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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冰心在玉壺(七)

一片冰心在玉壺(七)

博客


第七章
第三次流放寬城及回京


1971年,父親被再次流放至河北省寬城縣湯道河醫院,這裡比承德更要偏遠,幾乎與遼寧省交界,位於北京的西北塞外,海拔也升高了近千米,所以此地比承德冷的多,冬天氣溫甚至可以達到零下三十度。父親儘管從北京帶去了盡可能足夠的禦寒衣物,但依然難以想像,他在那裡是怎樣孤獨地度過一個個寒冷的夜晚。這是自他1958年離開北京以後,被流放的第三個地方。我為什麽要用“流放”二字,而不是用“安排”或“分配”等中性名詞,是因父親完全是被動地、身不由己地遠離家人,與全國成千上萬的所謂右派分子一樣,毫無選擇餘地的孤獨生活在那些地方,是之為被迫害性的流放。

一直以來,中共都避免用流放,而採用下放或下鄉代替,其實就是想避開流放背後的那種專制和無視人權。如今,半個世紀過去,我們實在是到了對那個時代被歪曲的名詞和事件認真梳理的時候了。當年,儘管父親口口聲聲跟我們說,農村更需要醫生,他並不在乎把他再次下放到寬城,云云,但我很清楚,那是父親的心理調適,他只能理出這樣的思路,讓自己處於“被需要”的處境,如此,他的心態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環境。那一年,父親整整六十歲,老之將至,卻不知何時與家人團聚,那種身不由己的痛苦,真是不足外人道。

從父親留下來的其中一份手稿來看,他到寬城縣湯道河醫院不久,便已經開始為當地人開辦針灸訓練班,手稿上的日期是1971年7月2日,受當年的政治環境所迫,手稿中不可避免地穿插了一些毛語錄和當年的文革八股。至於受訓練的學員,據我推測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當地人。想來當時父親的醫術很快在當地傳開,醫院領導便安排父親開班授徒,這對父親來說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有老師沒教材,於是,父親廢寢忘食寫下通俗易懂的自編教材,直接命名為“學習針灸”,內容從針灸的基本知識,到針灸療法的諸多優點;從針灸的歷史淵源,到針灸的補瀉手法,密密麻麻寫在信紙大小的近三十頁紙上,紙質焦黃且脆薄,透著那個時代的物質水平。

自1971年父親到寬城之後,依然每年回京探親一次,儘管他以針灸療法治愈數不勝數的病人,但在家中並未得到應有的尊重。母親一開始是不相信的,後來治癒的病人越來越多,她不得不相信針灸確實對某些疾病有顯著療效,於是母親也會介紹病人去針灸,不過,母親雖然身患血壓高、心臟病及聽覺障礙,但我從未見過她接受父親的治療。父親唯一的兒子是學醫的,大學畢業後被分配至西南地區,大約每年回京一次,父子兩個見面機會也很少,記憶中,有幾次父親跟他談起針灸和針灸麻醉(我的哥哥是麻醉醫生),他雖未與父親正面爭執,但其神情很明顯表明他既無興趣也不相信。

我沒有辦法想像當時父親的心情是怎樣的,當然他明白因57年的反右運動,他被打成極右分子,在中共的株連政策下,全家都受到他的牽連,我的哥哥姐姐當時在大學就學期間,因受共產黨的蠱惑,個個要求靠攏組織,但都被要求與家庭劃清界限,主要是批判戴了右派帽子的父親。我不清楚他們的劃清界限是否得到當時黨團組織的通過,除了我的大姐曾經加入過共青團之外,二姐和哥哥都曾一再努力,卻不被團組織接受。當然,這十分明顯是受了父親右派身份的影響。父親當時的心情是內疚還是充滿無力感,或是對那個瘋狂的時代沉默以對,已經不得而知。

我的二姐多年後,在給我的信中寫道:

想起來就很慚愧,我沒有早理解我們的父親,我是個不孝的女兒。在那些黨棍們對爸爸揮動大棒時,我居然還想著劃清界限,在他到了河北鄉下艱難度日時,不懂事的我還寫信讓他好好改造,這不是幫著殺手們往他的傷口上撒鹽嗎?不知他心中曾是怎樣的悲苦。也許他的心早死了,所以,父親一直沒有和我們講過他的冤屈和受到的虐待。

至於我自己,十四歲上初二的時候,已經有團組織派人來跟我談話,讓我在思想上跟父親劃清界限,我當時懵然不知,反問來人怎樣劃清,記得那人說你自己考慮。回家問哥姐,他們聽了都顯得很嚴肅,卻不願跟我多講一句。問母親,她說她也不知道這界限怎麼劃才算清。當年畢竟年齡小,也沒有想的太多,很快文革就爆發了,文革中我因家庭出身問題受到同班紅衛兵的歧視和排擠,其實這在文革之前已經開始了,文革之後只不過情況變得更加肆無忌憚。死豬不怕開水燙,本來我已經屬於出身不好的那群人,文革後給我們加了個別稱“黑五類子女”,反正都一樣。

