的神情彷彿就在眼前,平反也好,改正也好,父親的二十年就這樣被共產黨粗暴地剝奪了,無論怎樣,時間都是不可能倒流回去,二十年(何止二十年)的傷痛也是不可能彌補的。父親瀟灑地離世,而沒有看到這份改正文件,我以為並非他的遺憾。中共多少年來對人格的踐踏,對人權的侵犯,不是它出一份文件便可以謝罪的,有朝一日,這個黨在國際法庭上接受審判之時,我才會告慰九泉之下的慈父。

父親歸真,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少了一名比白求恩還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醫生;少了一名寧可忍辱負重,也要為病患解除痛苦的醫生;少了一名充滿正義感,從不摧眉折腰事權貴的醫生;更少了一名不取分文卻熱心服務大眾的醫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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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石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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