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斌：拥戴新中国（上）

一、《大公报·青年群》副刊的缘起

1948年底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农村包围城市”的使命基本完成，中共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要求全党必须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中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建立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共领导人民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未来新政权建设的重要保障。青年群众由于自身体力充沛、思维敏捷、勇于创新的特点，历来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自然也是中共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团结教育整个青年的一代，以及更大地发挥青年群众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不久，中共又组织召开了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号召青年学生“必须在新民主主义教育下，加强学习，培养自己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有用人才”；并呼吁一切爱国青年“学习我们新中国立国原理的新民主主义，学习科学和文化”。

1949年10月1日的《大公报》隆重报道了人民政协首届会议闭幕和选举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的情况。早在1948年10月，《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专制与腐败，在报社共产党员杨刚、李纯青的帮助下，决定参加新政协会议，接受中共的领导。1949年元旦，香港《大公报》发表社论，欢呼“和平、民主、自由、平等、进步与繁荣的新中国”即将诞生。1月18日，该报创办了由陈残云、黄秋云主编的《青年群》副刊，呼吁众多或远或近离开了祖国的青年群众“相互学习和锻炼，准备将来成为新社会的支柱”。6月17日，上海刚解放不久，沪版《大公报》发表由王芸生撰写的《大公报新生宣言》，表示今后《大公报》“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要努力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服务。

 

 

中共中央之所以强调青年要学习新民主主义，既是为获得广大青年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之支持，也是为了让新解放区的青年群众摆脱长期所受国民党“三民主义”教育的不利影响。原国民党统治区虽有不少青年学生和工人对国民党失去信心，投身“反饥恶、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但由于国民党长期宣传诋毁中共，并在学校开设“公民”、“党义”课，实行训育制度，以至于“反动的封建意识与帝国主义意识还普遍的支配着一般青年的思想”。就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上海来说，虽然中共地下党组织了六万多人的“人民保安队”配合上海的解放，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年，政治思想比较进步，为上海解放后开展青年运动和建设青年自己的各种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上海又是英、美列强百年来政治、经济侵略的基地和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反动统治的堡垒”，文化教育上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熏染和宣传，“因而也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在解放前思想是模糊的”，“上海青年中思想水平有着很大的悬殊”。据有关资料统计，1949年3月，上海总人口545.5万人，其中15至29岁的青年人为149.5万人，占总人口的27%。而在上海解放前夕，全市地下党员计8665人，青年团员截至年底时为3.6万人，即便算上六万多人的“人民保安队”，熟悉中共新民主主义政策的青年人数还相对较少，还需要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让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

 

 

 

二、从“学习小组”到“学习会”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军管会的工作重心最初放在接管旧政权的工作部门和公办企事业单位，整顿金融秩序，恢复生产等方面，还没有统一部署各界群众的政治学习活动。例如，5月31日，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本着“维持原状，逐步改造”的方针，通告公私立各级学校：“应即设法进行复课，教职员工应照常供职，除取消训导制度及公民等课程外，其余暂行照旧。”但是，青年学生们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增设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新课程。因此，文管委副主任戴白韬在6月5日“市校教职员座谈会”上要求各校“增加政治课程，号召同学学习革命的理论、社会科学，使同学能了解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前途，使青年人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能牺牲自己，为老百姓服务”。此后由于学校要放暑假，且缺乏政治教员，直至秋季开学，各校才正式设置有关马列主义教育的政治课。其间，学生们早已自发地组织起来，纷纷成立学习小组，学习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其他机关单位的青年群众也不甘落后，掀起了学习政治的热潮。如上海市中央信托局在清点工作己经结束、清理工作尚未开始之时，部分青年职工自发地成立学习小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等。上海货物税局的一千余名职工“在上级未颁布办法前，即由同人订立学习计划”，分成40多个学习小组，“用革命的理论和经验武装自己，达到逐步改造，提高工作效率”。一些青年人则致函《大公报·青年群》，询问关于学习小组的情况。《青年群》的编辑们也热情高涨，决心为希望参与或正在参加学习小组的青年朋友们提供好的经验，解决遇到的困难，将刊物办成“青年朋友自己的园地”。

1949年10月1日的《大公报》隆重报道了人民政协首届会议闭幕和选举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的情况。早在1948年10月，《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专制与腐败，在报社共产党员杨刚、李纯青的帮助下，决定参加新政协会议，接受中共的领导。1949年元旦，香港《大公报》发表社论，欢呼“和平、民主、自由、平等、进步与繁荣的新中国”即将诞生。1月18日，该报创办了由陈残云、黄秋云主编的《青年群》副刊，呼吁众多或远或近离开了祖国的青年群众“相互学习和锻炼，准备将来成为新社会的支柱”。6月17日，上海刚解放不久，沪版《大公报》发表由王芸生撰写的《大公报新生宣言》，表示今后《大公报》“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要努力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服务。

