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圃镇的黄埔军人
不记得是1969年还是1970年了，父亲带我回老家。我们晚上8点在广州大沙头客运站乘船。我们进了船舱，一股浓浓的柴油味钻进鼻孔。船舱过道低矮的天花板挂着两盏汽灯，两边一溜的通铺，通铺有上铺和下铺，没多大区别，都是坐难以直腰就顶着脑袋，只能钻到自己的床铺躺下来。每人的床铺不足一米宽，有席子，有隔板分开。自家人可以把隔板卸下来，翻身略宽松点。每人床头有一扇窗，那种木框玻璃船，把木窗往上提起来，放到下边的一个深槽里，就开窗了。柴油机发出哽哽哽的嘈杂的声音，震得身子都酥了。
船开了，我趴在床上，看着窗外，第一次乘这样的船，挺新鲜的。船嘟嘟嘟的行使着，珠江水潮湿的风吹进来，带着一种珠江特有的味道。我喜欢这种味道，我经常在珠江游泳习惯了这种味道。不到20分钟，岸边的灯火就消失了，只是偶尔有驶过的船在江面上晃着一盏渔火。又过了20分钟，外边漆黑一片，怎么也看不到，之听到船身拍出的浪花声。郊外风凉了。我把木窗提起来，推下沿，放到一个浅槽里，窗就关上了。颠簸的船有如摇篮，催人入睡。 也不知道睡了多少时间，突然，柴油机不响了，船也不颠簸了，这把我从颠簸的睡梦中安静醒了。 “船到了”我对父亲说。“继续睡，等天亮了再下船”父亲对我说。我看看窗外，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一翻身，我又睡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船舱里乒铃乓啷地响了起来，把我从安静的睡梦中闹醒了。我一看船外，东方鱼肚白已经衬出了江边的芭蕉树的剪影。我们下船了。这是黄圃镇，我们沿着一条花岗岩条条石板铺的大道进镇里，一船的旅客瞬间散得无影无踪，只留道上偶尔一个挑水的居民，偶尔一个荷着锄头扁担下田的农民。道两边是青砖灰瓦的矮房屋，灰瓦已经被江边潮湿的水汽染成黑色，屋檐下的房梁上飞下来燕子，俯冲到我们前边，贴着路面掠过。 “你表姐撑艇接我们过海”我父亲说。
我们沿着珠江下来，还在江边，虽然江面很宽，为什么叫“过海”呢？父亲说的话总没错，过海就过海吧，我也没有问，只是心里觉得这乡下习俗很特别，把珠江三角洲的水网称为海。 其实，是我小，不懂事，没有历史地理知识，父亲是对的，这里以前一直是海。而且，我曾祖父就是靠海为生。
珠三角是冲积平原，平原被冲积出来之前，当然都是一片汪洋。由于地球板块运动，一亿六千万年前有一个燕山运动，在东亚大陆边上生出了五桂山。大约170万年前，第四纪冰川消失，海平面上升，香山就成了南海的岛屿。到明朝中叶，顺德县和香山县还是隔海相望。由于珠江入海冲积形成三角洲，这些海逐渐就成为三角洲中的河道了。如今当地老人过河道时，都说是过海。
（图：笔者在五桂山石莹桥.石莹桥是1945年日伪十面围攻五桂山根据地的一个主要战场。）
五桂山正当珠江入海口，阻挡了珠江入海冲刷下来的淤泥，在山北形成了冲积平原。五桂山北面是石歧镇，西面是西江入海的磨刀门水道，东面是北江和东江散入三角洲的伶仃洋。文天祥过伶仃洋时，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视死如归的诗篇。 五桂山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丘列呈西北-东南走向，分成好几个山列。五桂山山列东南角就是孙中山故居翠亨村。从翠亨村往北翻过五桂山列就是合水口。合水口夹在五桂山列和大尖山列的山谷中，有一条山水由西南向东北流经合水口，散入南朗扇状冲积平原的水网中，透过水网田野漫入伶仃洋。
（图：五桂山石萤桥文化中心，这里以前是一个祠堂，郭大同作为珠江纵队的教导员曾在这里训练游击队。）
