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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冰心在玉壺(二)

一片冰心在玉壺(二)

博客


第二章 
風華正茂在上海

美滿的家庭,成功的事業,那時正是父親人生理想的開始(1943)。

本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醫藥及醫療設施尚不普及,衛生條件普遍很差,以致肺結核症四處蔓延,人們談虎色變,認為肺病乃不治之症,當然主要原因是沒有特效藥,患者死亡率甚高,中國人為此被世人稱作東亞病夫,父親就是在這個時候來到了上海。

肺病又稱癆病,當年這種傳染病沒有特效藥,來勢洶洶,受傳染者上至達官富人,下至平民百姓,為了挽救國民生命,也為了中國的前途,一位居住在美國的中國人---施肇基,為尚未成立的上海防癆協會組織了一個美國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of SATA),藉此籌募基金,專門為上海防癆事業之用。而這位施肇基先生本身其實並不是醫生,他曾在民國時代任駐美大使,是一位外交官。

1938年上海防癆協會正式成立,時值抗日戰爭第二年,因施肇基先生的熱心參與,當時的第一任會長便由施先生擔任,而防癆協會下屬的第一肺病醫院院長,則由美籍麻風病及結核病專家海森德博士擔任。

那一年年父母辭別家鄉來到上海,初時在靜安寺1081弄開設私人診所,診所門口有“歐陽忠醫師/梁其容女醫師”的招牌,診所樓上即是我們家的居所,母親專職婦科小兒科,父親則是內外全科,不過很快地,他便被剛剛成立的上海防癆協會羅致旗下。

當年的上海防癆協會是一慈善機構,用上文提到的基金設立免費醫院,並隔離及治療收容所裡的肺結核病人。防癆協會下屬的第一肺病醫院設立之初,用了中央研究院撤退後的房屋,並設置100張病床。1941年,發動了一次募捐運動,購買了當時公共租界工部局在麥克勞路(現虹橋淮陰路)的職工療養院,佔地有23畝。次年(1942年)太平洋戰爭之後,父親便擔當了肺病第一及第二醫院院長一職,我的舅舅梁其琛醫生(1957年成為右派)任外科主任。

那年,父親年僅31歲,雄心勃勃,躊躇滿志,他原本就是懷著救國捐軀的一腔熱血來到上海,雖沒有機會親自到戰場上為士兵醫病療傷,但挽救當年被日漸猖獗的肺結核困擾的國民性命,同樣是不可推卻的神聖職責。母親說,當年父親接手第一肺病醫院院長之後,就變得忙碌不堪,每天都要從靜安寺的家花近一個小時的時間,到位於虹橋淮陰路的醫院開會、協商,還要指導屬下對肺病的醫藥及手術治療工作,另外,還有病人瘉後的復元等等。

終於,父親及同仁動用防癆協會的基金,1945年建造了兩層高的病房大樓,病床擴張到180張,大量病人等待住院接受治療的窘迫情況立刻得到緩解。同時,父親在上海防癆協會的倡導下,積極開展大規模防癆宣傳教育運動,包括報紙宣傳、流動汽車廣播、電車及公共汽車車身張貼宣傳畫、電台廣播等等,父親作為醫學專家,每月三次親自到電台主持防癆講座。

當年的上海是全中國的醫療中心,父親和我的舅舅梁其琛都是上海著名的胸外科醫生,而且他們兩個是全中國最早施行胸外科手術的,本來,這些防癆宣教工作屬於公共衛生的範圍,但父親全不計較,他寧願親歷親為,這彰顯了父親作為一名救死扶傷的醫生所應有的高貴品質: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一切為病人著想。

同年(1945年)父親被任命為上海防癆協會總幹事,一直到1950年。

1947年,父親已作了多年肺病醫院院長,還兼任總幹事,對上海的防癆事業可以說功不可沒。由於父親的傑出工作,上海防癆協會決定派他到美國學習並考察,而赴美的考察費用則是由防癆協會基金所出。那是父親的第一次出國,抵達美國紐約後,先與顏惠慶博士聯繫,這位顏博士是1938年協同施肇基先生一起創辦上海防癆協會的知名社會人士,首任會長為施肇基,施老定居美國後,顏惠慶博士則繼任會長,而當時顏惠慶則是中國防癆協會的理事長。

接待父親學習和進修的地方是美國哥崙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Columbia),顏博士作為東道主,跟父親見面之後,便將父親引見給該校的教授J. Burns Anderson,當時美國的防癆工作,從學術研究到診斷治療,已經很有規模,1943年對於肺結核病有特殊療效的鏈黴素,就是美國人瓦克斯曼研製成功的,後來又再發明了異煙肼(雷米封),從那以後,肺結核患者的死亡率才開始逐年下降。

在主導教授J. Burns Anderson安排下,父親去了位於紐約州的杜魯特療養院參觀,並探訪當時的住院病人,特別學習肺結核病人瘉後的各種復元工作,這也是後來父親親自在上海肺病醫院創立復元工場的緣由,那復元工場包括縫紉、編織、印刷和玩具製作四大部門,為病人返回社會實行職業治療。

