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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岳飞之死与暴力均衡

——读《帝国政界往事》
 

“岳飞必须死。”李亚平说。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这本书里,作者用五分之一的篇幅推演出这个结论。

 

这是一本坚持讲故事的历史书,读来很有《万历十五年》的味道,娓娓道来,隽永通达,让我们感应到古人的心跳。但在一连串的精彩故事中,我读出了一道关于暴力均衡的残酷的方程式:自身暴力=异己暴力。即:一个国家政权要维持既定的利益格局,必须拥有相当强大的暴力,足以抵御异己暴力的侵犯。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别人的暴力比我们强大,别人就可以扩张利益边界,就可以称霸,就可以让我们称臣纳贡,甚至可以踩着我们坐江山。反之亦然。岳飞之死,便是由这道方程式决定的。秦桧等人的忠奸正邪,反倒可以忽略不计。

《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书影

 

整个推算过程,正如该书的结构一样,需要从宋朝的创建开始。这是一篇一波三折的故事。

 

 

宋朝的创建者赵匡胤是一个篡位武将。在部属的拥戴下,他取代了由他保卫的皇帝。这件事让大家看到了“太阿倒持”的结果:武装力量本来是皇帝用来削平外患、镇压内乱的宝剑,不过,这柄利剑握在部下手里,极易形成“太阿倒持”之势,反过来威胁皇帝自身。赵匡胤篡位并不是一个特例。从安史之乱开始,一个又一个王朝倒在了自身保卫者的剑下。于是,生活在宋初的人们,难免在前朝兴亡中得出结论:内忧大于外患,内部的异己力量比外部的异己力量更危险。

 

宋朝的军事制度就是在这种历史经验的背景下建立的,其主题便是抑制内部的异己力量。至于具体方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武将,他的持剑之臂与另外两位铐在一起,形成三方掣肘之势。同时,这位武将的脖子上骑着文官或宦官,转动脑袋必须事先请示。这还不算完。武将平时不准碰那柄剑,不知其轻重利钝,剑也不大跟手。此外,这位武将身边还有其他武将,构成彼此防范之势。最后,在所有武将之上,还有一支皇帝直接控制的御林军,就好比皇帝亲手持剑,虽然不那么膀大腰圆,也足以对付小漏洞和小兵变,至少可以拖延时间,等待众剑赶来勤王。

 

*宋代官制简表(元丰以前)

 

这套制度,可以保证稍微大一点的军事行动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保证每个将领反叛的胜算很低,确保枪杆子永远听皇帝指挥。但是,这样的军人还能打胜仗吗?《孙子兵法·谋攻篇》谈到预测胜负的五条标准,其中一条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且不论才能如何,仅凭这套驾御体系,就可以猜到宋朝的将领如何不能真正负责,如何可以推卸责任,进而还可以预测宋朝对外作战屡战屡败。《孙子兵法》名列宋朝汇编的《武经七书》之首,属于军事教育的必读书,宋代君臣不可能都不懂得这个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宋朝对辽、金、西夏和蒙元的弱势,其实是自找的。更准确地说,这是皇帝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在内害大于外害的基本判断之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外害,即辽金之类的异国暴力集团。内害,指帝国内部的大小军阀或暴力集团的高级代理人。

 

如果把皇帝比作官军这个合法暴力集团的老板,他委托了一些将领代他管理军队,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代理人很可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实行内部人控制,甚至变成军阀,推翻皇帝。监督力度不同,这些代理人便拥有不同浓度的异己色彩。一旦异己的浓度与敌国近似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界限也就模糊不清了。李亚平说,宋朝传统的军事体制以降低效率的代价换取内部安全。这是可以理解的。对皇帝来说,被辽金推翻与被部下推翻是一样的,他只管避害,不分内外。

 

事后看来,宋朝皇帝的选择似乎有些问题。他们对武将的重重节制,固然防止了军阀的产生,但自身的军事力量被过度削弱,破坏了与辽国、西夏和金国的暴力均势,结果不得不每年向“夷狄”进贡,以岁币补偿对手的强势。这未免有点亏,至少有些丢脸。当然,李亚平说,以宋朝每年六七千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而论,这笔75.5万两银匹绢的岁币不算沉重,比军费便宜多了。更何况这笔银子最终出在老百姓身上,并不是皇帝和大臣的血汗。