合水口山口的上游约二里地是合水口里，1942年中山抗日游击大队部就设在这里，1943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开辟五桂山根据地之初，中共南番中顺县委临工委和游击区指挥部也设在这里，1944年抗日民主政权中山县行政督导处也设在这里。合水口东北8里地的地方那时候是日伪据点南朗镇。 1943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埃及开罗开会，发表了《开罗宣言》要求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南海及其诸岛屿及暗沙、台湾和琉球群岛。《开罗宣言》的发表，开启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进入全面反攻的阶段。1944年1月1日，中国中央北方局发布了《关于1944年的方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8月，中共广东临委和广东军政委在东纵司令部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土洋会议”，部署了广东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计划。作为战略反攻，1944年10月21日，谢立全、林锵云、罗范群、谢斌、刘田夫率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主力500人挺进粤中，开辟粤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广东抗日人民解放军，牵制日军打通粤汉线和湘桂线的兵力。1945年1月15日，原广游二支队、顺德抗日游击队和中山抗日游击队组编为珠江纵队。
（图：五桂山古氏宗祠，珠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祠堂旁白白色民居，是珠江纵队卫生站旧址。）
珠江纵队成立伊始，便于2月10日得到情报，日军调集千余兵力，纠集伪军合近万兵力，分十路围攻五桂山根据地，准备对五桂山根据地进行一个月的大扫荡。当时五桂山抗日力量仅约600人，加上民兵100人左右，兵力不足敌人的十分之一。游击队部署主力部队重创进犯石萤桥的敌人，而其它九路有小股游击队牵制进犯敌人。 2月19日，日伪军约800余兵力向合水口村进犯五桂山，负责阻击这路敌人的是刘震球民兵集结队。
（图：合水。中山抗日游击大队部、抗日民主政权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旧址）
刘震球是合水口村的华侨，1935年从美国回到家乡组建地方抗日武装。他领取了国民政府的番号编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刘震球队有70人，要阻击十二倍的日伪进犯。刘震球是本地人，统筹后勤，组织坚壁清野。指挥作战的是指导员郭大同。郭大同把队伍分成12个战斗小组，每组三、五个人，在合水口入山的路上选出有利地形，布置三个伏击地。每个伏击点受到四个小组从不同方向的枪击，形成交叉火力，令进入伏击点的敌人无处藏身。 2月18日下半夜，刘振球队就起床吃早饭，备好午饭干粮，有条不紊地进入伏击阵地，以逸待劳。
（图：大唐山）
合水口，顾名思义，就是五桂山上流下来的两道坑水汇合之地。两坑水大唐山南北两侧东流，过了大唐山汇合成五桂山东支水，东流经南朗镇南边，注入伶仃洋。郭大同坐镇大唐山，将合水口进山阵地尽收眼底，以旗指挥麻雀战，调度刘振球队阻击日伪进犯。 天刚亮，敌人就从南朗老巢出兵入合水口，伪军驱前，日军督后，分三路纵队入山。到了田心小学，日伪军先头部队就往村庄发两发迫击炮，火了搜索推进。刘振球集结队虽然是民兵，但经过郭大同平时的训练，有严明的纪律和成熟的军事素养，敌人未进入有效射程之内的时候，沉着埋伏隐蔽，不为敌人火力搜索所惊动。但等敌人进入埋伏点，看大唐山上旗号一挥，四处火力一起开火，敌人无处藏身，被四周的火力打得晕头转向，手足无措。待敌人稳住阵脚搞清楚方向的时候，大唐山上旗号已经命令队员迅速撤出埋伏阵地，回大唐山领命。敌人这时回击的地方，已经是空无一人。