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将领潘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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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正春
潘宜之，字祖义，湖北武穴市大金镇下周煜村人，生于1893年11月30日，1945年9月9日逝世。
1865年（同治四年），广济县闹灾荒。潘宜之的祖父潘原福带着五男二女出外逃荒。在科途右将最小的儿子潘乃桂（潘宜之的父亲）送给了陈姓船家，抵了船钱。潘乃桂在陈家生了3个儿子，随陈姓。陈家二老去世后，潘宜之排行老二，按族谱取名潘祖义。伯父乃年失散后在南宗落户开豆腐店，家境较宽裕，他挑中祖义，带到南京上学，取了学名“宜之”。
潘宜之在南京上中学只一年多，就考入南京军事测绘学校，因参加革命党（同盟会）而被开除。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得以复学。毕业以后，去河北保定，入保定军校第三期，与白崇嬉是同班好友，后因病辍学返回南京。
1917年，张勋复辟时，潘宜之任南京商会巡防队长，主动把饷钱分发失散的战友们。1920年，他去福建民军总司令张贞部队作过参谋。继而，又去浙军总屋令陈英部任副官，因平息土兵哗变有功，而任副官长。潘宜之就一步一步的走向了戒马生涯。
1923年，陈英率部投效孙中山领导下的广东革命政府，被任命为虎门要塞司令。潘宜之任该司令部副官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25年初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潘宜之都代表虎门要塞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与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在会上相识。潘因支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经陈 英推荐作孙中山待从秘书，1942年底，孙中山北上时，潘随行，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潘回广州，在虎门任司令副官。1926年7月，北伐开始时，陈 英把潘宜之介绍给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大本营秘书处秘书，一次与蒋顶了嘴，蒋不悦，潘称病离南昌，潘为淞沪警务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中央日报》社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成立，潘被推兼任为首任社长，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张定，又任命潘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1927年3月下旬，蒋介石到达上海，4月初与李济深、白崇禧、李宗仁、张静江、吴维晖、陈果夫等，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大规模“清党”，潘宜之被任为“清党委员会”委员，他对蒋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作法抱保留态度，对共产党人有同情心。4月13日夜，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上海市西郊上海县七宝镇被捕，押解到司令部时，潘宜之屏退左右，念及旧情，将周释放。中央党校出版《历史漩涡中的蒋介石与周恩来》一主文第三章五节有这样的记载：
1927年“4.12”政变的第三天，即4月13日是，周恩来、赵世炎领导上海10万革命群众在上海闸北集会、游行，造反动军队血腥镇压，周恩来逃出机枪扫射，朝上海方向隐蔽，天己经黑了，周恩来乘夜色， 朝七宝镇方向走去。刚进镇，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着大声吆喝：“干什么的？!”“路过的，来做点生意。””听你口音也不是本地的，走，到司令部去！“周恩来被推推搡搡带到司令部了，他一抬头，和司令部来的一名长官打了个照面，双方都吃了一惊。那位长官让那群兵退下，再次走近周恩来，端详了一番，低声问：“你是周先生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抬眼的工夫，周恩来己认出对方是李宗仁桂系的核心将领潘宜之，他俩是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全大会认识的，潘系湖北人，保定军校三期毕业，与白崇禧同学，早年曾作孙中山侍从秘书，北伐期间在蒋介石 的司令部里任秘书，这次随白崇禧到上海。潘宜之看了看表：“趁夜深没人看见，你赶紧离开这里，离开上海”。周思来来不及多说什么，用目光示意道谢：“我会记住你的，后会有期。”
1940年，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在重庆工作时，向时任国民党经济部次长的潘宜之写信表示感谢，表示不忘潘对中共的支持，并介绍了中共在抗战期间发展简况。