 

总之,以岁币补偿强者之后,宋朝与辽国和西夏的暴力均衡便达成了。这种甘居人下的均衡就是整个故事的起点。

*宋代官制简表(元丰以后)

 

 

经过一百多年的潜移默化,局势渐变,忽然间均衡大坏。

 

按照历史常规,宋朝的军政官僚体系将日渐腐败,原来的弱势将越变越弱。同样,根据官僚体制欺上瞒下的老传统,宋朝君臣对自身的弱势也缺乏自知之明。事实上,他们甚至感到自己很强大。看到新崛起的金国把辽国打得落花流水,宋朝君臣觉得自己比辽国强,便做出错误决定:明明应该联弱抗强,他们却联强灭弱,联金灭辽。留下一个弱宋,面对一个比辽国更强大的金国。在这个过程中,自以为强大的宋朝军队又被衰败的辽国打得落花流水,宋朝的军事实力在更强大的对手面前露馅,引发了金国的觊觎之心。

 

宋、金之间暴力失衡的结果,就是金国攻陷皇都汴梁,一老一少两位宋朝皇帝被俘,北宋灭亡。侥幸逃到南方的皇子赵构建立南宋政权。

 

这时候,赵构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外患,而不是内忧。北宋官军基本崩溃,想忧也没多少可忧了。在战乱中,一些将领脱颖而出,主要凭借自己的才干重新组建军队,发展壮大。以当代企业比喻,这些创业者白手起家,创出可观的家业,虽然戴了赵家皇帝的“红帽子”,真论起产权来,赵家恐怕不能控股。这些自己闯出来的将领近似军阀,他们的军队更像家兵,而不是官军。其中著名的几支武装力量,确实被当时的百姓称为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刘家军和吴家军。“家军”的异己色彩比较浓厚,但皇帝不得不容忍,这也是无奈的选择——在外害大于内害的的格局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在继续推算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宋太祖对内部异己力量是否过度敏感?该不会赵家天子做贼心虚,以己度人,把二三分异心看作五六分吧?

 

宋朝第十任皇帝赵构的亲身经验证明,祖先并非神经过敏。从1127年赵构登基,到1141年处死岳飞,短短14年间,小的不说,大规模的内部兵变,赵构就经历了三次。

 

第一次是1129年年初,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和刘正彦率兵逼宫,要求赵构杀掉太监,传位给年龄尚小的皇子,并由皇太后垂帘听政。赵构居然被逼下台。要不是韩家军帮他打跑了叛军,赵构就算被推翻了。

 

第二次是1129年年底,主持长江防线的宰相杜充率部下叛变。李亚平说,赵构闻讯后整天不吃不喝,唠叨说:我对杜充这么好,从普通官员一直提拔他当了宰相,他怎么可以这样做?——这种遭人背叛的痛苦经验,想必引起赵构对人类良心的可靠性的疑虑。

 

第三次是1137年的淮西兵变,宰相张浚处理人事关系有误,刘家军的部将郦琼率领四万人(南宋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投降敌国。可见,一个武将的变心可以给帝国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而影响一个武将变心的因素又多么复杂。皇帝自己不犯错还不够,宰相也不能犯错。

 

总之,内部的异己力量不能不防。传统的暴力分权与制衡体系不仅是重要的,简直就是性命攸关的。问题是,节制和分权导致暴力机器运行效率下降,这个代价朝廷是否承受得起?

 

局势稳定之后,皇帝开始掂量分解兵权的利弊。监察御史张戒说:现在诸将的权力太重了。赵构说:他们还不至于骄横跋扈。兵虽多,聚则强,分则弱,分也不可行。

 

这次谈话发生在绍兴八年五月(1138年),南宋建政的第十二年,淮西兵变的第二年。金强宋弱的格局尚未扭转,金国统帅兀术的拐子马和铁浮图两年之后才被岳家军打败。此时此刻,朝廷承担不起自毁长城的风险——哪怕只毁一小段。于是,原状得以维持,体制得以维持,岳飞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补充,但也没被削弱。

 