敌人火力回击、搜索阵地，打理死伤，整顿队伍，如此折腾一番，太阳早以一杆子高了。待前行不到一公里，又进入到第二个埋伏点，惊魂未定，又中了第二次埋伏。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十个小时过去了，连饭都吃不到一口，前进仅仅三公里。 下午四点钟，敌人发现了大唐山前线指挥所，弃路不走，直扑大唐山。郭大同带领大队往褔获山方向撤退，郭大同翻山越过棱线时，身影闪露，遭到敌人一阵机枪扫射，幸好郭大同动作迅速，已经越过棱线，只被子弹把大衣衣摆打穿了两个洞。
（图：合水学校。这里曾经是珠江纵队经常集结的地方。）
敌人占领大唐山，自然是一无所获。 郭大同带领下午战斗的队员经褔镬晚上到长江，刘振球早已在那里备下热饭热水招待集结队修整。上午伏击的队员则已经就地休整完毕，夜间继续骚扰敌人驻军。日伪军晚上驻扎在田心小学，合水一带早已坚壁清野，日伪军没吃的，晚上有被摸哨，在村里搜粮食的一些伪军还被民兵埋伏缴械。日伪军被冷枪打的一夜无眠。第二天派人回南朗拿粮食，半道有遭集结队埋伏，结果军粮补充也没拿回来。日伪军疲惫不堪，第三天只得撤退回去。刘振球集结队就这样轻松飘逸、潇洒自如、无一伤亡地击退了十倍的敌军进犯。
（图：黄圃镇三社幼儿园，这里曾经有一个郭氏祠堂）
为什么合水一仗打得如此漂亮呢？原来，郭大同也不是外人，郭大同也是中山人，而且，郭大同是黄埔军校第十一期毕业生，也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生。是地地道道的中山本地抗日军人，是中山黄圃镇人。
（图：笔者和他姑姑郭金胜及家人）
七百多年前，当文天祥在囚船中路过零丁洋的时候，零丁洋比现在宽多了。那时候大黄圃还在零丁洋的海岸线上，是个货真价实的海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不断地把海岸线推向海中，中山县黄圃镇逐渐由海港变成了内陆的河港，直到近代，它依然是出海捕鱼的鱼港。 黄圃镇有飘色习俗，每隔两年举行一次。飘色和国庆的彩车游行有点相似，只是彩车是人抬的，彩车上有一个高高的杆子，杆子上坐着一个装扮好的女童。黄埔镇还是广东腊味的发源地。广州有名的腊味行，如“沧洲栈”、“皇上皇”等，都是靠黄圃腊味师傅起家的。黄圃腊味和阿拉伯、印度乃至欧洲的腊味完全不同。阿拉伯、印度和欧洲的腊味靠香料，如胡椒、花椒、桂皮、茴香等香料腌好，再用烟熏制而成。而黄圃腊味，用的是酱油、酒、蜂蜜等流质味料，按照如同制作漆器一样的工艺，把液体味料抹到肉上，风干，再抹，再风干。每逢秋高气爽的时节，就是黄埔制作腊味的季节。黄圃腊味绝对是自主产权的原创，和西域腊味没有任何关系。
（图：笔者在黄圃镇老郭家巷）
黄埔镇最早形成的聚居古坊有五个：北头坊、灵会坊、鼓楼坊、三社坊、后岗坊。其中灵会坊、鼓楼坊和三社坊交汇的地方，有一口大井，井口直径约两米。当地人喜欢称这里为大井头。大井头后边有一条郭家巷。这是一条小巷，郭姓在这里不是大姓。大井头侧面以前有一座郭氏祠堂，在今天三社幼儿园的地头上。这支郭姓祠堂已经没有了，也没有留下族谱，但是，无论中山其他郭姓族谱，还是广州东漖郭氏大祠堂的记载，广东郭姓几乎都是从南雄珠玑巷而来。而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的郭姓，族谱无一不是从黄帝算起。如果中山黄圃三社坊郭氏有族谱的话，那么，这个族谱很可能这样开始：黄帝生于公元前2717年农历三月初三，黄帝和嫘祖的长子为玄嚣，玄嚣即少昊，玄嚣之长子是桥极，桥极之长子为帝喾。帝喾元妃姜嫄生子弃，即后稷。后稷（周始祖，西伯）——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毁渝）——公非（公卯）——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周太王古公亶父——季历。季历长子为周文王姬昌。季历少子虢叔、虢仲，周文王弟弟，封于虢（河南荣泽县虢亭），为郭氏始祖。后裔虢序，正式转姓为郭。郭姓有自称唐代郭子仪后裔的，有自称汉代郭泰后裔的，而《百越先贤志》记载汉朝就有韶关郭苍在朝为官，即汉朝广东已有郭姓。
