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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浪:平型关照片的真伪考证

杨浪:平型关照片的真伪考证

博客

[席评]前一段时间曾经注意到,1937年平型关大捷时林彪指挥作战的一张照片,有网友指出是假的,说是1942年国民党缅甸远征军孙立人将军的。论者言之确凿,以为就是定论了。

最近再一查,原来有叫杨浪的网友,跟踪追击,打了一场漂亮的网络照片鉴别战。现在转载相关的几篇文章:


1、
平型关?仁安羌?摆拍?纪实?

 

这两天一直在为这张经典照片“战斗”。
   
我相信,阅读本文的时候,你也将反复地翻看它――这张照片我们应该很熟悉了,都说是平型关战斗时的115师指挥所,育帅和聂帅都在照片里,我写《林彪指挥平型关战斗使用的是什么地图》文也参考过。
   
最近出现的重大“异说”是,这张照片不是1937年的平型关,而是1942年国军入缅作战时的的仁安羌战斗。照片中的人也不是林、聂,而是国军第38师113团团长刘放吾,38师师长孙立人,和英军联络官韦尔斯。
   
“异说”出自网上,与史迪威的联络参谋王楚英的一篇文章有关。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从GOOGLE上搜“神秘的抗战照片”(以下简称“神文”)一文。从网上的讨论看,该文至少在去年10月前就出现了,但是没有作者名字。我下载的是网名“常思量”本月6号贴在“强国论坛”上的转文。我查了2001年第8期《百年潮》上王楚英先生的原文,根据“神文”里的文字,我怀疑“神文”作者是当时的编辑“刘文”先生。
   
无论“平型关”还是“仁安羌”,是战史、地理还是摄影;这事都在我的兴趣半径里。
   
我们分几个问题来拆吧。
 
         平型关?仁安羌?
 
关于“平型关”说,“神文”转引――

国防大学教授蔡仁照在他那本《中国元帅聂荣臻》一书中这样记载:“师指挥所设在东南的一个小山头上,这里举起望远镜就可以纵观全沟。当聂荣臻接到部队部署完毕的报告之后,兴奋地举起望远镜,向师指挥所前侧的山头望去。将军的第一印象是:部队隐蔽得真好。将军脸上露出了一丝甜甜的笑。正当这时,一位有远见的同志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拍下了聂荣臻和林彪在平型关战役指挥所的照片。”

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传》记载得更具体:“林彪单腿跪在聂荣臻身旁的草地上,也用望远镜观察伏击阵地和沟道通路。他俩看到部队隐蔽得不露一丝破绽,完全与山峦草木融合在一起,不由得相视一笑。站在一旁的苏静不失时机地举起照相机,拍摄了这两位平型关战斗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在前沿阵地指挥的照片。”这里指出了拍摄者的姓名——苏静。

关于“仁安羌”说,“神文”叙述――

“正当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忽然传来第一营营长张崎阵亡的消息。孙立人和刘放吾立即爬上501高地,向阵亡将士致哀,并在阵前观察敌情。这时一名英军随军记者拍下了一张照片。”“这时”的时间应该是1942年4月19日上午11时许,时仁安羌解围战斗已经基本告胜。
 
        照片中的人物
 
在“平型关”说里,这里的人物顺序有点乱套,“神文”注意的很仔细――

“平型关之说对于照片上的人物位置说法混乱。目前至少有4种排列。长城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元帅》画册上说,照片的左二是聂荣臻,左一为林彪。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传》,则说左一为林彪,左三为聂荣臻。张宏志所著《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则认为“拿望远镜者是师长林彪(左三)”。而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编撰的《聂荣臻文物》一书则说:“林彪单腿跪在聂荣臻身旁的草地上,全神贯注地观察伏击的阵地。”也就是说,林彪的位置在左五。归结起来,林彪的位置有三种说法:左一、左三、左五。聂荣臻的位置有两种说法:左二、左三。”

不过在网上讨论中,对战史素有很深研究的“颂剑”先生询问过“对战史有很深造诣的朋友”,不但坚指摄影者为苏静,而且很肯定地说“照片上从左至右有林彪、王秉璋、聂荣臻、徐海东等”。

