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壺（七）

1971年，父親被再次流放至河北省寬城縣湯道河醫院，這裡比承德更要偏遠，幾乎與遼寧省交界，位於北京的西北塞外，海拔也升高了近千米，所以此地比承德冷的多，冬天氣溫甚至可以達到零下三十度。父親儘管從北京帶去了盡可能足夠的禦寒衣物，但依然難以想像，他在那裡是怎樣孤獨地度過一個個寒冷的夜晚。這是自他1958年離開北京以後，被流放的第三個地方。我為什麽要用“流放”二字，而不是用“安排”或“分配”等中性名詞，是因父親完全是被動地、身不由己地遠離家人，與全國成千上萬的所謂右派分子一樣，毫無選擇餘地的孤獨生活在那些地方，是之為被迫害性的流放。

一直以來，中共都避免用流放，而採用下放或下鄉代替，其實就是想避開流放背後的那種專制和無視人權。如今，半個世紀過去，我們實在是到了對那個時代被歪曲的名詞和事件認真梳理的時候了。當年，儘管父親口口聲聲跟我們說，農村更需要醫生，他並不在乎把他再次下放到寬城，云云，但我很清楚，那是父親的心理調適，他只能理出這樣的思路，讓自己處於“被需要”的處境，如此，他的心態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環境。那一年，父親整整六十歲，老之將至，卻不知何時與家人團聚，那種身不由己的痛苦，真是不足外人道。

從父親留下來的其中一份手稿來看，他到寬城縣湯道河醫院不久，便已經開始為當地人開辦針灸訓練班，手稿上的日期是1971年7月2日，受當年的政治環境所迫，手稿中不可避免地穿插了一些毛語錄和當年的文革八股。至於受訓練的學員，據我推測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當地人。想來當時父親的醫術很快在當地傳開，醫院領導便安排父親開班授徒，這對父親來說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有老師沒教材，於是，父親廢寢忘食寫下通俗易懂的自編教材，直接命名為“學習針灸”，內容從針灸的基本知識，到針灸療法的諸多優點；從針灸的歷史淵源，到針灸的補瀉手法，密密麻麻寫在信紙大小的近三十頁紙上，紙質焦黃且脆薄，透著那個時代的物質水平。

自1971年父親到寬城之後，依然每年回京探親一次，儘管他以針灸療法治愈數不勝數的病人，但在家中並未得到應有的尊重。母親一開始是不相信的，後來治癒的病人越來越多，她不得不相信針灸確實對某些疾病有顯著療效，於是母親也會介紹病人去針灸，不過，母親雖然身患血壓高、心臟病及聽覺障礙，但我從未見過她接受父親的治療。父親唯一的兒子是學醫的，大學畢業後被分配至西南地區，大約每年回京一次，父子兩個見面機會也很少，記憶中，有幾次父親跟他談起針灸和針灸麻醉（我的哥哥是麻醉醫生），他雖未與父親正面爭執，但其神情很明顯表明他既無興趣也不相信。

我沒有辦法想像當時父親的心情是怎樣的，當然他明白因57年的反右運動，他被打成極右分子，在中共的株連政策下，全家都受到他的牽連，我的哥哥姐姐當時在大學就學期間，因受共產黨的蠱惑，個個要求靠攏組織，但都被要求與家庭劃清界限，主要是批判戴了右派帽子的父親。我不清楚他們的劃清界限是否得到當時黨團組織的通過，除了我的大姐曾經加入過共青團之外，二姐和哥哥都曾一再努力，卻不被團組織接受。當然，這十分明顯是受了父親右派身份的影響。父親當時的心情是內疚還是充滿無力感，或是對那個瘋狂的時代沉默以對，已經不得而知。

我的二姐多年後，在給我的信中寫道：

想起來就很慚愧，我沒有早理解我們的父親，我是個不孝的女兒。在那些黨棍們對爸爸揮動大棒時，我居然還想著劃清界限，在他到了河北鄉下艱難度日時，不懂事的我還寫信讓他好好改造，這不是幫著殺手們往他的傷口上撒鹽嗎？不知他心中曾是怎樣的悲苦。也許他的心早死了，所以，父親一直沒有和我們講過他的冤屈和受到的虐待。

至於我自己，十四歲上初二的時候，已經有團組織派人來跟我談話，讓我在思想上跟父親劃清界限，我當時懵然不知，反問來人怎樣劃清，記得那人說你自己考慮。回家問哥姐，他們聽了都顯得很嚴肅，卻不願跟我多講一句。問母親，她說她也不知道這界限怎麼劃才算清。當年畢竟年齡小，也沒有想的太多，很快文革就爆發了，文革中我因家庭出身問題受到同班紅衛兵的歧視和排擠，其實這在文革之前已經開始了，文革之後只不過情況變得更加肆無忌憚。死豬不怕開水燙，本來我已經屬於出身不好的那群人，文革後給我們加了個別稱“黑五類子女”，反正都一樣。

