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曲名著《西厢记》自元代诞生以后，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喜爱；以它为蓝本的各种地方戏曲久演不衰，传播范围甚广，可谓家喻户晓。有关《西厢记》的美术创作广见于版刻书籍、年画、瓷绘、雕刻等，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

在瓷器表面描绘《西厢记》图最早始于何时？有人说是明代，也有人说是元代。多年来，海内外不少古陶瓷研究专家认为：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元青花梅瓶（图1）和某私人收藏的一件元青花罐（图2）画的都是《西厢记》图。对此我不敢苟同，以下分别予以辨析。

图1.元青花梅瓶（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图2.元青花罐（私人藏）

先说那件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元青花梅瓶：粗粗一看，只见画面左方一妇人正举棍欲打，对面一女子掩面而哭，很像《西厢记》内老夫人拷红的情节。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位妇人手里的竹棍是沿着她的腰部向下延伸的。虽然竹棍下半截因被裙子遮住而完全看不见，但很容易判断那根竹棍是斜抵在地上的，也就是说那位妇人是拄着一根高过头顶的竹拐杖，而完全不是举起一根短竹棍正准备打人。因此“拷红”一说纯属误断。即使硬要把那根竹拐杖说成是打红娘的棍子，“拷红”一说也难以成立，理由如下：第一，《西厢记》内“拷红”的发生地是堂上，也即室内，而非室外庭院中。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老夫人怎么可能在室外叱问红娘，让女儿做的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被外人听到呢？第二，老夫人训斥红娘时，红娘应该是跪在地上的。第三，面对老夫人的责问，红娘有勇有谋，机智伶俐，应对自若，从不曾掩面哭泣。第四，作为堂堂相国夫人，亲自操棍来打家中婢女，也不合情理。若真要打，自会吩咐下人来做。另据《西厢记》研究专家蒋星煜先生说：红娘这一配角是随着后人对《西厢记》的不断改编而在剧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元代，红娘在剧中的地位还相对较低，直到明代，《西厢记》才分出“堂前巧辩”一折，明末清初，又改称“拷婢”（又称“拷艳”、“拷红”），红娘的戏份逐渐愈来愈多。因此，在元代瓷器上不大可能出现“拷红”画面。综上所述便可以断定：此梅瓶所绘图案决非《西厢记》。那么该梅瓶究竟所画为何故事？有人说是马致远的《江州司马青衫泪》杂剧，证据也不足。我将此梅瓶画面与日本著名收藏家坂本五郎旧藏元青花梅瓶（残存中段）（图3）、日本大阪万野美术馆藏元青花罐两者所绘《百花亭》杂剧图分别作了比对（图4），发现三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左边那位妇人都身穿格子花纹长裙，手拄一根竹拐杖，只是手持姿势、拐杖长短不同而已。甚至所绘树木均相同，枝叶也相似。因此我觉得此梅瓶很有可能画的也是《百花亭》一剧。限于主题，此处不予展开，留待另文作专门分析。

图3.坂本五郎旧藏元青花《百花亭》图梅瓶（残存中段）

图4

再说那个元青花罐，描摹一女子在庭院中焚香，却不见月亮。莺莺焚香，《西厢记》里明明写着 “剔团圞明月如悬镜”。画工若真的画崔莺莺，圆月肯定不会省略。退一步说，就算此图是焚香拜月，这样的场景在“貂蝉拜月”故事、戏剧《拜月亭记》等剧本中都曾出现过，根本无法确证焚香者一定是崔莺莺。再说女子焚香拜月以祈祷或许愿，是古代民间风俗，一般仕女图中也会出现，未必描绘的就是戏曲故事。典型的莺莺拜月画面应该是：红娘陪莺莺焚香，张生在墙外偷听她俩说话，当然天空圆月必不可少。仅凭有女子焚香形象便判断所绘为《西厢记》，显然缺乏足够依据，难以让人信服。

元代青花瓷上的绘画以花卉动物纹为主，人物纹极少。人物纹的题材主要取自小说、历史故事、杂剧以及神话传说等。元代有名的杂剧很多，尽管《西厢记》在当时已经广泛传播，但其流行程度和地位远不及后世。故元青花上不见《西厢记》图也属正常。按照一般规律，总是先有纸面绘画，再有瓷面绘画。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元代或更早的《西厢记》绘画（包括版画）传世，故元代瓷器上出现《西厢记》图画的可能性不大。

