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全军覆没的大考 ZT读书杂志
文 |卜 键
明代贡院举行考试的情景（《徐显卿宦迹图》，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的北京内城，正阳门内以东，玉河以西，翰林院之南，有庶常馆在焉。为培养未来的国家栋梁，清朝沿承前明，于每科新进士中择选二十名左右（包括已授职翰林的状元、榜眼、探花），进馆深造，一般为期三年，是为真正的皇家最高学府。庶常馆历来被誉为朝廷储才之地，庶吉士则被视为“储相”，康熙帝、雍正帝待之甚优，乾隆帝更是御书“芸馆培英”匾额，钦派大学士担任总教习。有清一代，枢阁部院重臣多出自庶常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嘉庆元年四月初旬，照例在保和殿举行庶常散馆考试。其是弘历在位时选录的最后一批庶吉士，又是禅让大典后第一次散馆大考，已称太上皇帝（简称“上皇”）的弘历格外重视，拈取“污卮”二字为赋题，没想到所有的人都跑题了。考试结果不独使上皇沮丧，也堪称“恩赐教习庶常馆”的整体耻辱，而由此折射出的士习之变或曰儒家道统之颓，以及整个社会风气的嚣杂浮靡，更值得推绎体味。
清代科举考场（香港艺术馆）
所谓散馆考试，即庶吉士的毕业考，早先为诗、赋、时文、策论，四题可选作其二；乾隆帝登基后，听从方苞等人建议，专试一赋一诗。弘历夙重人才，但此时已举行过授受大典，丙辰恩科的会试廷试、选定新一届庶吉士，毕竟是改元之后的事了，便全部交给子皇帝颙琰；而对于上一届庶常的散馆考试，仍有着特别的关心眷注。散馆的考题，正出自老皇帝之手。
清代庶吉士进馆后，由总教习等根据其年龄资质，分别学习汉书和清书（即满文，是办理公文的需要，也是清廷保护本民族文化的一项举措）。这次参加考试的共二十一人，除乙卯科十五人外，还有往届因各种缘由未能结业的庶吉士，如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科石韫玉、洪亮吉，五十八年癸丑科的戴敦元等，不可谓人才不盛，结果都栽在“污卮”上。赋题的应试写作，要知晓题目的出典，把握题中要义，由此演绎申论。“污卮”二字望之眼生，令这班未来之星百般难解，蹙额皱眉之际，只好东拉西扯，勉强敷衍成篇。考试结果很快揭晓，上皇得悉后殊为不满，于四月十一日专发敕旨：
一番话真切坦诚，也写照出上皇的复杂心境，不可轻易放过。弘历自幼蒙名师指授，加上天资颖悟、刻苦勤奋，在学问上颇为自矜。登基之初，他即对文华殿经筵做出程序性改变，增加一个“御论”环节，将皇帝由单纯地听讲圣贤书，变为以宣教为主。而在其内心深处，仍有一种对翰林院的敬重。如今一个赋题将所有应试者考砸，在上皇也是始料不及。尤应注意敕谕中的“焦劳倍切，心绪不宁”八字，自记命题之际的心绪，具体原因则是一春缺雨和湖北白莲教起事。常见有人漫漫讥评弘历晚年荒怠，殊不知此八字才更接近历史真实，“焦劳”“宵旰焦劳”时见于上皇的敕谕和诗篇，贯穿在禅让后的整整三年中。通过这次庶常散馆考试，我们知道：老皇帝为之焦虑操劳的，还有这些庶吉士，以及日渐颓败的士习。
若是在盛年，弘历有可能采取断然措施，将他们一竿子扫出翰林院，既符合朝廷法度，也能震动警醒士林。此时的上皇，失望愤懑固然有之，总体上仍显得通脱大度，责斥后复为之宽解，说书籍太多，没有人能一一记诵。他也要求庶吉士以此为戒，勉力治学，不要辜负自己的期望；还加以抚慰，让众庶常不必羞愧，也不要担心畏惧。
上皇的意思是教育从严，处理从宽，庶常诸公闻之当感激涕零。对这次考场之摔，多数人必也刻骨铭心，深自羞惭。如洪亮吉颇以通儒自负，后来翰詹大考的试卷考列三等，心中不服，印出来公之于众，又收入文集中；而这一篇“污卮赋”，显然是自家也觉得丢脸，未见收录和印行。
洪亮吉
污卮，指脏酒杯，出典于晋代傅咸的《污卮赋》。傅氏写所珍爱的琉璃酒杯为小孩儿拿去玩耍，不慎失落污秽之中，本来冰清玉洁、晶莹剔透的宝物，一下子变得肮脏丑陋，由是引发一番人生感慨。此赋篇什甚短，加上小序亦不过百余字，兹转引如下：