也是因為這種特殊的處境,我一早就被排除出列,意即我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也沒有資格參與文革的各項政治運動,跟校內同學保持著很大的距離,卻因緣際會交了幾個校外的朋友,背景跟我類似,都是出身不好的。我思想上發生的重大改變,以及後來的對抗上山下鄉,都與我的這些校外新朋友有很大關係。我之所以在這裡講述自己的這段經歷,是要說明當年得知父親受傷的消息,我何以立即趕赴承德看望他,並竭力說服院革委會批准父親回京養病,事實上,當年共產黨是要求我們這樣的子女應該與父親劃清界限的,我卻已經自我洗腦,在思想上早就作了中共的反動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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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1969年父親因挖防空洞受傷,我去承德探望,並跟他一同回到北京後,父親從此對我另眼相看。從那以後,父親每年探親回家,都要問我——想買什麽,想吃什麽,父親喜歡嘗試不同的飯館,母親卻興趣不大,所以常常是父親帶著我,凡當年北京的幾個著名飯店幾乎都留下我們的足跡,如四川飯店、晉陽飯莊、翠花樓、豐澤樓、又一順、莫斯科餐廳、新橋飯店等等。

說起來,父親的興趣十分廣泛,他喜歡美食,粵菜當然是他的首選,其他如滬菜、川菜甚至西餐,他都能吃得津津有味。與大多數中國人的家庭不同,我們從小飯桌就是中西合璧的,除了中餐,奶油、芝士、麵包、西式香腸時常都會吃到,北京當年的北京飯店、春明食品店(前法國麵包房)和新僑飯店小賣部都可以找到這些東西。及至我移民加拿大,夫婿則是斯洛伐克人,而我從來不會對歐洲食品有任何不適應的感覺,恐怕這也是受了當年父親的影響吧。

父親喜歡音樂,雖然他並不懂彈鋼琴,但我們四個孩子從小都被安排習琴。他自己則善於彈奏曼陀鈴,這是一種類似小型吉他的彈撥樂器,我不知道他是從何時學懂彈奏的,只記得他每次回家,我們父女兩個都會在家裡的鋼琴旁合奏一番,父親最喜歡的那支曲子是Home Sweet Home,那是從一本叫做“世界名曲101首”中選出的,我也就是從跟父親的合奏中,才第一次知道這首世界名曲。不過,如今想起這段往事卻不禁唏噓,父親被流放在外,每年僅有幾天的時間與我們相聚,有家而不能歸,那種孤苦真是不足外人道,不知這首Home Sweet Home是否觸動了他的心弦,成了他百彈不厭的曲子。

父親流放到寬城後不久,我被學校分配到一家小工廠,每天上班,除每週的休息日外,沒有年假,加上當年北京也開始全面挖防空洞,被指派挖防空洞的人都是單位中被視作異己的人們,我便是其中的一個,所以,完全沒有可能去寬城探望老父。而父親仍如以前那樣,每年回京探親一次,他精神尚好,雖然探親假沒有幾天,他還是忙著為上門求治的病人針灸,只不過,他的體力卻一年不如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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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父親患上了帕金森症,開始的時候症狀還不是那麼嚴重,只是手抖,但他若用意志克服一下,手抖的情況就改善一點,好在這並不妨礙他給病人看病。次年,父親的症狀有增無減,鑑於他已經過了六十歲的退休年齡,我們建議他索性回北京退休,父親也覺得他一個人在那邊不方便,於是就在湯道河醫院辦理了退休手續,回京與我們團聚。

當時的北京(及全國)仍實行糧油限量供應,每人憑戶口本領取糧票、油票等,父親回到北京之初是沒有北京戶口的,湯道河醫院每個月將他的退休金和全國糧票寄到我家,即使父親沒有北京戶口,也能在北京生存無憂。說到此,真的是要感激當年的寬城湯道河醫院的厚道,否則,沒有北京戶口的父親真的很難生活下去的。

在當時嚴格的戶口政策下,沒有正式的北京戶口,僅憑所謂臨時戶口的身份,是很難立足於北京的,於是父親開始申請北京戶口,本來想父親一人在外,回京是一家團聚,上戶口理應不難,誰知這原來是一場長期“抗戰”。

北京上戶口的程序是從最基層的派出所開始,我們屬於建國門派出所,因此父親寫了申請書遞上去,記得負責我們那一帶姓喬的片警說,這沒有問題,本來是北京戶口,後來到外地工作,現在退休回京,按道理重新登記北京戶口,應該不是問題。誰知這個“道理”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就出問題了,分局的人說父親的戶口應該落在籍貫地,這個籍貫父親一向填寫廣東新會,但新會是父親的祖籍,他並未在那裡生活過。父親將此情況跟他們解釋,得到的答復是“那就回到你的出生地”,父親答“我出生在香港”,“那是不能去的”,回答非常乾脆。

