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9师的组建和历史溯源

刘伯承任师长的 129 师在抗日战争的枪声中诞生了。这是一支精兵强将云集的队伍。其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人物，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故事。

129师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而成。新组成的 129 师下辖 385 旅和 386 旅。原红四方面军的红 4 军第 10 师、第 12 师改编为第 385 旅的第769 团、第 770 团；红 31 军第 91 师、第 93 师改编为 386 旅的第 771 团、第772 团。陕北红军的第 29 军、第 30 军，独立第 1、2、3、4 团和第 15 军骑 兵团改编为师直属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全师共一万 三千余人。按照中央军委命令，除 385 旅的 770 团和部分师直属营脱离 129 师建制，留防陕甘宁边区外，全师有 9160 余人开赴抗日前线。385 旅和 386 旅的历史可以分别追溯到鄂豫皖的红 4 军和红 25 军。

我军历史上有 3 个红 4 军，一个是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井冈山会师后成立的，一个是贺龙在湘鄂西成立的，一个是由鄂豫皖边区的红 1 军和红 15 军合编而成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之一的红 4 军则是鄂豫皖边区的这支部队。

1931 年 1 月中旬，鄂豫皖边区的红 1 军与红 15 军在商城南部的长竹园 会台。会合后，即遵照中央的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军参谋长 为徐向前）。红 4 军下辖第 10、11 两个师。红 25 军是 1930 年 10 月在麻埠成立的。当时红 25 军只辖有一个师即后来扩编为 386 旅的前身——红 31 军的第 73 师。1932 年 5 月，以六安、霍山 两县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的红 74、75 师，又归属红 25 军。1931 年 11 月上旬，红 4 军与红 25 军共同组成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 共歼敌 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敌正规部队近 60 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对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 3 次“围剿”。鄂豫皖的第 4 次反“围剿”失败后，74、75 师留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方面军主力第 10、11、12、73 师转至外线。

1933 年 6月，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木门整编。由于部队有了很大发展，这 次整编的主要任务是扩编，将原有的 4 个师扩编为 4 个军：以第 10 师为基础， 扩编为第 4 军（后来改编为 129 师 385 旅）。军长王宏坤（后为 129 师第 385 旅旅长，留守陕甘宁边区），政治委员周纯全。下辖第 10 师（后来改编为129 师 385 旅第 769 团），师长汪乃贵（后为 129 师 385 旅第 769 团副团长，新编第 10 旅副旅长），政治委员甘良友；第 11 师，师长陈再道（后为 129 师第 386 旅副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独立旅旅长、冀南军区司令员），政 治委员叶成焕（后为 129 师第 386 旅第 772 团团长）；第 12 师（后来改编为129 师第 385 旅第 770 团），师长张才千（后为 129 师第 385 旅第 770 团团 长，留守陕甘宁边区），政治委员徐长勋。以第 11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 30 军。

以第 12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 9 军（原第 12 师师长陈赓在鄂豫皖第 4 次反 “围剿”中负伤，1932 年 10 月下旬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养病。后任 129 师386 旅旅长；太岳纵队司令员）。后来进入 129 师的干部有副军长许世友（1938 年任 129 帅第 386 旅副旅长，后转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旅长），政治部主 任王新亭（后任 129 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 386 旅政治委员、太岳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

以第 73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 31 军（后改编为 129 师第 386 旅）。军长王 树声（后为太行军区下属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 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西路军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所剩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 129 师。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后为 129 师副师长，1939 年夏调离 129 师）曾经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 首先是狠。“狠”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在战斗中，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有敌无 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有了战斗任务，大家抢着上。当时， 在方面军中流传着这样的口号：“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 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狠的基础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高度的阶级觉悟。 有了建立在高度阶级觉悟之上的狠劲，就能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与敌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在近战中战胜敌人。

第二是硬。在战役战斗的危急时刻，部队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有了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 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 严重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第三是快。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红军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 字。红四方面军走的能力很强，有时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 红军对敌作战中的一个重要作战原则就是要速战速决，其本质上还是一个 “快”字。

第四是猛。猛则要求进若锋矢、战若雷霆。“两军相遇勇者胜”。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 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打起仗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锋时高喊着猛虎般扑 向敌人，非常勇猛顽强。

第五是活。活，即灵活机动。机动灵活是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 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在战斗中非常注意机动 灵活，常因敌、因时、因地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展 了自己，打击了敌人。

徐向前也看到了红四方面军的不足。他指出，文化程度偏低，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大弱点。除红四方面军总部保留了仅有的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 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红四方面军的这个缺陷，主要是与方面军领导轻视文化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有关。不仅是红四方面军如此，当时的中央，也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 的敌人”。选拔干部，不看重表现，而首先强调是不是工人成份。最典型的 一个例子就是把工人出身但能力极低的向忠发推举为党的总书记。在这样的 大环境下，红四方面军也存在着严重的“唯成份论”，其结果是在各级干部 中普遍存在着轻视文化学习的倾向。所以，129 师成立后，刘伯承首先做的 事情就是选调了一些有一定文化和军事素养的年轻干部充实参谋队伍，要求 参谋人人都要天天练字、天天记日记。他还强调参谋都要学会测绘知识，能勘察地形，会标图、识图和用图。

129 师中除了我们很熟悉的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外，还有参谋长 倪志亮（曾担任 73 师师长），政训处主任张浩（10 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后， 改任政治委员），副主任宋任穷。1938 年 1 月，邓小平来到 129师担任政治 委员。从此刘伯承与邓小平被人们合称“刘邓”达13年之久。

本文摘自《山河呼啸----八路军129师征战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