在“仁安羌”里,照片中人物顺序是清楚的,据“神文”转引――

“眼前这张照片的背后却注明:左一为国民党新编第38师113团团长刘放吾,左三手持望远镜者为新编38师师长孙立人,左四披风衣、穿皮鞋者是英军的联络官韦尔斯上校。”
 
        摆拍还是纪实
 
“仁安羌”说的“纪实”性似乎没什么问题,只是拍摄者的英军摄影师没有名字。如果按上引的两种“聂荣臻传”,此照当无疑问是“纪实”,但网上讨论中,“颂剑”先生给出了新的材料,指出王秉璋回忆中关于“模拟照相”的事实,如此,当然就否定了苏静现场纪实一说,这就把事情搞得更乱。“颂文”里说――

“关于模拟照相的经过,王秉璋有回忆,但也有不实之处。王说:“我向周昆参谋长和几位参谋了解了9月25日的战斗情况,就去接待《扫荡报》的记者。我带记者到战斗现场去拍摄,记者们因大战已经结束了,对拍现场兴趣不大,他们要求林、聂等到战斗时师指挥所的位置,按前一天的情景像演电影一样让他们拍摄。林、聂就按记者的要求来到现场。”

“据我的朋友讲,照相处是在山顶上,是模拟的指挥地点,但这个现场,肯定不是当年战斗时115师师部真正的指挥地点。这里地方很小,除了照片上的几个人外,容纳不了更多的人,参谋待的地方都没有,而且根本无法隐蔽。也看不到战斗的地方。之所以选择这个拍摄角度,是因为选择较长的方向勉强放下照片上的5个人,若换了角度和方向,连这5个人都放不下。”

“王秉璋说:“这部电影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过,也许是国民党当局不允许他们公开宣传八路军”。今天,王老的宿愿应能满足了,这几天电视里关于平型关战斗的记录片,就有不少当年拍摄的镜头,不仅有八路军冲向沟底的镜头,还有聂帅手持望远镜的镜头。”

王秉璋的回忆我没有找到,但是“颂剑”先生是断言苏静摄影的,犯不着给自己找反证。他说的“不实之处”是指照片应为苏静摄,而不是《扫荡报》记者,不过“颂剑”没有举出反驳的证据。王秉璋时任八路军115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就在林、聂身边,他更没必要编造“模拟照相”的故事。不过这样一来,关于苏静的“现场纪实”说又有了别论。
 
        照片的出处
 
这么大的异见,照片的出处当然就很重要了――可惜这个事还是没有根由。

据“神文”:“上个世纪90年代,应湖南有关单位之约,王楚英着手写一篇纪念当年新编38师114团团长李鸿的文章,写成之后,托在台湾的朋友向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原113团三营副营长胡德华搞些当年的资料。胡德华就在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找出了这幅照片。为什么会到澳大利亚找资料?王楚英告诉笔者,当年在缅甸指挥英军的斯利姆将军战后就任过澳大利亚总督,把不少当年的资料留在了那里。”不过“神文”作者也说:“一张照片,两样说法,孰是孰非,目前还难以论断。因条件所限,无法到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查证那里保存照片的详细情况,且王楚英所托的朋友也都故去了。苏静将军也已过世,他生前所拍摄的照片全部上交,追查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颂剑”是坚持苏静摄影说的,他为此找到“一位对党史、军史有很深造诣的朋友进行了咨询”,“这位朋友,曾与苏静的儿子在当地纪念馆有关党史研究人员的陪同下,亲临苏静当年拍摄地点,对着照片一一验证,照片上的石头仍与当年无异,依旧能很容易地对照、辨认出来。”

尽管是网文,但以我长期潜水的经验对“颂”先生关于军史战史的素养以及人脉我是愿意采信的。再一想,关于这张照片的“平型关”说至少该有60年了,不用说有人在当地纪念馆的陪同下踏勘过原地,光是想想所有的人60年来都在以讹传讹的可能也够耸人听闻。