此赋似乎不太完整，但主题和寓意甚明。这是一篇有感而发的抒情小赋，由物及人，由物象到读书人的品格风神，含蕴深长。傅咸以琉璃卮的玷污为戒，论君子当洁身自好，立身行事不可不慎，对任何时代的人格修养都是有意义的。
此赋《文选》未收，所传亦不算广，但代不乏识者，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宋李昉《太平御览》、明梅鼎祚《西晋文纪》等均收录。入清以后，康熙间敕修的几部大书，如张英《渊鉴类函》、张玉书《佩文韵府》，或录全文，或选小序；侍读学士陈元龙收入奉敕编纂的《历代赋汇》中，先于四十五年单独印行，再编入《四库全书》。庶常馆专设藏书楼，收藏宏富，加上历代皇帝皆多颁赐图书，对庶吉士当非罕见。上皇出题时，所据正是《历代赋汇》。敕谕称“朕向来命题，从不故求隐僻者”，也是实情。
其时正朴学盛行、乾嘉学派振起之际，做学问的人却大多不在庶常馆。此间学风早已非复当初，朝廷待遇可谓优厚，而不少庶吉士仍觉清苦难耐，找各种理由请假回乡，待散馆前再赶回来参试。此一届吉士主要出自乙卯恩科，拢共只有一年的在馆学习时间，为应付散馆考试，教习们也只能着重于经典的讲授，罔顾其他。是以庶常诸公乍见“污卮”，脑袋发晕，只有搜索枯肠。“污”多音，一读作“洼”，意为掘地、挖地。上皇敕谕提到《礼记》中有“污尊抔饮”（在《礼运篇》，曰“污尊而抔饮”，孔颖达疏：“凿地污下而盛酒，故云污尊。”），不少与试者联想到这里，据以敷衍附会。于是琉璃杯被弄污的典故，作者有关君子当时时自惕、洁身自好的警策之论，多被演绎为掘地为坑，作为酒樽，再满注佳酿，用双手捧起来酣饮。哪儿跟哪儿啊！
也有记载说其中一人答对了，洋洋得意，反为上皇唾弃，逐出翰林。此说出自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一，小说家言，似乎不大靠谱。法式善《槐厅载笔•掌故二》引《庶常馆册》，以陈琪为本届散馆考试第一名。陈琪，浙江仁和人，学问好，人亦端正用功，举乙卯科二甲第二名，两年后翰詹大考为一等第一名，再数月即擢为提督湖南学政，升詹事，惜乎英年早逝。根据上皇敕谕语气（“乃庶吉士等俱不知傅咸所作”），应是连陈琪也没答对，遑论其他人。
这件事传闻不多，大都意在赞美太上皇帝之淹博强记。如昭梿《啸亭杂录•纯庙博雅》，曰：“众皆误为窳尊，上徐检出，乃拟傅咸《污卮赋》也。”情景如画，似乎弘历旨在逞能炫才，打压群儒。昭梿的书以时人记时事，颇便参考，然行文论事常偏颇失实，此处见识亦觉浅陋。
此次散馆考试，二十一名庶吉士中，就有两名状元、两名榜眼、一名探花。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科状元石韫玉，为知名藏书家，擅文工诗，有《独学庐诗文集》；榜眼洪亮吉更是文名藉藉，素为朝野推重。二人皆是在庶常馆读书时被选为乡试考官，接着又分别出任湖南和贵州学政。未经散馆而提督学政，开衙辟幕，得专折密奏之权，乾隆帝之欣赏信任和破格用人可见一斑。然毕竟未从庶常馆毕业，学政任满，还是要回来参加散馆考试。虽说二人也不识“污卮”为何物，好在文笔老成，勉强都过了关。
石韫玉《独学庐诗文集》
没能过关的也有两人很突出：一是癸丑科的戴敦元，“幼称神童，老推名宿，横览八千卷”，这次被打入末等；考在末等的还有潘世璜，与堂弟潘世恩并称苏州隽杰，举乡试第一，世恩先一科中状元，他则紧随其后，得中乙卯科探花，没承想在这里栽了个大跟头。上皇虽称“不以此加之责备”，子皇帝则不能不予薄惩。引见时，少不得先要宣读上皇敕谕，接着有一通诫勉之词。庶吉士在散馆后的去向，一般是留在翰林院，较差的才分派各部。这次共五人被派往各部院任职，其中便有潘世璜和戴敦元。“散馆改用他官，即不得复入翰林”（《养吉斋丛录》卷二），可知不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于前程也大为不利。二人本来已授编修，散馆挫折较大影响了其人生走向：戴敦元改礼部主事，周历地方多职，总算熬到刑部尚书；而潘世璜改户部主事，没几年就丁忧回乡，再也没有出来。
戴敦元