“四.一二政变”以后，潘宜之等接管上海特别市党部，为执行委员。有一次，市党部开会结束后，一位市党部执行委员张平江钻进了潘的汽车。张是四川 广安县人，与邓小平是远亲（远房表姐），是北京学生爱国运动领袖，后来在国民党内，张在汽车行进作中，对潘宜之轻声说，他有一位好朋友叫刘尊一，因共产党下狱，刘年仅23岁，“误入岐途，且有孕在身，万望从轻发落。”紧接着又说刘如何漂亮，如何聪明能干 ，有魄力，有本事，暗示潘可以把刘争取成为自己的贤内助。潘果然将刘尊一假释出狱，送往医院治疗刑伤。有人向蒋介石告状，说潘宜之包庇共党要犯刘尊一。蒋下令将刘尊一转押南京临禁。刘尊一系四川合江县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生，由罗亦农介绍入中共，中共江浙区妇委会书记、部长，是在大屠杀第二天与丈夫、全国学联主度何洛一起被捕的，何洛被处决，刘因有孕而投狱。
1927年夏，孙传芳败退苏北后，取得张宗昌等军阀支持，从扬州渡江，攻占镇江，向南京推进。何应钦、白崇禧率北伐军第1、第7军迎敌，双方对峙于南京与镇江之间的龙潭，为争夺每一座山头而以拉锯，战况惨烈。潘宜之在上海，将东路军刚接收过来的两艘军舰“楚同”号和“永安”号编成小舰队，由他亲自率领，溯江而上，直抵龙潭江面，从江上炮击孙传芳部队，致使孙腹背受敌，一败涂地。潘宜之在这次战役中立了大功。
龙潭战役后，潘宜之没有去邀功讨赏。去到南京，再次将刘尊一保释出狱，送进医院，让刘生下前夫何洛的遗孤。刘尊一大受感动。决定与潘宜之结婚。
1928年9月，桂系军阀集团西征讨伐唐生智，潘宜之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屋令部政务处长，随军进驻武汉。李宗仁为安抚湖北人，同意“鄂人治鄂”的主张，于是任潘宜之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省党务训练所教育长兼代所长，并于1929年春兼任汉口市长。不久，1929年初，“蒋桂战争”爆发，潘随桂系军败退宜昌，遭蒋介石明令撤职通辑。他偕夫人刘尊一逃亡日本，同船赴日的有刘斐、杨东莼等。
1930年，“改组派”的汪精卫与西北军首领冯玉祥、晋绥军首领阎锡山等反蒋势力在北平举行“扩大会议”。潘宜之从日本回国后代表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出席。会后又主办该会的喉舌《民报》。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时，潘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军”交通司令。改学良进关助蒋后，潘随冯阎撤退太原，参加了“太原扩大会议”。
第二次倒蒋失败后，潘宜之又遭蒋介石明令通辑。他偕夫人刘尊一出亡香港，并欲出洋。阎锡山为了拉拢桂系势力，特电汇二万元，资助潘宜之留学，其夫妇于1932年初乘轮经意大利、瑞土、法国而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就读。
1934年下半年，潘宜之接到桂系头目李宗仁、白崇禧从国内打去的多封电报，告诉他，蒋介石对他的通辑令己取消，要他速回广西任事。因夫人刘尊一还要争取硕土学位，潘就先一步回国。担任第四集团军总训处少将处长。潘宜之还担任了新桂系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三民主义同志会”的政治季员会副主任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南宁《民国日报》社长。经过通辑和几进几出的曲折，潘宜之对局势、命运有了新的认识，反蒋亲共抗日的爱国进步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他常代表新桂系和李宗仁、白崇禧，往来于桂林、南宁、广州、香港等地，与各方爱国进步人土，乃至共产党人联络。老共产党员、女作家胡兰畦在《回忆录》中述及她代表共产党在香港、南宁与潘宜之、刘尊一（因受潘的保护，没有申明脱党，仍是共产党员）接触的情况。当提到“福建人民政府失败的原因时，潘宜之说：”福建人民政府所联络的势力太小，没有形成革命力量的支持。”他还说：“我们要反帝抗日，救国图存，就必须先要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组织革命政府。”胡兰畦还说：“从潘宜之口气中，我听出他是反蒋的，他们企图有个独立的抗日政府，与共产党合作，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
革命文学家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中提到他与潘宜之的旧交：“P先生，我在英国时曾见过几面，那时他在牛津读书，我在伦敦及旅行到牛津时，都在友人处遇着过他。我当时知道他是广西派（桂派）人物。大概政界人物在海外的时候，头脑都比较清楚，所以我们淡得来......”。邹并说潘代表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到香港去请他去广州唔谈，然后又陪同邹回香港。这是在1936年6月，两广“六一事变”爆发不久的事。后来，广东方面被蒋介石分化瓦解，广西桂系继续与蒋对峙，潘宜之又奉李宗仁、白崇禧之命到香港，敦请淞沪抗战领袖蔡廷锴去广西，他们从香港自我轮船绕道越南而去南宁。 这在蔡廷锴《自传》和程思远的《政坛回忆》中都有记载。
1936年9月，蒋桂重新妥协，潘宜之晋升为陆军中将。1937年6月，共产党代表潭平山、胡鄂公到桂林。而同时，蒋介石也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桂林。潘宜之代表李宗仁、白崇禧，一面与潭、胡谈判，一面又应付宋子文。最后宋子文慷慨地答应以桂钞（毫洋票）一元等于法币五角的比率收回桂钞。