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
 
        风衣、绑腿问题
 
“神文”和一些网友都注意到了照片上右起第二人的风衣。的确很难想象,在低调、内敛的101身边会有穿着外国大氅的作战参谋。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抗战初期的115师指挥所里没有人穿这样的风衣。直至四野的东北时期,诸如刘亚楼的马靴,李作鹏的墨镜都会在不经意间进入后来人们的回忆。正如“神文”中征引的杨得志和副团长陈正湘当年写的《平型关战斗详报》中的一句话“在毫无遮挡的指挥所里,穿着蓝衣没有扎绑腿的林彪站起来”,当年的高级将领间,若有“奇装异服”是不会被人们的记述忽略的。

如此,则“披风衣穿皮鞋者是英军的联络官韦尔斯上校”之说看上去很有些靠谱。不过,我是在照片上看不出“皮鞋”来的;再要代入王秉璋的“模拟照相”说,则也不排除第二天拍照时某人穿了缴获的日军风衣?当然这样解释实在有点勉强就是了。

同样,如果依杨得志报告中对101没扎绑腿的描述,则照片中左第一人显然是扎了绑腿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已经有点说不清楚了。
 
        摄影画面的光影分析
 
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找画面上的内证。

这方面“颂剑”和“神文”都意识到了。“颂剑”说:“看看照片上的石山,完全是符合北方光秃秃的特点。如果是缅甸,怎么能连树都没有?”

不过“神文”对此也下了功夫――

“首先,来看时间与光线。平型关之说,拍摄的时间应该是1937年9月25日清晨6点半到7点之间。因再早,天还没有亮透,拍照容易感光不足;再晚,战斗打响,作为司令部的参谋人员,苏静恐怕再无暇顾及照相了。仁安羌之说,据王楚英回忆,是1942年4月19日中午10点到11点左右。从作战地图上看指挥所所处的方向,两种说法都是要由南向北拍摄。于是问题就出来了:9月底处于高纬度的山西高原,早晨7点之前,太阳的方位在东方,并刚刚升起,光线应从被拍摄人的右边照过来,并且呈较低的状态。仁安羌之说的拍摄时间临近中午,低纬度的缅甸,太阳的位置较高,光线从南稍偏东面的角度射来。因此,仁安羌之说在光线上似乎更合理一些。因为照片从光线上看比较强烈,而且是从较高的地方照射下来的,角度也恰好是从南偏东的位置。

其次,从地理环境和植被上看。我国北方气候寒冷,生长的草多呈针叶状,中秋时节的山西高原地带,茅草枯黄。这在关于平型关战斗的许多回忆录上都提到过。枯草颜色变浅,在黑白照片上的颜色就成了接近白色。而缅甸地处热带,地面植被茂密,多有阔叶状的草。指挥所这张照片的草皮呈深颜色,也就是绿色,茂密且有许多阔叶状植物,这与聂荣臻察看地形之照的植被差别较大。”

从旁之论,我看“神文”的思路是对的,但是有几个“硬伤”。

从“植被说”,则“神文”的分析显然勉强,而“颂剑”的直观更靠谱。

第二,如果从王秉璋的“模拟照相”说,则时间、拍摄方向就更无从依据。

第三,“神文”对“仁安羌说”的作战方向判断犯了大错。其指“两种说法都是要由南向北拍摄”为大缪。研究地图当然是我的强项,图上判,平型关战斗指挥所与作战地域的观察方向确为西偏北;而仁安羌战斗之师指挥所与作战地域的观察方向应为南偏东!

因此,对照片光影方向的判断,“神文”是错误的。
 
        地图分析
 
1937年9月25日晨打响的平型关战斗,其指挥所与作战地域的位置应无疑义。如图:115师指挥所位于作战之小寨至老爷岭之东偏南的石灰沟。指挥所的观察方向应为西偏北。即使考虑到“模拟摄影”的可能,但方向是不会错的。这样,早晨(或上午)的阳光从背后偏右侧射来,正是支持“平型关说”的。

 
1942年4月的仁安羌解围战斗的作战方向却是由北向南的,这一点不可不察。

根据2001年第8期《百年潮》上王楚英先生的《目击中国远征军救援英国盟军》一文,当时入缅国军正在史迪威指挥下准备平满纳(就是缅甸准备迁移的新都,今天译做彬马纳)会战,西线的英军竟被日军由南向北一路推到仁安羌附近地域,使国军右侧背暴露,因此不但平满纳会战计划取消,还要派出孙立人之新编38师对英军实施救援。