在美國短短一年的時間,父親收穫甚豐,他目睹了當時最先進的結核病治療方法,以及病人瘉後的復元處理工作,教授Anderson對父親的工作也非常滿意,馬上吸收他為美國結核病學會的會員,並開始安排父親的工作。那時,中國正處於一場歷史性的政權更替前夜,大批國人爭先恐後地逃到香港,甚至美國,正在美國的父親卻全不動心,他一門心思地想將學到的防癆訊息和最新知識帶回中國,再說,母親帶著三個孩子在上海,父親無論如何也不願留在大洋彼岸,他婉言謝絕了教授的一番好心。

當遠洋輪停泊在香港港口的時候,父親百感交集,這裡是他的出生地,從這裡他踏出了他的人生,成為了一名醫生,並成家立業,定居在上海,但這裡還有他的老母親和兄長,有他過去童年的印記。親友們勸他:留在香港吧,稍後把阿嫂(指母親)和孩子們接過來,現在時局動盪,共產黨馬上要上台,看來今後的日子不會好過。老母親也淚眼婆娑地望著兒子:

“你在香港不是也可以行醫嗎?何必一定要在上海呢?你看,我們歐陽家只有你一個人在那麼遠的北方(當年上海對香港人來說是很遠的地方),想看看你都不容易啊,留下來吧,不要走了。”

當時,父親的絕大部分親屬都在香港,五叔的一家本來也在上海,但五叔後來去聯合國任職,也就定居在美國了,因此,父親的家族中確實只有他一人在遠離廣東的上海。

當然,懷有雄心壯志的父親志不在香港,他想的是盡快回到上海,進一步推動防癆事業,為此,父親還從美國帶了一台Westing House牌的縮影X光機,那是上海開阜以來的第一架小片機,是他用自己的錢買下的,事後從未張揚。

(注:以上有關父親在上海防癆協會及肺病醫院的歷史,參考自“中國防癆史料”‘第一輯’。關於父親赴美前後情況,參考自梅國禎醫生19792月與母親的談話。)

1953年,中共發起所謂三反運動,有人在上海居然誣告父親貪污,為此,父親被押到上海對質,結果那人不得不承認,政治運動的壓力令他胡亂供出已移居北京的父親。其實,父親從美國自費為肺病醫院買回那架X光機,怎麼可能貪污?誰想到五年以後竟發生這樣的事。

滿腔熱血的父親義無反顧地回到上海,不僅投入到防癆協會的工作,也迎來1949年5月上海的解放,父親對於新中國的誕生,懷著一股中華赤子的激情,他覺得他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家鄉---香港,而選擇了上海,是多麼理智和幸運。

次年(1950年),中華醫學會在北京召開會員代表大會,這也是解放後的第一次年會,大會修改了學會章程,選舉曾為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首領醫病的傅連璋為理事長,父親和母親都在邀請之列。那年他們首次踏上了作為新中國首都的北京的土地,父親帶著相機,在北京各處留影,我家的相冊上有很多這一年父親親自拍攝的頤和園、天安門、故宮、景山、協和醫院等等照片。從照片的圖景和衣著判斷,那是1950年的夏天,驕陽似火,酷熱難當。

其中有一張照片,正是父親參與中華醫學會第一次年會的留影(下圖),右一即是父親,他在相冊中注了一行小字:中法大學中華醫學會八屆大會,為何稱八屆大會呢?我的推測是,中華醫學會早在中華民國時代便已存在(如今在台灣也有中華醫學會的組織),這八屆大會應該就是從1949年以前的歷屆大會順序排下來的。


至於中法大學的前身,是1919年由留學法國的蔡元培、吳玉章等人創辦的法文預備學校,後來才改成綜合性大學,校址則在北京市東城區皇城根一帶。1949年以後,政府接管了中法大學,所有系科併入其他大學,而中法大學連學校帶名稱都被取消,若不是研究歷史的北京人,恐怕聽都沒聽過曾有中法大學的存在。

1950年的中華醫學會第一次年會,應該就是在中法大學舉辦的,那也是中華醫學會最後一次在那裡舉辦年會,因為此次會議不久,中法大學便消失在北京了。這張照片的背景,是北京典型的前廊後廈大瓦房,不知是中法大學的入口處,還是某大教室的前面,廊簷下還掛著一橫幅:XX醫學工作者為建設人民健康事業而奮鬥。雖改朝換代第一年,已經很有中共口號宣傳的特點了。

照片上的七個人,除了可以認出父親,其餘都不知何人。父親和另一位先生穿西裝,中間三位戴帽子的男士,穿的都是解放裝,不知是否從延安來的醫藥衛生方面的幹部,而唯一一位女性穿的卻是列寧裝,這在當時曾是一種十分時髦的裝束。五十年代初,這三種服飾也代表了不同階層人士的著裝心態。

這一次父母赴京參加中華醫學會的年會,想不到就是我們全家從上海移居北京的前奏。在此之前父母在上海十年的拼搏,令他們在事業上取得相當傲人的成就,更何況先後生下我們四個子女,我想父親在他的一生中,最懷念的大概就是這十年了。然而,對於剛踏入中年的父親來說,事業上進一步的發展,更是他的渴求,甚至他毫不眷戀在上海已經取得的成就,帶領全家移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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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石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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