也是因為這種特殊的處境，我一早就被排除出列，意即我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也沒有資格參與文革的各項政治運動，跟校內同學保持著很大的距離，卻因緣際會交了幾個校外的朋友，背景跟我類似，都是出身不好的。我思想上發生的重大改變，以及後來的對抗上山下鄉，都與我的這些校外新朋友有很大關係。我之所以在這裡講述自己的這段經歷，是要說明當年得知父親受傷的消息，我何以立即趕赴承德看望他，並竭力說服院革委會批准父親回京養病，事實上，當年共產黨是要求我們這樣的子女應該與父親劃清界限的，我卻已經自我洗腦，在思想上早就作了中共的反動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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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1969年父親因挖防空洞受傷，我去承德探望，並跟他一同回到北京後，父親從此對我另眼相看。從那以後，父親每年探親回家，都要問我——想買什麽，想吃什麽，父親喜歡嘗試不同的飯館，母親卻興趣不大，所以常常是父親帶著我，凡當年北京的幾個著名飯店幾乎都留下我們的足跡，如四川飯店、晉陽飯莊、翠花樓、豐澤樓、又一順、莫斯科餐廳、新橋飯店等等。

說起來，父親的興趣十分廣泛，他喜歡美食，粵菜當然是他的首選，其他如滬菜、川菜甚至西餐，他都能吃得津津有味。與大多數中國人的家庭不同，我們從小飯桌就是中西合璧的，除了中餐，奶油、芝士、麵包、西式香腸時常都會吃到，北京當年的北京飯店、春明食品店（前法國麵包房）和新僑飯店小賣部都可以找到這些東西。及至我移民加拿大，夫婿則是斯洛伐克人，而我從來不會對歐洲食品有任何不適應的感覺，恐怕這也是受了當年父親的影響吧。

父親喜歡音樂，雖然他並不懂彈鋼琴，但我們四個孩子從小都被安排習琴。他自己則善於彈奏曼陀鈴，這是一種類似小型吉他的彈撥樂器，我不知道他是從何時學懂彈奏的，只記得他每次回家，我們父女兩個都會在家裡的鋼琴旁合奏一番，父親最喜歡的那支曲子是Home Sweet Home，那是從一本叫做“世界名曲101首”中選出的，我也就是從跟父親的合奏中，才第一次知道這首世界名曲。不過，如今想起這段往事卻不禁唏噓，父親被流放在外，每年僅有幾天的時間與我們相聚，有家而不能歸，那種孤苦真是不足外人道，不知這首Home Sweet Home是否觸動了他的心弦，成了他百彈不厭的曲子。

父親流放到寬城後不久，我被學校分配到一家小工廠，每天上班，除每週的休息日外，沒有年假，加上當年北京也開始全面挖防空洞，被指派挖防空洞的人都是單位中被視作異己的人們，我便是其中的一個，所以，完全沒有可能去寬城探望老父。而父親仍如以前那樣，每年回京探親一次，他精神尚好，雖然探親假沒有幾天，他還是忙著為上門求治的病人針灸，只不過，他的體力卻一年不如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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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父親患上了帕金森症，開始的時候症狀還不是那麼嚴重，只是手抖，但他若用意志克服一下，手抖的情況就改善一點，好在這並不妨礙他給病人看病。次年，父親的症狀有增無減，鑑於他已經過了六十歲的退休年齡，我們建議他索性回北京退休，父親也覺得他一個人在那邊不方便，於是就在湯道河醫院辦理了退休手續，回京與我們團聚。

當時的北京（及全國）仍實行糧油限量供應，每人憑戶口本領取糧票、油票等，父親回到北京之初是沒有北京戶口的，湯道河醫院每個月將他的退休金和全國糧票寄到我家，即使父親沒有北京戶口，也能在北京生存無憂。說到此，真的是要感激當年的寬城湯道河醫院的厚道，否則，沒有北京戶口的父親真的很難生活下去的。

在當時嚴格的戶口政策下，沒有正式的北京戶口，僅憑所謂臨時戶口的身份，是很難立足於北京的，於是父親開始申請北京戶口，本來想父親一人在外，回京是一家團聚，上戶口理應不難，誰知這原來是一場長期“抗戰”。

北京上戶口的程序是從最基層的派出所開始，我們屬於建國門派出所，因此父親寫了申請書遞上去，記得負責我們那一帶姓喬的片警說，這沒有問題，本來是北京戶口，後來到外地工作，現在退休回京，按道理重新登記北京戶口，應該不是問題。誰知這個“道理”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就出問題了，分局的人說父親的戶口應該落在籍貫地，這個籍貫父親一向填寫廣東新會，但新會是父親的祖籍，他並未在那裡生活過。父親將此情況跟他們解釋，得到的答復是“那就回到你的出生地”，父親答“我出生在香港”，“那是不能去的”，回答非常乾脆。