当时的国军主力新5军新6军在平满纳附近集结,为救援英军,新38师从曼德勒南移,驻缅北腊戍的新28师调曼德勒补防。

据王楚英文章,仁安羌的地形为,北距宾河大桥10公里,南至马格威35公里,马格威南为因河。宾河南岸有勃固山,其501、510高地为战术要点。战斗经过为,新38师113团1、2营经宾河大桥潜渡到南岸,秘密逼近敌阵,以一部袭占仁安羌附近高地,而后攻占仁安羌,与此同时,113团3营从501高地东侧突击,南取510高地。19日拂晓打响,上午10时许攻占仁安羌达成战斗目的。第二日进一步推进至因河向马格威发展进攻。

显然,新38师是由北向南发起战斗的。如照片是19日上午拍摄,除非是向自己方向观察,指挥所的观察方向应该是南偏东。正如“神文”所说的,“低纬度的缅甸,太阳的位置较高,光线从南稍偏东面的角度射来”,但是孙将军不是象“神文”所说的向北,而也是“南偏东”,正好顶光!顶光时候的拍摄效果是否如这张照片那样,光线大部从右后方向射来?行家们就知道了。
 
        疑惑,还是疑惑
 
费劲说了这么半天,该说说我的判断了。

综上,“平型关说”有照片上的光影支持,植被支持,作战方向支持,还有经验(即几十年战史研究不应该错)支持以及概率(“仁安羌说”是一新出现的孤证)支持。但是有人物疑惑,风衣疑惑以及“摆拍”的疑惑。

“仁安羌说”则有风衣的支持,人物确定的支持以及论者(王楚英为战场当事人)的支持。但是又有光影的疑惑和孤证的疑惑。

两说中的拍摄者其实也都没有确定的解决。

我还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刘放吾的照片找到了。逻辑上,如果肯定了照片上的左一确为刘放吾,则“仁安羌说”就获得了根本的支持,全线就突破了。

关于这个半边脸的“左一”,多数文献都认作育帅,我在写平型关地图文章的时候也是这么认的。其实你仔细放大了看,此说还真的有点含糊,难怪文献中的注释那么混乱。主要的疑问在于,照片上半边脸的左一,其脸庞似乎比育帅的脸庞要宽?再加上照相时,101怎么也不该放在从属地位。万一此人真是刘放吾呢?

(感谢徐绥之先生发来清晰的图片)

当我找来抗战初期101的照片,再找到刘放吾在抗战初期的照片时,直觉上已经放弃了“仁安羌说”的侥幸。稍加比对,就可以放弃此人是刘的判断:照片上至少有两点十分明显:1,耳廓,林的耳廓显然大于刘;2,刘的口唇部明显高于林。如此,如果“左一”必得是他俩中的一个人的话,宁肯为林,当不为刘。
 
疑惑,还是疑惑。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结论,我只能说,我从“平型关说”的比重大一些,但是希望有高人拿出更结实的证据,尤其是那件可疑的风衣!


2、
从回贴爬进去再说那张平型关照片
 
3月20日贴了《平型关?仁安羌?摆拍?纪实?》(http://blog.daqi.com/article/10293.html)以后,有吴东峰先生回贴。如下:

“杨浪::好文章,党史、军史研究应向科学的考证发展,不能让伪党史、伪军史泛滥成灾。回忆录往往是靠不住的,由此必须向党史,军史中的造假开刀。苏静将军我曾采访过多次,他是红军中最早使用照相机的人,长征中一直带着它,朱德在长征中的一张照片就是他拍的。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我未听到其他人带照相机的情况,他告诉我,当时林彪给他两卷胶卷,应该是120的。那时,因照相机少见,胶卷极缺,一般有照相机都拍人头像,他就给刘昌毅等许多人拍过,我估计就是那两卷胶卷。过去的照片摆拍多,和我们的设备差,胶卷少有直接关系,应该无可厚非。他给我谈过朱德在长征中的照片,没有谈到林彪在平型关的照片。可惜当时我不了解这个情况,没有问,以上情况供参考。”