本国兵力究竟应该强到什么程度,这取决于皇帝赵构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他想收复失地,统一中国,就要建立一支比金国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高效率的军事运行机制。如果他想守成,兵力自然无须那么强大,与金国相匹敌即可。如果他想恢复传统,满足于一支容易控制的弱兵,同时又不想继续丧师失地,那就要等待对手裁军,等待敌国的主和派占上风。

 

赵构当然想收复失地。他未必像赵匡胤那样善于“将兵”,但他一度以刘邦为榜样,希望自己成为善于“将将”——统帅众将——的皇帝。淮西兵变似乎打击了他的自我期许。如果他发现自己不具备刘邦式的雄才大略,自然也不应该怀抱收复失地的宏图大志。顺便提一句:刘邦的雄才大略其实也不可靠。当年蒯通劝韩信反叛,形成三分天下之势,韩信表示不忍心,这才成就了刘邦的统一大业。后来韩信也曾后悔不听蒯通的劝告。假如韩信的良心当时稍弱几分,刘邦便不会有善于“将将”的声誉,也未必能够完成统一大业。可见,把帝国大业建立在某人的良心之上,这是风险极高的赌博。刘邦只是侥幸赢了一把。赵构不想赌,并不意味着头脑糊涂或道德败坏。

 

真要收复失地,还会遭遇一个难题:金国扣押着赵构的长兄,前任皇帝宋钦宗。这是一张王牌。试想,金国若在南宋旁边建立一个国家,扶宋钦宗为帝,天下会出现什么局面?宋徽宗之长子,赵构之长兄,本人又是前任皇帝,冒出一个合法性如此之强的竞争者,南宋恐怕将成为强磁铁旁边的一网兜铁钉。不得志的人,坚持传统道德的人,企图获得更高待遇的人,都是潜在的倒戈者。那将是赵构的噩梦。事实上,就在皇帝和御史讨论兵权分聚的时候,“金人欲立渊圣(钦宗)于南京”的说法已经开始流传。《宋史纪事本末》说,传言“以和定而止”。——如果南宋没有及时与金国议和,如果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没有占上风,赵构可能碰上大麻烦。

*靖康之变

 

其实,别说金国扶植宋钦宗建立政权,就是简单地把赵构的这位大哥送回来,从赵构的角度说,威胁之大已经不亚于冒出一个敌国。数百年后的明朝,蒙古人就把俘获的明英宗送回来了,不久就发生了英宗复辟。历史事实证明,前任皇帝政变相当容易,容易得就像闹一场家务事。

 

当赵构企图收复失地的时候,他答应给岳飞更大的权力,更多的兵力,也就是说,他准备冒“太阿倒持”或“尾大不掉”的更大风险。后来赵构改了主意,大概是发现收复失地的风险大到他承担不起,或者说,收复失地的诱惑没有大到值得赌命的程度。从边际分析的角度看,收复失地的新增收益主要是荣耀和威势,属于锦上添花;新增成本却是内外交织的致命危险,属于雪中失炭。皇帝不愿用雪中炭换取锦上花。在降格以求的暴力均衡格局中,无须建立超过金国的军事力量。此意一定,岳飞及其代表的家军体制便走到了尽头。

 

关于这种计算,《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赵构决心放弃中原了,就舍得杀岳飞了。这是国际关系决定国内关系的观点。李亚平揣摩赵构的心思,提出了国内关系决定国际关系的看法:“与其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养大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武将,还不如与金国讲和更划算。”两位作者的看法都有道理,但都缺少一个过渡环节或中间状态:放弃中原,并不等于立即杀岳飞;杀掉岳飞,并不能保证金国讲和,更不能保证金国遵守和约。岳飞暂时还是有用的,所以岳飞还会活几年。

 

不再扩大岳飞的权力,不等于立即恢复传统的暴力节制体系。尽管两国签定了和约,南宋对金国称臣纳贡,可是金人仍觉得便宜赚得不够,以兀术为代表的金国主战派还想“赢者通吃”。敌人在磨刀,我们自然也要磨刀,自毁长城的条件尚未成熟。不过,条件很快就成熟了。

 