瓷绘《西厢》始于明末

元代青花人物纹瓷绘宛如昙花一现，随着元朝的覆亡而突然消失。明朝初年，瓷器纹饰多为植物，少量为动物，人物极为稀见。“空白期”（正统、景泰、天顺三朝）以后，人物纹才逐渐增多，主要是庭院仕女、婴戏、文人高士以及神仙图（属于道教者居多）。虽然也曾出现过以历史故事、小说等为题材的人物纹饰，但为数极少，并不具有普遍性。

明代嘉靖、万历之际，江南一带手工业快速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出版业的壮大。为迎合市民阶层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各地书坊刊刻发行了大量带有精美插图的书籍，最多的当然是戏曲、小说（图5—图7）。而景德镇离明代版画出版中心之一的徽州距离较近，很容易受其影响。明末，窑厂画工们为顺应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开始尝试在瓷器上临摹插图本戏曲、小说书籍中的人物故事图案。这类瓷器推向市场后，大受欢迎。于是戏曲、小说人物故事纹饰越来越多，逐渐蔚为风尚。瓷绘《西厢记》图案应该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绘有《西厢记》图案的瓷器烧造于崇祯朝（图8）。在没有见到更早的实物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瓷绘《西厢记》纹饰始见于明朝末年。

图5.明万历环翠堂本《西厢记》“联吟”插图

图6.明万历环翠堂本《西厢记》“逾墙”插图

图7.明万历继志斋本《西厢记》“惊梦”插图

有意思的是，十七世纪上半叶，英国曾向中国订制一批瓷器，图案要求以人物仕女为主，有故事情节者更佳。于是景德镇特意烧制了以《西厢记》故事为图案的青花盘和瓶，结果运去后大受欢迎。谁也料想不到，中国古典戏剧名著《西厢记》的情爱故事竟然最早是通过瓷器为欧洲人所了解的。

图8.明崇祯青花《西厢记》“送别”图花觚

清代瓷器上的《西厢记》纹饰

清军南下，肆意烧抢屠戮，景德镇制瓷业遭到重创，直到清王朝建立后，才慢慢恢复元气。幸运的是，明末形成的瓷器上描绘小说、戏曲故事图的传统被很好地延续下来，并得到了蓬勃发展。顺治朝，瓷绘《西厢记》图就很流行（图9A、9B）。到了康熙时期，瓷绘《西厢记》纹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各种碗、盘、杯、瓶、罐、笔筒等都常见绘有《西厢记》图。明晚期的瓷绘《西厢记》图主要模仿刊本《西厢记》中的版画插图，虽然后来稍有变化，但终究未能脱尽版画的模样。而康熙时，窑厂画工们大多对《西厢记》故事图中的人物和场景作了重新创作，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生动传神。即使描绘同一情节，不同器物上所绘画面也少有雷同。表现形式则更丰富，比如一件器物上既有描绘单幅《西厢记》图的（以盘、碟为主），也有描绘一组《西厢记》不同场面图案的（以碗、瓶等立件为主），甚至还有同一套器物上每件描绘《西厢记》一个场景，件件不同，合成一套的（比如套杯、瓷砖等）。无论是单幅画，还是组画，大多与《西厢记》折子戏的名目相应。（图10—图22）