“以上情况”对于我是有重要意义的,本来我已经几乎要从“平型关说”了,这里提供的点滴情况,很可能又把砝码向另一边倾斜过去。

从回贴爬进去,有以下几点推论:

一.根据老吴对苏静将军的直接采访,“他给我谈过朱德在长征中的照片,没有谈到林彪在平型关的照片”。按说林彪的平型关照片是一张经典照片,苏静既然说到了当年的摄影而不谈这张照片的拍摄似乎有些蹊跷。不过这只是猜测。

二.老吴说到一个以前我没有想到的问题,即机型。贴中说“当时林彪给他两卷胶卷,应该是120的”;这两天遍查可能有关的照片,尤其是红军时期的朱德照片,见下:

这张红军时期的朱德照片不知道是不是苏静拍摄的?从照片的规格上看有可能是120 的胶片略加裁剪,但也可能是135的竖幅;但是因为没有拍摄者的记录,我没有依据判断它是不是斯诺1937年到延安采访时拍摄的。

不过,有报道征引,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珍藏了一幅照片,照片说明注着“1937年9月左权随朱德总司令由陕西芝川镇东渡黄河。右起:朱德、任弼时、左权和总部作战科科长黄鹄显”。这张肯定也有裁剪,但从一般裁剪规律上看,几乎可以判定原片应该是120的!

1936年2月红军曾有东渡黄河之役;次年国共联合抗战又有入晋参与太原会战。从军装和说明看,照片上是这一次。可以肯定这张照片不是斯诺拍摄,那末这张在最高将领身边拍摄的人就很可能是时任作战参谋的苏静

三.这张照片与平型关之役只有20来天,如果它是苏静拍的,便可以证明当时的相机是120的。再看那张经典的平型关照片,无论从取景或裁剪的规律看,都应该是135相机拍摄的!除非有材料证明当时八路军里有135、120两架相机,不然那张照片的“平型关说”就有疑问。

四.在当时情况下,摆拍“应该无可厚非”,这确是求实之论。查当年的红军照片,风格是确实皆为“摆拍”。但这张平型关照有鲜明的纪实风格,即使是如“平文”所列王秉璋说,是事后摆拍的,则苏静将军是否能够在事后“摆”出这样一个架式也令人存疑。

因为有新的材料介入,这张经典的平型关照片确实疑点多多。可惜苏将军已经作古,老吴当时也不可能专门询问,只有依靠今人的考证和新的材料的出现了。我非常同意老吴的意见“党史.军史研究应向科学的考证发展,不能让伪党史、伪军史泛滥成灾。”由是,则这项考证是有些意义的,更望党史军史专家们教正。




3、报告诸位:“案子”破了

有关115师平型关作战指挥所那张经典照片的问题,我在3月20日的《平型关?仁安羌?摆拍?纪实?》(以下简称“平文”)(http://blog.daqi.com/article/10293.html)一文中进行了详细地扒梳犁扫;此后,又在昨天的《从回贴爬进去》(以下简称“从文”)(http://blog.daqi.com/article/10912.html)一文中做了艰难的推进。山穷水尽之后的柳暗花明,是在一瞬间几乎同时发生的:

          从回贴钻出来
 
昨天晚上22时48分51秒,Eliter网友回贴:“看了网上的另一张照片,同样的场景,人物的脸部角度已有变化,说明这不是一幅照相机照片,而是从一段电影胶片中截取一格重印的场景。应该有一段纪录片。”

博主在25分钟后回复:“你的发现十分重要,这样微小的画面变化只能是电影摄影机,不能是照相机。如此,则印证了王秉璋的“第二天补拍电影说”;而推翻了苏静纪实摄影说和“仁安羌说”。如此,则关于这张照片的许多故事便真如吴东峰先生所言,有伪党史伪军史之嫌,至少是不负责任的人云亦云了! 谢谢你!”

