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蓦然回首》（八）初到美国
峥嵘说得不错，她确实不是个开心的“富婆儿”。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她社会经历不足，连申请护照必须有一个填表、签字办手续的过程都不知道，更不懂去美国得上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爸爸交给她一个护照，说这边有人送她登机，那边有人接她下机，一切安排妥当，遇事不必惊慌。她信以为真。结果，这边倒是有人送她登机，那边却根本无人接机。到达美国过海关时，她被领到一间空荡的等候室，独自忐忑了八个小时，中间只有人给她送过一个盒饭和一杯凉水。
直到将近午夜时分，她才被两个移民官提审。移民官的态度虽然严肃但并不嚣张，也不凶狠。可蓦然觉得他们威严的表情里似乎隐含着丝丝缕缕的忍俊不禁，料定这两个移民官看不起她这个土气十足的中国人。通过在场的翻译吴太太，她惊讶地得知，爸爸交给她的护照是伪造的。她害怕极了，问吴太太她会不会蹲美国大牢。
吴太太安慰她：不会的，在美国，这种事是要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解决。
她心升希望，一种纠结的希望——尽管不愿面对爸爸和弟弟妹妹，可还是希望被遣送回国，知根知底的魔鬼总比素不相识的魔鬼好对付吧。于是又问：我是不是得被遣送回国啦？
吴太太说：别害怕，不会的。
蓦然赶紧说：不是不是。我愿意回去，压根儿就没想来。你跟他们说叫他们把我给赶回去得了。
吴太太惊讶道：哟，人家想来都来不了，你干吗想回去？
不到半个小时，移民官宣布，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她有权为自己的行为在法庭申述。出庭之前，她是个自由人。
走出机场，她才得知吴太太就是利用翻译身份来接机的人。她一直把蓦然送到她的新家，并告诉她不要担心，自己的丈夫吴律师翌日就安排她去登记结婚，然后便可向移民局提出正式移民申请。吴太太一再强调，她的丈夫将会顺利地处理好一切有关蓦然的身份问题。
人地两生，语言不通，蓦然的命运就这样被攥在了陌生人手中。
夫家姓关，位于一个上层社区，大房子、大院子。家里所有的家具一应俱全：八仙桌、太师椅、罗汉床、美人榻、各样条案、各种橱柜以及条案上的摆设统统古香古色，就像是将故宫外西路厢房里的展品，连同那里的抑郁、悲凉和陈腐全部搬到了这里。
房子坐落在半山腰，城市从山脚下伸延开去，再远就是与天相连的太平洋。白天，满眼是碧蓝的大海和同样碧蓝的天空；夜晚，数不清的车辆穿梭于万家灯火之中。
八十九岁的婆婆已经老得看不出年轻时是丑还是美。老太太年轻时受过良好的西洋教育，操着一口东北乡音和娴熟的英语，头脑清晰、能言善思，酷爱英文黑白老片儿和百老汇剧目中的插曲，是个精明能干的女当家。
每天早上，她把那张像揉搓过无数次的牛皮纸般的脸精心描绘得花里胡哨，鲜艳的口红顺着唇边沟壑般的皱纹没有规则地扩散开去，像地方戏里扮媒婆的丑角。她好支使人，但脾气尚可。
终于找到了一个老实的听众，老太太一天到晚唠唠叨叨，全是早年那些事。什么她是清朝镶黄旗名门望族后代，什么与爱新觉罗沾亲带故之类。她爱炫耀年轻时家里的排场，爱絮叨早逝的丈夫如何顺良。她自诩有审时度势之英明：七七事变，一看局势不妙要打仗，立马卷起全部家当，带着丈夫、儿子和女儿跑到这小岛上安身度日。