 

 

中共中央之所以强调青年要学习新民主主义，既是为获得广大青年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之支持，也是为了让新解放区的青年群众摆脱长期所受国民党“三民主义”教育的不利影响。原国民党统治区虽有不少青年学生和工人对国民党失去信心，投身“反饥恶、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但由于国民党长期宣传诋毁中共，并在学校开设“公民”、“党义”课，实行训育制度，以至于“反动的封建意识与帝国主义意识还普遍的支配着一般青年的思想”。就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上海来说，虽然中共地下党组织了六万多人的“人民保安队”配合上海的解放，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年，政治思想比较进步，为上海解放后开展青年运动和建设青年自己的各种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上海又是英、美列强百年来政治、经济侵略的基地和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反动统治的堡垒”，文化教育上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熏染和宣传，“因而也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在解放前思想是模糊的”，“上海青年中思想水平有着很大的悬殊”。据有关资料统计，1949年3月，上海总人口545.5万人，其中15至29岁的青年人为149.5万人，占总人口的27%。而在上海解放前夕，全市地下党员计8665人，青年团员截至年底时为3.6万人，即便算上六万多人的“人民保安队”，熟悉中共新民主主义政策的青年人数还相对较少，还需要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让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

 

 

 

二、从“学习小组”到“学习会”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军管会的工作重心最初放在接管旧政权的工作部门和公办企事业单位，整顿金融秩序，恢复生产等方面，还没有统一部署各界群众的政治学习活动。例如，5月31日，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本着“维持原状，逐步改造”的方针，通告公私立各级学校：“应即设法进行复课，教职员工应照常供职，除取消训导制度及公民等课程外，其余暂行照旧。”但是，青年学生们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增设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新课程。因此，文管委副主任戴白韬在6月5日“市校教职员座谈会”上要求各校“增加政治课程，号召同学学习革命的理论、社会科学，使同学能了解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前途，使青年人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能牺牲自己，为老百姓服务”。此后由于学校要放暑假，且缺乏政治教员，直至秋季开学，各校才正式设置有关马列主义教育的政治课。其间，学生们早已自发地组织起来，纷纷成立学习小组，学习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其他机关单位的青年群众也不甘落后，掀起了学习政治的热潮。如上海市中央信托局在清点工作己经结束、清理工作尚未开始之时，部分青年职工自发地成立学习小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等。上海货物税局的一千余名职工“在上级未颁布办法前，即由同人订立学习计划”，分成40多个学习小组，“用革命的理论和经验武装自己，达到逐步改造，提高工作效率”。一些青年人则致函《大公报·青年群》，询问关于学习小组的情况。《青年群》的编辑们也热情高涨，决心为希望参与或正在参加学习小组的青年朋友们提供好的经验，解决遇到的困难，将刊物办成“青年朋友自己的园地”。

图为1949年6月21日的上海《大公报》第9版所刊《青年群》副刊。如何培养适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有为青年，引起了《大公报》的密切关注。为了广泛符合读者的需要，该报除保留原有的《大公园》之外，又相继增加了《青年群》、《科学广场》、《人民经济》、《民主天地》、《新儿童》、《大公画刊》等六种周刊性质的副刊。其中，沪版《青年群》副刊自6月21日创办，号召青年们“改造学习，赶上新时代”。港版《青年群》则逐渐停刊。至1952年1月，上海《大公报·青年群》共出普通刊134期，增刊44期，登载了大量有关青年思想改造的理论和活动情况，促进了解放初期上海青年的思想转变。

 

 

《青年群》为办好“学习小组的事业”，想了不少办法，做了不少工作。首先就政治学习的材料而言，《青年群》比较重视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文章，解读中共的建国理论和政策。如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后，《青年群》便刊登了李平心的《从新民主主义看人民民主专政》、石啸冲的《关于国家的消灭问题》、吴承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经济意义》，帮助青年读者领会其精神。9月29日，新政协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随后，全国兴起了一波学习《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等“人民大宪章”的热潮。《青年群》除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仁炳撰文《怎样研习共同纲领》之外，还举办讲演会，由出席新政协会议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介绍《共同纲领》的性质以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各民族一律平等、民主集中制等原则。此后《青年群》又陆续刊发了《社会发展史学习提纲》、《〈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讨论提纲》等，深受青年读者好评。