科举体制的每一个台阶都像是炼狱，最终走通此途，走进庶常馆大门，非饱学之士，则青年俊彦，较少有侥幸之辈。尤其一甲的三名，经过房考和主考反复比较甄选，由皇帝亲阅钦定，更属难上加难。“污卮”一题，上皇应会想到有人未必答得出，而所有参试者都不详所出，则出乎意料。当读书的快乐转为应试的焦灼，当读书人一脑门子（或者半脑门子）的功名利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必然是通常的选择。上皇的出题，应该说还是有些偏了。
像石、洪这样的破格任用，在乾隆朝绝非个例，但弘历最喜欢的还是和珅——仅读过咸安宫学的和珅。不仅迅速擢拔为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亦曾派他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庶常馆总教习。兀的不羞煞斯文！和珅能办事，有文采，兼以语言天赋，但贪鄙骄横，早已是“猥陷身于丑秽”，如此措置，自难免给出错误的信号。人情势利古犹今。庶常馆渐而成为官场交际所，吉士走动公卿，公卿培植亲信，昔日清静之地已是乌烟瘴气。
晚年的乾隆帝，常也是“一半儿糊涂一半儿醒”。过分地自信自恋，以及满朝大员真真假假的赞颂，使他真的自诩为“十全老人”；而与生俱来的英明聪察，加以一生无改的阅读与思考习惯，又使他始终能保持一份清醒。当时官场和社会腐败早已弥漫开来，治统与道统都出现了问题，他不是完全不清楚，因此特特以“污卮”为典，警示大家珍惜节操名物。上皇说是偶然拣得此二字，实则有感于时俗，大有深意在焉。
同样的深刻用意还见之于诗题。此次散馆的诗题，为“赋得‘虚堂习听’得‘声’字”。虚堂习听，出自《千字文》，与“空谷传声”连用，意在诫人之语言放恣。虚堂：高敞的厅堂，空荡荡的房子。两句的意思是：空旷的山谷中声音会传扬甚远，宽敞的屋子里话音回荡，也会格外清晰。而其“声”乃由人发出，内蕴仍是士子应言行审慎，与“污卮”题义相吻合。
就在前一年（乾隆六十年）的四月，乾隆帝于乙卯科殿试前发布制书，表达“以唐虞三代之心为心，以唐虞三代之治为治，期天心之吉祐，冀民俗之协中”的愿望，强调端正士习的重要性，曰：
那时白莲教之变尚未爆发，从各地督抚奏报民间会党的情形，弘历已能感觉到潜在的巨大威胁，降谕缉拿刘之协等教首甚急。那时礼部会试的轩然大波刚刚平复，福建官场的整体性崩塌已现端倪，盛世不再，人才衰靡，官场贪腐，世风败坏，乾隆帝多能痛切感知，提倡以士习引领民风的转变，当是深长思索的结果。
士习，亦作士风，士大夫、读书人的风气。钱穆先生讲中国历史，指出士乃四民之首，“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实为精彩之论。历代都会有人说世风日下、民风刁顽，指称责任在于牧民之官，在于政府，自有其道理。然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是复杂的，乾隆帝所称的“民风多随乎士习”，应更为深刻。清廷给予各省学政以较大权力，主要就是希望能整治学风，端正士习，督察考场纪律，打击科举舞弊。而几乎每省都有一批专吃考试饭的文痞，买嘱怀挟，花样翻新，以至于雍正十三年，胤禛竟以“浙江士习败坏，工为怀挟，停其乡会试”（《清史稿•世宗纪》）。浙江人文荟萃，常为科举得士最多的省份，雍正帝下此狠招，也是出于迫不得已。
降至乾隆晚期，和珅恃宠弄权，翰林院与庶常馆亦难以脱离其影响，士习更觉不振。洪亮吉在三年后上疏论政，抨击之重点直指士习之弊，痛说士习对民风世俗的影响：
谴责锋芒，指向刚刚赐死的和珅及其亲信，也指向他所熟悉和不齿的一些翰詹中人，满纸激愤，满纸悲凉。他们都是饱读诗书的翰林啊！据其叙述文字，此辈已不在少数。
治学精神是时代风尚的一面镜子。洪亮吉所称“十余年来”，主要是乾隆末期和禅让的三年，向称清雅之地的太学三馆，已然成了这番模样，还会有人再去坐冷板凳，再去关注《赋汇》这种冷僻类书吗？任何时代都不乏读书种子，然而在翰林院、詹事府与庶常馆，怕是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