她得意洋洋地坦陈：早先，她娘家爹和婆家公都是紫禁城里管帐的，看准了宫里的糊涂君糊涂臣查的都是糊涂账，趁着民国革命前后的混乱捞了个钵满盆溢。到了美国，她用不义之财在岛上繁华的旅游区买了一棟楼，出租楼中四十余套公寓，雇了专人处理日常事务，定期往她帐户里打钱，每月确保两三万美金收入，一家人近半个世纪在异国他乡坐享其成。
老太太最是不待见儿子理查德，不是嫌他长得丑，就是嫌他穿戴邋遢，要么就嫌他身上有异味，骂得最多的词儿是“神经病”。她妊娠九次，孩子有的流了，有的早夭，只落下一儿一女。老关家总算没在她这儿断了香火，所以对儿子格外宠惯，到了八九岁上每天晚上还得嘬口娘奶才肯睡觉，快六十岁的人了在老太太面前像是个十多岁的孩子。更可悲的是，这儿子自己不争气，命还倍儿硬，愣是把老爹和妹妹都给克死了。不但如此，年纪越大，性格越怪癖，行为越偏执。
社区里家家草坪相连，户户窗明门净。唯独关宅成年累月闭窗拉帘，与两边邻居之间隔着高高的栅栏和灌木，院里堆得到处是垃圾，乱得一塌糊涂，不见任何花草绿植。
栅栏和灌木是邻居控告无果竖起的屏障，倒是省了我掏银子，老太太无奈地解释。
精瘦的理查德十一岁到美国，在家里大都说中文。他有着一张窄长、呆板的脸，中等个头，含腹驼背，给人猥琐却自负的印象。
原来，蓦然来关家的事是老太太一手操办的。虽然是头婚，理查德对蓦然并没有那方面的兴趣。一张特大号双人床，中间像隔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各踞一方，互不干扰，卧房的门永远敞开着。看来，老太太活到这把年纪也想明白了香火延续与否没那么重要。或许，她还害怕关家再出个神经病吧。总之，老太太对蓦然毫无责难之意，这使远道而来的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平日里，理查德背个Jan Sport背包，穿一件橘黄色底碎花阿罗哈衫，戴一顶原本是橘黄色但已经被汗水浸得变色发臭的小丑帽，提着一根棒球棍，一出门就是一天，回家时照例跟淘着宝贝似地带回些垃圾。
每天理查德前脚出门，蓦然就赶紧在老太太的叹息声中把所有的门窗敞开透气，但屋里院里堆的东西是绝对动不得的。老太太对怪癖的儿子一筹莫展，她能骂他、吼他，可对他的陋习无计可施。理查德挨了骂，就对蓦然使蛮动粗。老太太心里有数，可对蓦然再有歉意，她的胳膊肘也不会往外拐，理查德终归是亲生骨肉，蓦然不过是寄人篱下。
有了蓦然，老太太辞退了原来的佣人，亲自训练蓦然操作她此前闻所未闻的全套设备——电炉灶、微波炉、烤箱、冰箱、制冰器、咖啡机、压汁机、洗碗机、洗衣机、烘干机、吸尘器等等等等；老太太还指点她怎样擦拭银餐具、铜烛台一类的摆设。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她，这里与在国内打扫卫生的最大不同是要点在于厨房和卫生间。
从此，她在关家承担了女仆的全部责任，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好歹从小就既会做家务又知冷知热，伺候人轻车熟路。老太太有个头疼脑热，当过赤脚医生的她也能从容应付。早就知道满族人规矩多，长幼有别，不可犯上，她小心恭敬，自知有委屈应该往肚里吞，有眼泪应该往心里流，有苦痛不能奢望得到任何帮助和抚慰。
每周两个晚上，老太太命儿子开车送蓦然去附近社区学校免费英语班学习口语。
第一天上课，新同学自我介绍时，一听她的名字叫“蓦然”，老师也和海关的那两个移民官一样忍不住笑了，让不明其意的她十分难堪。老师当即建议她选个英文名“Monica”。回来告诉婆婆，老太太也笑了，“可不是咋地，‘蓦然’的读音到了洋人嘴里跟英语‘moron’的读音一模一样。好吧，那以后你就叫Monica好了。”