至此,父親的戶口成了難題,妻女都在北京,他卻不能與我們團聚,祖籍已經成了符號,回無可回,出生地香港,當局又不准去。不過,父親還抱著一絲希望,他想這可能是東城分局的意見,也許市公安局能夠體恤他的特殊情況,准予他落戶北京,還是再等等吧。大約半年後,市局通過派出所向父親傳達批复文件的內容:所有右派,或摘帽右派的戶口都不准落戶北京。派出所來人跟父親解釋,雖然你已摘掉帽子,但你還是摘了右派帽子的右派。原來,之前的“回籍貫地”、回到“出生地”都是托詞,不接受右派(即使摘帽右派)落戶北京,才是實質。

父親以前總是以為,被屈打成右派已是過去的事了,況且1962年已經為他摘去右派帽子,如今退休告老回京與妻女團聚,是理所當然的;哪裡想到即使近二十年後,右派這根無形的繩索依然如影相隨般地伴隨在他身邊。父親沉默了,他整天一句話都不想說,看書成了他最大的樂趣,中文英文都看,連以前最喜歡的逛街、上飯館吃飯,他都提不起興趣,為此母親嘮叨過他多次,只是父親還是沒有什麽改變。

有天,父親仍舊如往常一樣坐在靠窗前的桌子上看書,書放在桌子上,而雙手放在書的兩側俯身閱讀,這個姿勢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至今不忘。母親正在做飯,忽然想起某樣調味品沒有了,於是跟父親說讓他馬上去胡同口的副食店購買,父親囁嚅著答應,可是母親因耳聾聽不見,很有些氣急敗壞地跟我說:

“憑什麽我要天天在這裡做飯,他(指父親)就整天看書?我也是做了一輩子的醫生啊,我就該這樣天天侍候他嗎?”

我聽了這些話卻說不出什麽,便跟母親說,我去買吧。母親馬上說,跟你爸爸要錢,他有退休金。我一句話都沒說就出去了,那時我在工廠打工,工資不必上繳給母親,口袋裡總有些餘錢,我便用那些錢幫母親到胡同口買了她需要的東西。當年,因父親的處境,我家總是處在一種無形的壓力下,母親是很要強的女人,可以說是女強人,但是父親多年的右派問題和當時視之為特務嫌疑的海外關係,在在都給母親帶來無盡的煩惱。我是家中最小的,陪伴她的時間也最長,算得上是比較了解她的,她有時說兩句氣話,我也能諒解,並從不告訴父親。我深知,這都是共產黨治下的畸形社會造成我家的悲劇,如果沒有那些政治運動,沒有那些黨文化,沒有所謂階級鬥爭學說,我們的家庭應該是正常而幸福美滿的。只是,現實生活中,不存在“如果”。不知多少知識分子家庭與我家一樣,遭遇夫妻不同心,甚至子女與父母反目的悲劇,研究現代中國社會史的專家,是不應該忽略這一點的,而這筆帳是要算在共產黨頭上的。

父親的健康從那以後開始變差了,幾年前患的帕金森症本來對他的精神影響還不大,可這一不准落戶北京的打擊,不僅摧毀了他最後的精神支柱,也摧毀他作人最後的那一點尊嚴,他不被這個政府接受、不被這個社會接受,當年在灤平、承德、寬城湯道河醫院曾得到病人的愛戴與信賴,如今在北京變得一錢不值,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是怎樣的失落。

不久,我們那裡的街道居委會成立了紅醫站,請父親為街坊鄰居針灸治療。這紅醫站設在一個四合院裡的空置房子裡,開始是一間很小的房間,很快就被聞之而來的病人們擠滿了,居委會又找了一間較大的房間,雖然每天病人依然絡繹不絕,但畢竟寬敞得多了。

那時,文革還沒有結束,人們沒有像今天那樣懂賺錢之道,這小小的紅醫站是真正為人民服務,不取分文,父親當然也沒有任何報酬。父親每天早上如同上班一樣,到紅醫站為病人針灸。這時候的父親反而比以前精神好了很多,每天去紅醫站成了他的寄託,能為病人解除病痛,就是他最大的滿足。與此同時,父親也在醫治病人的過程中,跟幾位談得來的病人建立了友情,有空跟他們談天說地,是父親最開心的時候。如今定居在法國巴黎的端木環女士,至今還記得當年怎樣接受父親的醫治,然後與父親無所不談的情景,她說“按輩份,他應該是我的長輩,但我們聊起天來,我完全感受不到有輩份的那種距離,你父親真是一個非常熱心、誠懇、坦白的長者”。端木環的丈夫朱濟飛是我的英文老師,他們兩位曾是我家的常客,不僅是父親的病人,又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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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石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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