其次，就如何组织学习小组来看，联谊会成立不久，即对各小组的学习情况做了一次调查研究，发现各小组多遇到“发言不普遍”和“程度参差”的困难，《青年群》为此向青年读者征集并刊发了一批有关组织学习小组的稿件，并由编辑方蒙归纳撰写《学习小组的经验和方法》一文，分十次连载发表。该文就学习小组的建立，怎样进行学习和检查，提高思想觉悟等问题总结出一些比较好的做法。例如，建立学习小组时要正确把握群众的学习情绪，启发其学习兴趣，既不能“拉夫”式的强迫学习，又要避免“孤立的关门主义”；小组人数以7至12人为宜，分组前应调查成员的程度、兴趣、职业和学习要求，分组时程度相差不要太悬殊，学习要求不能相差太大，每组必须有一、二个程度高的学员参加，引导和帮助程度低的学员。学习之前应召开预备会议，制订学习计划，确定学习的时间、内容、参考材料以及组长、主席、记录者的人选，明确学习纪律等。拟订学习提纲时须走群众路线，联系群众的思想情况，抓住问题重心，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要生动、活泼，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进而对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学员个人应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包括事先阅读基本文件、学习提纲，注意启发报告，然后整理自己原有的认识，再有目的地阅读参考材料。学员要建立富于思想、结合实际的自学方法，进行自我斗争，不做“思想上的懒汉”等。这些好的经验和方法对“协助一般水平较低的职业青年解决集体学习的问题”，对各学习小组改善“发言不踊跃”的现象，促进程度不同的学员相互帮助、共同进步，起到了一定作用。诚如一位读者来信指出，“在解放之初，我们对于集体学习是感到陌生的，因此学习小组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学习无法展开，领导上更无经验”，《青年群》适时刊载了许多有关学习小组的指导性文章或经验交流，“给予我不少的鼓励，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

1949年7月27日的《大公报·青年群》报道了7月23日《青年群》主办的各界学习小组代表座谈会情况。来自沪江大学、市立女师、沪江中学、京沪铁路管理局、人民银行、解放日报社等数十家单位93个小组的105位代表会聚一堂，就如何组织学习小组、怎样选择学习材料、怎样展开讨论和检查学习结果等问题交换意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平心应邀出席，《大公报》党代表、副总编辑李纯青也呼吁：“把小组学习坚持下去。”会议推选出九位代表，将参加此次座谈会的小组组织起来，成立“青年群各界学习小组代表联谊会”，以便今后继续举行座谈会，交流学习经验。通过“学习互助”栏目相互介绍、认识，用通讯或访问的方式交流学习经验。该运动得到了六百多名家庭妇女、失业青年、店员的响应，为他们提高思想觉悟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台。

 

 

1950年5月，《青年群》鉴于各学校均已开设政治课，青年学生的政治学习比较有保障，而许多职业青年因忙于工作，政治学习相对放松的状况，决定将“青年群各界学习小组代表联谊会”改组为“青年群学习会”，其宗旨为“帮助在职青年业余学习，提高政治认识和工作能力”。“青年群学习会”第一期学习班自6月2日开始报名，短短4天内，要求参加学习的工人、学生和失学失业青年达一千余人，大大超过了学习班原定150至200人的计划。王芸生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称“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并借“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业务结合”两句名言以资勉励。

学习班分为28个小组，首先学习形势，澄清个人存在的混乱思想，安定情绪，“初步建立起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观点”；接着学习社会发展史，包括“劳动创造世界，群众创造历史”、“五种生产方式”、“社会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国家与政治”及“社会思想意识”等内容。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多数学员摒弃了过去的个人主义思想，确立了新的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观念。7月2日，300余名学员为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台湾的号召，深入上海金陵东路、四川中路等各里弄宣传，发动五千余群众在和平呼吁书上签名。一星期之内，征集到的群众签名达两万四千人。有的学员竟为此“从早到晚，饿着肚皮，克服疲劳”，“具有高度工作的热忱”。有些学员原本认为参加革命工作很辛苦，不愿到东北去，在经过此次学习认识到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后，“到革大的有三十位学员”，“介绍去投考东北招聘团、燃料工业部、贸易部等的不下百余人”。上海纱布交易所、梅林食品公司、光华染织厂、大光明大戏院等单位工会或来函要求青年群学习会派干部帮助他们组织学习班，或聘请该会学员负责文教工作及工人夜校的教学，甚至希望学习会举办第二期学习班时“能够允许他们来听报告”。青年群学习会在上海已是小有名气。

 

（本文原载于《中国历史评论》第二辑。作者周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