（图：笔者在黄圃镇大井头）
郭大同就出生在黄圃镇大井头边上的郭家巷，原名郭章兴。中山市黄圃镇地处珠江三角洲，在南宋前是一个小岛，周围是碧波万顷的大海。随着岁月的流逝，潮起潮落，岸边泥沙沉积，黄圃镇逐渐与周围的冲积平原连成宽阔的沙田，海岸演变为内河，使得黄圃镇成为珠江三角洲内河航运中枢重镇。大井头后边的灵古一直街，以前住着十来户郭姓人家。郭章兴的父亲郭磊衡以前就住在这里。郭磊衡的父亲也算是小康人家，家里有两条渔船，靠出租渔船过安逸生活。郭磊衡因此读过一些书。有一年一场意外的台风，两条出海渔船没有了音信，郭家也从此衰落。郭磊衡游走乡里，传授乡学，时而给人算命看风水，节庆为人写对联，时常代人书写家信等，用今天的话就是自由职业者。
民国元年，郭磊衡与其顺德大良娶来的关氏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郭章兴。后来又给郭章兴生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郭章兴的弟弟未成年就早夭。妹妹名郭金胜。郭磊衡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学识有限，送郭章兴到黄圃知名塾师刘玉衡秀才处学习，与著名画家梁锡鸿为书塾伙伴。抗战期间郭章兴与梁锡鸿一武一文参加抗日。 读完书塾，郭磊衡没有更多余钱，就让郭章兴去顺德容奇一店铺做学徒。旧时学徒都是为老板端茶洗脚，甚为卑微。郭章兴读过秀才传授的四书五经，所谓名师出高徒，自然心怀天下，不甘寂寞，郭章兴再次提出要继续读中学。郭磊衡卖了祖屋，供郭章兴读书，自己从黄圃迁居到埠沙。郭章兴于是到省城广州读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9月24日，广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举行万人游行，抗议日本侵略行径，请愿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的社会组织纷纷成立。举行各种抗日活动。十月十日因抵制日货，发生永汉路惨案。受广州抗日思想的影响，郭章兴也立志抗日，报考了黄埔军校。1934年，郭章兴更名为郭晖，考入南京黄埔军校第十一期二总队步兵科。在校期间，郭晖与王克等进步学生，组织了《新文字》进步团体，读进步书籍，唱革命歌曲，结交积极抗日的东北学生，与生活书店、世界语学会等进步组织交往，与蓝衣社周旋斗争。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北平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南下，在南方各大城市建立了分支。黄埔军校的新文字团体与民族解放先锋队建立了联系，筹划奔赴延安，加入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八一三登陆上海。8月底，黄埔军校转移到江西星子镇。黄埔第十一期学员提前毕业。
郭晖和王克等四个学员拿了介绍信没有去报道，而是从九江乘客轮到了武汉。他们通过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关系，拿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写的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到了西安以后，王克安排郭晖等三人在旅店等候，自己直奔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办事处热情接待了王克，让王克带所有四人到办事处待车去延安。王克非常高兴，赶回旅店，让大家一起收拾了行李，出门去办事处。