再过1小时40分,一直为此协同作战的鲍昆先生跟贴认为:已经“接近答案了。”

(Eliter发现的图片)

(经典原片)
 
的确,Eliter发现的图片是本案推理中一个关键的突破。同样场景两幅有微小区别的画面,显然不可能是照相机拍摄的。因为两幅画面中除左二的姿势略有变动,其他人的位置、体姿均无变化,说明两张照片的拍摄间隔仅为0.几秒;而当时的照相机不可能有马达,每拍摄一张必须手动上卷过片,所以这张照片上的场景确如Eliter所说“这不是一幅照相机照片,而是从一段电影胶片中截取一格重印的场景。”
 
          旁证
 
同是昨晚23时29分,曾直接采访过苏静将军并一直关注“此案”的吴东峰先生专门查阅了当年的采访笔记,回贴提供了苏静有关平型关战役的答问。正如我在“从文”中对传统的“苏静摄影说”提出的疑惑,“苏静既然说到了当年的摄影而不谈这张照片的拍摄似乎有些蹊跷”,老吴的最新材料是推翻“苏静摄影说”的重要旁证,这段材料中记者与苏将军一问一答:

“(苏)战斗中我在林彪的指挥部,他还派我到阎锡山部队去了。他还有一个部队在我们左边山上,什么部队现在记不清楚了。我去联系和他们接洽。问:是什么时侯?答:是战斗进行中,我记得去了两次,他们的阵地就是修在平型关的关口那个卡子。 问:那个地方我去过,还残留一些坑坑洼洼的工事的遗迹,长城已倒塌了,只剩下一个门洞。当时你去找他们时他们是怎么说的?答:我是以林彪特派员身分去的,就穿的军装,因为那时是友军啊。”“问:阎锡山部队到底打了没有?答:在北面的岭上也堵了一下,但没堵住。问:你见阎锡山部队不动,回来怎么向林彪汇报的?林彪怎么说的?生气没有?答:我如实向他汇报了情况,他也没有说啥。”

这段材料说明,第一,苏静在采访中并未提到那张照片。第二,平型关战斗过程中,苏静曾代表育帅两次到友军进行联络。不必展开推理,老吴提供的这两条信息已经基本动摇了“苏静摄影说”。
 
           核心证据
 
根据Eliter对第二张照片的重要发现,我们自然要采信“平文”中已谈及王秉璋将军的“第二天补拍电影说”。昨晚仔细搜求资料,我发现,王秉璋将军近年接受采访中几次提到了这张照片的真实拍摄情况,为破案提供了核心证据。

去年7月8日《新京报》抗战特刊中有《老将军忆平型关大捷 大捷过后百姓方识此军神勇》一文,文中记者转述王将军“透露了这样一个趣闻:平型关大捷后,国民党的艺术团体来到115师驻地慰问演出,9月26日,两名记者提出给林彪、聂荣臻拍一张战地照片,当时的作战科长王秉璋也一起被摄进了镜头。实际上,因为运输任务,他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这些照片流传很广,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战斗胜利后补拍的镜头。”
)中,关于这张照片的形成经过说的更加详细:

“王秉璋是9月26日到达平型关的,并没有参加9月25日的战斗,可是人们却认为他参加了,原因是有几张平型关战役的历史照片上都有他。这些照片作为宣传平型关大捷的珍贵史料,早已家喻户晓。过去宣传说那些照片是战斗时现场实拍的,但笔者在为王老整理回忆录时,王老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这段历史。

“实事求是,如实反映这段历史”,并不因自己在画面上而掠美,这大概就算高风亮节,也是王老晚年反复说明此事的原因吧?

这份资料中王老说明9月25日平型关战斗打响时,他和徐海东因为与友军交涉运输,并因前晚大雨耽搁在路上,并没有直接参与当天的战斗指挥。

第二天“王秉璋赶到师部后,向林彪、聂荣臻报到,并简要汇报了与阎锡山方面代表交涉车运的经过。不久,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得知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便带着电影摄影机要来拍新闻纪录片。林彪对《扫荡报》没好印象,说那是国民党最反动的复兴社办的报,不想接待。聂荣臻说:“现在搞统战,与过去不一样了,宣传我们打胜仗是好事嘛!”林、聂因王秉璋与国民党交涉过车运,有跟他们打交道的经验,就派他去接待那几位记者。