至此，父親的戶口成了難題，妻女都在北京，他卻不能與我們團聚，祖籍已經成了符號，回無可回，出生地香港，當局又不准去。不過，父親還抱著一絲希望，他想這可能是東城分局的意見，也許市公安局能夠體恤他的特殊情況，准予他落戶北京，還是再等等吧。大約半年後，市局通過派出所向父親傳達批复文件的內容：所有右派，或摘帽右派的戶口都不准落戶北京。派出所來人跟父親解釋，雖然你已摘掉帽子，但你還是摘了右派帽子的右派。原來，之前的“回籍貫地”、回到“出生地”都是托詞，不接受右派（即使摘帽右派）落戶北京，才是實質。

父親以前總是以為，被屈打成右派已是過去的事了，況且1962年已經為他摘去右派帽子，如今退休告老回京與妻女團聚，是理所當然的；哪裡想到即使近二十年後，右派這根無形的繩索依然如影相隨般地伴隨在他身邊。父親沉默了，他整天一句話都不想說，看書成了他最大的樂趣，中文英文都看，連以前最喜歡的逛街、上飯館吃飯，他都提不起興趣，為此母親嘮叨過他多次，只是父親還是沒有什麽改變。

有天，父親仍舊如往常一樣坐在靠窗前的桌子上看書，書放在桌子上，而雙手放在書的兩側俯身閱讀，這個姿勢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至今不忘。母親正在做飯，忽然想起某樣調味品沒有了，於是跟父親說讓他馬上去胡同口的副食店購買，父親囁嚅著答應，可是母親因耳聾聽不見，很有些氣急敗壞地跟我說：

“憑什麽我要天天在這裡做飯，他（指父親）就整天看書？我也是做了一輩子的醫生啊，我就該這樣天天侍候他嗎？”

我聽了這些話卻說不出什麽，便跟母親說，我去買吧。母親馬上說，跟你爸爸要錢，他有退休金。我一句話都沒說就出去了，那時我在工廠打工，工資不必上繳給母親，口袋裡總有些餘錢，我便用那些錢幫母親到胡同口買了她需要的東西。當年，因父親的處境，我家總是處在一種無形的壓力下，母親是很要強的女人，可以說是女強人，但是父親多年的右派問題和當時視之為特務嫌疑的海外關係，在在都給母親帶來無盡的煩惱。我是家中最小的，陪伴她的時間也最長，算得上是比較了解她的，她有時說兩句氣話，我也能諒解，並從不告訴父親。我深知，這都是共產黨治下的畸形社會造成我家的悲劇，如果沒有那些政治運動，沒有那些黨文化，沒有所謂階級鬥爭學說，我們的家庭應該是正常而幸福美滿的。只是，現實生活中，不存在“如果”。不知多少知識分子家庭與我家一樣，遭遇夫妻不同心，甚至子女與父母反目的悲劇，研究現代中國社會史的專家，是不應該忽略這一點的，而這筆帳是要算在共產黨頭上的。

父親的健康從那以後開始變差了，幾年前患的帕金森症本來對他的精神影響還不大，可這一不准落戶北京的打擊，不僅摧毀了他最後的精神支柱，也摧毀他作人最後的那一點尊嚴，他不被這個政府接受、不被這個社會接受，當年在灤平、承德、寬城湯道河醫院曾得到病人的愛戴與信賴，如今在北京變得一錢不值，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是怎樣的失落。

不久，我們那裡的街道居委會成立了紅醫站，請父親為街坊鄰居針灸治療。這紅醫站設在一個四合院裡的空置房子裡，開始是一間很小的房間，很快就被聞之而來的病人們擠滿了，居委會又找了一間較大的房間，雖然每天病人依然絡繹不絕，但畢竟寬敞得多了。

那時，文革還沒有結束，人們沒有像今天那樣懂賺錢之道，這小小的紅醫站是真正為人民服務，不取分文，父親當然也沒有任何報酬。父親每天早上如同上班一樣，到紅醫站為病人針灸。這時候的父親反而比以前精神好了很多，每天去紅醫站成了他的寄託，能為病人解除病痛，就是他最大的滿足。與此同時，父親也在醫治病人的過程中，跟幾位談得來的病人建立了友情，有空跟他們談天說地，是父親最開心的時候。如今定居在法國巴黎的端木環女士，至今還記得當年怎樣接受父親的醫治，然後與父親無所不談的情景，她說“按輩份，他應該是我的長輩，但我們聊起天來，我完全感受不到有輩份的那種距離，你父親真是一個非常熱心、誠懇、坦白的長者”。端木環的丈夫朱濟飛是我的英文老師，他們兩位曾是我家的常客，不僅是父親的病人，又是十分要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