小时候知之不多，蓦然就不喜欢自己的名字。那时候的排斥情绪来自对大人没完没了的盘问。每逢她报上大名‘张蓦然’时，往往会换来一连串的“啊？什么？哪个mò？怎么写？”她只好像背书一样认认真真地回答：草字头下面一个扁日，然后一个大字下面一个马，“蓦然回首”的“蓦”。她并不知道“蓦然回首”的意思，是妈妈教她这么说的。间或碰上文化程度不高或是不整明白不罢休的人，这番话，她得重复好几遍。五年级开学那天，新老师点名时竟然管她叫“张慕然”。
文革初期，‘三忠于’改名风乍起，她暗自欢喜，想趁此机会改掉这个给她带来无尽烦恼的名字，但“向东”、“卫红”之类的名字又忒俗。还没待她想好改个什么名儿，妈妈死了。她打消了改名的念头——再怎么着，这是妈妈给她留下的唯一将伴随终生的纪念。下乡当知青，老乡们从来没挑剔过她的名字。本来嘛，名字不过是个代号，用于区别她与其他人而已。她想通了，从此与“蓦然”相安无事。
被美国老师改名的事才让她发现原来名字就是她命运的咒语。改就改，改了名字她的运气没准也会改变呢，她这样希望。
英语班上有日本人、韩国人和中国人，其中中国人占绝对优势。学生们在这里充分体现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国家、地区以及身份成为划定社交范围的标志。且不说日本人和韩国人各自为政，中国人中以大陆人为主体，与台湾人和零星的香港人礼尚往来互不相扰。
大陆来的陪读和移民女同胞是清一色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有当过知青的、有当过工人的、还有当过后门兵的。
陪读族白天在饭馆酒店打工或在当地人家做钟点工，晚上来免费学英语。她们的丈夫是同学，因此她们之间关系甚密，在一起聊从丈夫们那儿听到的学校里的事情，把某某人的论文进展、某某人的科技项目、某某人的试验结果之类的话题挂在嘴边。她们还交流打工经验、互相介绍打工机会、结伴去旧货店买衣服。将来不管是回国还是留在美国，她们的丈夫会成为教授、律师、科学家、企业家、金融家。她们是丈夫背后支持他们走向成功的人，因此她们不怕辛苦、充满了希望与自信。
移民族来上英语课则完全是为了有个聊天的场所，顺带着学点英文口语。她们的美籍华人丈夫多是大学教授、商人、小业主，也有务农的蓝领，平均年龄比她们大二十岁左右，蓦然的来到把这个平均数提高了几位数。她们学着台湾人管丈夫叫“先生”，不厌其烦地夸耀比拼“先生”对她们的好。她们在一起议论新潮时装、交换化妆技巧、结伙逛商场、品尝中餐馆。
而蓦然，自从到了美国，商场是什么模样她一无所知，更没下过任何馆子。在这里，所有的人出门都是以车代步，她出门也都是理查德开车。刚到时，为了办合法身份手续，老太太带她坐理查德的车去过几次吴律师的事务所。身份办好以后，她再无机会出门，连超市都很少去——老太太安排超市按时送货好多年了。
同学善意提醒她衣着过时，她解释说那全是老太太过去的旧衣服。她实在太需要理解和同情了，傻乎乎地问她们知道不知道理查德·爱新觉罗这么个人？
一个心直口快的同学说：谁不知道那个神经病？！上哪儿都提着根棒球棍。
另一个接茬儿：就是，不管是哪个学术机构、政府部门或民间组织开办有关中国的会议、讲座、展览、庆祝或纪念活动；不管是大陆的还是港台的，他都会在人群中游说，发传单，自称是Chinese Emperor，需要得到民间支持，打回老家去重新登基称帝。
诚实的蓦然告诉她们，他其实姓关。结果，她与“中国皇帝”的亲属关系立马在同学们中传开。再看到她时，大家的目光、言谈和举止变得异样，明显地多了一层隔膜，好像她有传染病，就连日本人和韩国人都像躲着她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