图9A.清顺治青花《西厢记》“奇逢”图筒瓶

图9B.清顺治青花《西厢记》“奇逢”图筒瓶（另一面）

图10.清康熙青花《西厢记》“假寓”图大碗

图11A 清康熙五彩《西厢记》“联吟”图笔筒

图11B 清康熙五彩《西厢记》“联吟”图笔筒（另一面）

图12..清康熙青花《西厢记》孙飞虎抢莺莺图（“解围”一折）大碗

图13.清康熙青花《西厢记》惠明和尚讨救兵图（“解围”一折）大笔筒

图14A.清康熙青花《西厢记》惠明和尚讨救兵图（“解围”一折）观音瓶

图14B 清康熙青花《西厢记》惠明和尚讨救兵图（“解围”一折）观音瓶（另一面）

图15.清康熙青花《西厢记》张生莺莺幽会图（“佳期”一折，红娘正将枕头递给张生）大碗

图16A.清康熙青花《西厢记》“佳期”图高足杯

图16B清康熙青花《西厢记》“佳期”图高足杯（另一面）

图17.清康熙五彩《西厢记》“佳期”图大盘

图18英国巴特勒家族藏清康熙青花釉里红《西厢记》“奇逢”图盘

图19英国巴特勒家族藏清康熙青花釉里红《西厢记》图盘

图20英国巴特勒家族藏清康熙青花《西厢记》图盘

图21英国巴特勒家族藏清康熙青花《西厢记》图盘

图22清康熙五彩《西厢记》“奇逢”图盘

晚明时期的瓷绘《西厢记》主要是青花，五彩罕见，而康熙时期则既有青花，也有五彩，各臻绝妙。若论其艺术水准，要高过当朝木刻版画，可与明代版画相颉颃，即使在中国人物画史上也可以占有一席之地。雍正时期，瓷绘《西厢记》仍沿袭前朝，然以粉彩为主，颜色鲜艳，绘画水平有所下降（图23—图25）。所见外销欧洲的带有《西厢记》纹饰的瓷器多为康熙、雍正两朝烧制，以盘类居多，小至数寸，大至50公分以上，应有尽有；青花、五彩、粉彩各展风采（图26、图27）。

图23.雍正粉彩描金《西厢记》“巧辩（拷红）”图盘

图24.清雍正粉彩描金《西厢记》“送别”图盘

图25.清雍正粉彩《西厢记》“惊梦”图大盘

图26.清康熙青花《西厢记》“送别”图折沿盘（外销瓷）

图27.清雍正青花矾红描金《西厢记》“逾墙”图折沿盘（外销瓷）

细心考察后会发现，到了乾隆朝，瓷器上的《西厢记》纹饰数量急剧下降。这与朝廷对《西厢记》的查禁有关。清朝初年，虽然也禁毁所谓“淫词小说”，但稽查并不严厉。乾隆当政，文禁趋严，《西厢记》也在禁止之列。此时“文字狱” 盛行，稍有违碍，便会惨遭不测，甚而被诛灭九族，连掘墓开馆、焚尸扬灰的事都有。窑厂画工们自然不敢轻易犯禁。因此今天很少能见到乾隆朝瓷器上的《西厢记》图。直到嘉庆以后，文网渐弛，瓷绘《西厢》才稍稍增多（图28、图29），然而已不成气候，质量也大为下降，难望康雍时项背了。

图28.清嘉庆粉彩《西厢记》“奇逢”图方形笔筒

图29.清道光粉彩《西厢记》“听琴”图碗一对

余 话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瓷绘《西厢记》的诞生、发展、繁荣和衰落既与陶瓷发展史相关，也与《西厢记》的传播史关系密切。陶瓷是日用品，各时期瓷绘《西厢》数量的变化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厢记》在民间的传播状况。

明清瓷器上的《西厢记》画面，无论是单幅的，还是成组的，多与《西厢记》折子戏的名目相对应。比如古瓷上常见的《西厢记》图画有：佛殿奇逢（惊艳）、墙角联吟、白马解围、莺莺听琴、乘夜逾墙（跳墙）、月下佳期、堂前巧辩（拷红）、长亭送别、草桥惊梦等。描绘频率最高的要数奇逢（惊艳）和送别。也许因为爱情和离别之情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最能打动人，也易于设计场景、安排人物、营造气氛，故最受大众欢迎。

《西厢记》纹饰在明清两代都只出现在民窑瓷器上，官窑瓷器上根本看不到。这是因为上层统治阶级一向认为戏曲、小说不登大雅之堂，《西厢记》更被视为诲淫之作，当然绝不可能让工匠们用《西厢记》图来装饰宫廷和官府使用的器皿和陈设用品。有些专家认为康熙初年中和堂款的瓷器属于官窑（参见图12、图18），但我持相反观点：仅从它画《西厢记》图这一点来判断，就不可能是官窑，而只能是私家订烧的民窑精品。

明清瓷器上描绘《西厢记》图的很多。按理，与《西厢记》齐名的《牡丹亭》也应该时常出现在瓷器上，然而奇怪的是很难见到。多年来我只见过英国巴特勒家族收藏的一件青花小盘绘有《牡丹亭》图，柳梦梅的半身像占据了一大半盘面（图30）。究其原因，我以为一是《西厢记》的受众面更广，也即各个阶层的人都喜爱；而《牡丹亭》则相对来说更高雅，爱好者主要为知识阶层。二是《西厢记》的故事性更强，易于用绘画来表现。权衡下来，窑厂画工当然更愿意选择《西厢记》。由此看来，瓷绘《西厢记》纹饰能够长久流行，绝非偶然。

图30

本文转载自《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