不料出门就被特务盯梢。四人当机立断，各自分乘人力车到另一个旅店回合。在旅店回合后，他们定下行动方案。四人分成两组，郭晖和王克先出门，另两个黄埔学员换军装随后。四人来到鼓楼热闹集市，佯装观看城墙上贴的各种抗日救国的墙报，趁人多混杂之际，王克和郭晖跳上一辆人力车，到了西安临时大学。西安临时大学是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学院和北洋工学院于1937年9月迁到西安组成的临时大学，后来更名为西北联大。王克和郭晖两人得到西安临时大学进步组织的帮助，化了妆，在大学生的掩护下，出城到了东北大学，然后由东北大学学生护送，渡过渭水，到了泾阳县云阳镇，参加了三天战时短期青年训练班的培训。
七七事变以后，全国抗日热情高涨，但是，要在国统区参加抗日，往往是报国无门。1937年9月5日，《新中华报》登载了陕北公学的招生简章，大批抗日青年奔赴延安。由于陕北公学能够接纳的奔赴延安的青年有限，大批奔赴延安的抗日青年滞留在西安。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冯文彬和胡乔木于1937年10月开办了战时青年短训班，分担陕北公学接纳全国青年到延安的重担。
王克和郭晖在云阳镇参加三天青训班以后，等上了开往延安的汽车，于1937年11月17日到达抗日圣地延安。王克和郭晖两人参加了延安抗大第二大队第十期的学习，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人于1938年4月抗大毕业以后，被派回广东。临行时中央指示他们，多利用社会关系展开工作。他们一行20人，途径西安增加至40人。他们到达武汉后，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黄世杰接待了他们。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四军办事处三个机构都是一班人马。王克和郭晖记得利用社会关系的指示，找到了梁漱溟，拿了梁漱溟给番禺县长伍观淇的介绍信，以便以后展开工作时可能的关系。1926年6月，广东省长李济深和办公厅主任伍观淇一起邀请梁漱溟到广东开展乡治，故梁漱溟与伍观淇有过一段交情。
王克和郭晖到了广州以后，中共广东军委书记尹林平接收了他们，并通过统战关系，介绍他们两给国民党64军军长李汉魂。军部派他们两到155师挂职少校见习参谋。1938年5月6日，王克和郭晖到达155师报道，随军开赴参加徐州会战。115师到达归德（今商丘市）时，徐州已于5月19日陷落。155师从归德沿陇海线西进，向开封进发。24日，日军占领了兰封。25日中午，155师向罗王寨进攻，经过三天四夜激战，夺下了罗王寨，但155师伤亡6000余人，减员过半。这仗只是国民夺回兰封一线陇海铁路的战役，让国军滞留在归德的42列满载物质的列车得以撤回郑州。
155师开拔到嵩县修整。王克和郭晖商量，认为155师师长只会蛮打，完全不讲战略战术，与其跟着155师，还不如回广东大游击。两人准备离队之时，王克被派往打前站，郭晖只好一个人只身回到武汉，找到长江局的黄世杰，取得回广东的介绍信。 1938年6月底7月初，郭晖在汉口与李镇靖和陈百洲同车回到广州。他们三人都是延安出来的，经过长江局介绍一起回广州。郭晖到广州以后由广东省委尹林平接收，住到广卫路广大市场附近。李镇靖和陈百洲到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云广英处报道。陈百洲赴延安前就是广州警察局督查，回到广州后受到广州警察局局长李洁之委派，建立劳工干部训练队。于是郭晖和李镇靖就和陈百洲一起办起了劳工干部训练队。这是一支工人武装。郭晖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广州各界各个工会组织选送了130人参加劳工干部训练队，其中40多人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但也有国民党黄色工会送进来的人，队伍成分比较复杂，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很激烈，但基本是共产党控制。