1937年9月，广西爆发了“王公度案”，王本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亲信，但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结怨太多，当时被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以“托派汉奸、日本特务”的罪名下狱。潘宜之平素与王势不两立，趁机泄私愤，图报复，与反对王公度的李品仙、廖磊、夏威等人联合起来，进一步给王罗织罪名，敦促李宗仁下决心，最后将王公度枪毙。这是新桂系集团内部“狗咬狗”的斗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潘宜之随白崇禧到南京出席最高国防会议。以后随桂军开赴徐州前线，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1937年11月，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第五战区在徐州招募了数千流亡学生和抗日爱国志士，创办了“青年战地训练班”，后改名“抗战青年干部训练团”。1938年，迁往河南潢州县，再更名为“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简称“青年军团”），总共有学员四五仟人，司令长官李宗仁自兼团长，张任民为副团长，潘宜之为教育长，实际主管训练事宜。——中国共产党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地方组织派遣大批党员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打入“青年军团”。教官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土有：陈荒煤、田汉、匡亚明、张百川、 克家、王深林、万籁天、沙梅等。学员中的中共党员有：许家屯、张景华、王静溪、濮思澄、王希克、李扬等。这些人和很多学员后来都成长为中共和八路军、解放军的高级干部，他们回忆往事，对潘宜之都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他们说，该军团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作为训练教材，还出去演街头戏剧，深入群众宣传抗日。后来蒋介石发觉“青年军团”中有共产党活动，将军团改名“军事委员会抗战时期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二团”，妄图“整肃共产党”，但潘宜之坚决抵制，将3个月训练毕业的4000多学员有计划地分配到苏、鲁、皖、豫四省根据地的至少有1000多人，包括30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数百名“民先”队员、“数百名靠拢党”和“民先”的进步青年，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李宗仁也在《回忆录》中说：“这批青年学生，报效延安方面的为数甚多”。上述那些老革命前辈都说，潘宜之对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是“帮了大忙的”。
潘宜之协办完“青年军团”后，去到武汉，曾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的设计委员。1938年夏，他以湖北省政府委员名义，到故乡广济县视察，他回到大金镇下周煜村潘秀二垸老家下塌时，族亲们向他诉苦说，附近周家人多势众，常欺侮潘家的人，现在我们潘家的人在外做了大官，带了卫兵回来，该狠狠地把周家的人打一顿了。潘宜之连忙制止，并拿他的帖子去把周家的头面人物请了过来，设晏款待，席间把盏，号召潘家、周家和所有中华同胞精诚团结，捐弃前嫌，共赴国难。潘宜之离去后，周家的人再了也不欺斜侮潘家的人了，大家更亲密无间。
1939年9月，蒋介石为利用新桂系军阀，在政府内阁中给桂系些席位，潘宜之出任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他与政务次长秦汾一起辅佐部长文灏执掌部务，他们团结很多专家学者，如经济部次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委员兼四川四大煤矿联合办事处主任、甘肃油矿局长孙越崎，该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黄汲清、李春昱，该部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顾毓泉 ，该部农本局技正金善宝等，共同发展大后方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事业，支援前线抗战。
潘宜之在经济部任次长期间，曾一度兼任中国荼叶公司董事长，该公司总经理李泰初、是孔祥熙的干连襟，李仗势贪污，骄淫极奢，制造麻烦，无法共事，潘忍气辞去董事，以表不满。
1943年4月，潘宜之调任交通部常务次长，时交通部长曾养甫、政务次长徐恩曾等 都是蒋介石等国民党巨头安排的一些特务头子，潘与他们共事格格不入，更无实权，只有与属下的一些技术人才一起尽力，为建设大后方的公路交通、邮电通讯等做些益事。
1944年底，日寇垂死挣扎，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队一败涂地，新桂系丢失了广西地盘，蒋介石趁机排挤政府中的新桂系成员，首当其冲的是一贯反蒋、又有亲共嫌疑的潘宜之。1945年4月，潘被勒令“自行辞职”，被委以"行政院参事”虚街，去印度养病、考察荼叶，后回昆明，住老朋友、川滇铁路瓮司总经理萨福均家中。
1945年8月15日，日寇役降，举国欢腾。国民党政府却委任潘宜之为救济总署广西分署署长。潘对这种污辱性的降格使用十分愤慨，回忆三十年来知遇、升迁、曲折、荣辱时，只有无限的悔恨、幻想和悲哀，于9月9日服用过量烈性安眠药自杀，终年52岁，留下遗嘱24字：“穿上大衣，放进棺材，抬往后山，埋在地下，树立碑子，就此了事”。潘宜之自杀是一幕悲剧，出此下策，也是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投下浓重的阴影，以死报国。
立于北京万安公墓的潘宜之刘尊一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