王秉璋向参谋长周昆和几位参谋了解了9月25日的战斗情况后,就去接待《扫荡报》的记者。他带记者到战斗现场去拍摄,但记者们因大战已经结束,对拍现场兴趣不大。他们要求林、聂等人到战斗时的师指挥所位置,按当时的情景像演电影一样让他们拍摄。林、聂就按记者的要求来到现场。司令部的一些干部当时都很年轻,对拍电影感到挺稀奇,都赶来凑热闹。记者们在拍电影的同时,还拍了许多照片。

那时候,照相的机会并不多,王秉璋也趁此机会照了几张,当时自然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的历史意义。回到师部,他要求记者将照片冲洗出来,记者当即就冲出了一套交给他。这套照片大约有20多张,记者走后,王秉璋将照片分发给了当事人。但拍的电影却始终没有公映过,也许是国民党当局不允许公开宣传八路军。那套照片在战争年代大部分丢失了,只有几幅保存下来。解放后,有关方面征集史料,这几幅照片就被当成当时战斗的真实写照公开发表了,恰好这几张照片都有王秉璋在内。”
 
          “书证”分析
 
王秉璋将军的这段回忆详尽生动,充满细节,当是关于这张照片拍摄过程的最权威的证据。这里说明:

第一,是第二天补拍的。

第二,是《扫荡报》拍摄的。

第三“司令部的一些干部当时都很年轻,对拍电影感到挺好奇,都赶来凑热闹。”所以会有王、徐出现在画面上。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仁安羌说”和“苏静摄影说”。

不过这段回忆中指“记者当即就冲出了一套交给他。这套照片大约有20多张,”,这与我们认为 “照片”不可能由相机拍摄的技术分析有冲突,有待专家进一步考察,也算“本案”留下的一个技术性尾巴。
 
          “破案”回顾
 
回顾“平文”以及“从文”,我们从倾向于“平型关说”到疑惑于“平型关说”,经过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但是大体的思路方向是不错的。

我们从战史、地图和阳光方向上基本否定了“仁安羌说”,又从设备、拍摄风格上质疑了“苏静摄影说”,但是在“平文”中,注意到“颂剑”坚持“照片上从左至右有林彪、王秉璋、聂荣臻、徐海东等”,没有敏感地考证到战斗中指挥所人员中并没有王、徐,这是一个重要疏忽。

至于质疑“平型关说”中的一个重要细节:风衣问题,在“平文”中分析“不排除第二天拍照时某人穿了缴获的日军风衣?当然这样解释实在有点勉强就是了”,看来这个小概率分析是可以坐实的了。还有一个后来的故事可以一说,育帅在38年3月出行中被友军哨兵枪伤,原因是林当时骑马穿着缴获的日军黄泥大衣,被哨兵误认为是日军。这可证明当时的高级将领们是穿过缴获服装的。
 
          “博客会战”的意义
 
我认为本案的“侦破”应为博客文化中的一个经典战例。

短短十天的时间里,在“大旗网”为我们提供的战场上,博友们集思广益,从不同角度提供材料,提出分析,最终破解真相,这种学术性研究的方式、效率是非博客文化不可想象的!

在“破案”过程中,有许多博友的鼓励和勉慰,更有许多朋友的智慧!特别要感谢的是鲍昆先生就摄影史和器材史上的重要思路;吴东峰先生提供的重要采访资料;Eliter先生就第二张照片的重要发现;以及徐绥之先生提供的照片补正。谢谢诸位!

我想,此次“破案”不仅是大家的一次友情出演,也不是一次集体的智力游戏,多年从事战史及将领采访的吴东峰先生说“不能让伪党史、伪军史泛滥成灾。回忆录往往是靠不住的,由此必须向党史,军史中的造假开刀”,这该是挚情至理之论。回过头去再看看“平文”中征引的关于现场拍摄的栩栩如生的描绘,我们当深思回味!

此时,我想我更能深切理解王秉璋将军“实事求是,如实反映这段历史”的铿锵之论,而王将军已于半年前的2005年9月25日10时20分在北京逝世。
 
向所有执着于历史真相的人们致敬!


附:杨浪



杨浪:财讯传媒(seec)集团副总裁,中国证券研究设计中心媒体管理部副总经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上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杂志、《财经时报》、《财经》杂志任高级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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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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