劳干队设立了两个党小组，一个小组由干部党员组成，李镇靖任支委。劳工干部训练队训练了三个月。 劳干队10月21日早上训练之时，忽然接到命令，到警察局领弹药，每人领100发子弹，还有手榴弹。原来日军已经攻入广州东郊，广州告急。劳干队沿广从公路撤出广州，郭晖带领第一排走在队伍前边，李镇靖带领三排殿后，队伍以战斗队形前进。途中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但队伍已经经过初步训练，没有任何伤亡。到达嘉禾镇，发现北边有日军，无法继续北撤，于是转向西经官瑶墟，再经芦苞，22日早上到达清远城，补充给养，北上到沙河墟休整了一周左右，然后北上到韶关，驻扎到西河坝，找到了省委组织部长张月霞，取得了组织联系。广州沦陷后，省政府也搬到了韶关。国民党兵站总监李洁之是原来劳干队主任，他想把劳干队改为国民党兵站搬运队，这支经过军事训练的武装部队当然不愿意。
1938年11月，郭晖和李镇靖带领劳干队30名骨干，到了南雄县城。郭晖和李镇靖到五华药店与黄文杰同志接头，由黄文杰引见给古大存同志。劳干队30名骨干安顿好以后，古大存与莫雄商量，安排郭晖，刘登和李镇靖到参谋处工作。参谋处实际上是二十三游击区唯一的一个机构，古大存负责全面工作，并没到参谋处上任，因此，参谋处具体事务就由郭晖、刘登和李镇靖运作。莫雄任命郭晖为中校主任参谋，刘登和李镇靖为少校参谋。参谋处全部是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共产党人，这点莫雄和参谋处心照不宣。莫雄派一个少校副官管理他们三人的生活，放手让三人工作，对他们非常信任。 为了建立武装，郭晖与刘登和李镇靖决定办一期游击学习班，名为干部训练班。他们把设想告诉莫雄，莫雄非常支持，从县里拨出经费，并挂名主任，作为二十三游击区的一个机构，上报给余汉谋。这个游击学习班实际上是共产党的短期军事训练班，省委很重视。派古大存主持，李镇靖负责具体工作，任班支部书记。干部训练班学员有80人。 为了建立根据地，参谋处经常下去地方调查研究，研究地理交通，研究有利作战地形，了解地方民情。参谋处用来20多天熟悉地形，除了走遍南雄县，还走了始兴、大余、赣州等市县，收悉外围情况。1939年2月，莫雄调任韶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共产党也随之撤出南雄，劳干队骨干和干训班学员大多数后来去了东江纵队，也有一部分去了新四军。
（图：笔者在白面石东山小学，增龙博中心县委旧址）
晖撤离南雄后，改名郭洪，接受省委指示，于1939年春到了增城县正果镇开展建党工作，建立了中共增城特别支部。5月，在中共增城特别支部领导下，成立了东江华侨服务团增龙队。1940年1月，中共成立了增城县委，郭洪任书记。1940年3月，中共成立在白面石成立了增龙博中心县委，郭洪任书记，下辖博罗县工委、龙门县工委、和增城县派潭、福和和正果三个区委。增龙博中心县委在1940年和1941年夏天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党员训练班。李子英撤出第三游击区工作队以后，从澜石来的白面石参加了1940年夏天的党员训练班。 1942年5月，增龙博中心县委撤销。成立了中共增城敌后县委，郭洪任书记，刘志远任组织部长，负责领导沦陷区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斗争，机关设在萝岗元贝村。那时候，李子英紧邻元贝村西边两里的水西村，住在钟裳家，在水西村教书。7月，郭洪和李子英到了中山黄圃，寄寓梁锡鸿家，复办岗东学校。 1943年郭洪和李子英上了五桂山参加了游击队。郭洪更名为郭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