1140年,金国叛盟,大举进攻南宋,结果被岳家军一路追打到开封附近,几乎赔掉老本。这一年,赵构对金国的实力有了清晰的判断。赵构说,兀术虽然强大,却专门以杀戮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反过来,金国连连受挫,也有了自知之明。1141年,金国南侵打了两次大仗,一胜一负,这表明两国的战略均势已经形成。于是主战派兀术也有了讲和的意思。

 

 

如前所述,一旦敌国的主和派占了上风,一旦敌国真不想打了,准备裁军了,本国裁军或曰自毁长城的条件就成熟了。这时,赵构终于有了选择空间:他可以恢复传统,改革“家军”体制了。换句话说,国际间的暴力均衡确立之后,金国的致命威胁下降之后,内部的异己之患便升格为头号大患。

*朱仙镇大捷

 

宰相秦桧的养子秦熺留下的一段记载,可以印证上述计算:“主上圣明,察见兵柄之分,无所统一,乃密与桧谋,消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可见,“太阿倒持”之患已在皇帝心中郁积多年。按照主和派的说法,这种危险随着金人威胁下降而更加突出:“有识之士方惧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

 

“叵测”二字用得极其精确。岳飞会反叛吗?不一定。那么,岳飞不会反叛吗?也不一定。即使岳飞不想反,他的部下也可能反。当年赵匡胤就未必想反,但他的部下追求富贵,非拥戴他当皇帝不可。闹到没有退路的地步,不想反也得反。更何况,岳飞对皇帝的议和政策是有意见的,对不增加自己的兵权也有不满的表示,竟敢冲皇帝撂挑子。南宋初期的军事体制缺乏节制手段,主要依赖部下的忠心,岳飞的心中有了不满的影子,这让皇帝如何安心?

 

最要紧的是,岳飞拥有反叛的实力。岳家军有十万兵马,占全国兵力的四分之一强。而且,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极强,民间声望极高。敌人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饱览经史,礼贤下士,温和有礼,为人清廉,赏赐一概分给部下。这简直就是活圣人。岳飞死后多年,他的众多部下还聚在一起,联合起来为他申冤,并且哭声震天,场面感人——可见岳家军多么团结。这支军队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联想一下赵构对兀术的评价——虽然强大,专以杀戮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岳飞该有多大的作为?这样的暴力集团不反则已,一反就会天塌地陷。

 

此时此地,对皇帝来说,选择变得很简明:或者废掉岳飞,或者不废岳飞。对岳飞来说,选择也很简明:或者服从,或者反抗。对皇帝来说,岳飞将采取什么策略是不可测的——“叵测”。但是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告诉他,历代武将在“叵测”的选项中填空时,只要胜算较大,往往要选“反”。不反的还要后悔。

 

那么,对皇帝来说,究竟是把自己和帝国的命运寄托在“叵测”之上呢,还是让秦桧出面干一次脏活呢?在皇帝眼中,一个好人可能的冤屈,与赵家江山的安全稳定相比,孰轻孰重?这还用问吗?

 

追问这种问题的恐怕只有“纯儒”。皇帝不会问,法家不会问,马克思主义者也未必问。按照孟子的说法,“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然而,我们的帝国传统,总是儒表法里、王霸道杂,以“行诈使力”即所谓的“两杆子”为看家本领,实际决策所依据的是利害计算而不是道德信条。即使考虑道德,按照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说法,道德里总是包含算术的。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要顾全大局”。比起“正确路线”和“天下苍生”来,个人的一点冤屈算得了什么?

 

哪种老虎最安全?死老虎最安全。是老虎就该死。在这个意义上,岳飞得到的“莫须有”罪名是一个非常贴切的罪名。宋太祖说,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酣睡的是一只猛虎。至于具体手段,究竟是“杯酒释兵权”好,还是流血杀人好,也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面对弱者,皇帝不妨大度一些,赢得仁慈之名。面对岳飞这种级别的强者,皇帝缺少表现大度的实力和自信。他们不敢给对方留下还手反击的机会,不得不采用让皇帝声誉蒙羞的手段。当然,皇帝也有遮羞的办法,一是蒙蔽视听,硬说人家要反。二是转嫁恶名,让秦桧替他背黑锅。

 

赵构对岳家军的畏惧非同一般。他必须把不仁不义扩充到岳飞之子岳云和亲信将领张宪身上。李亚平写道:1141年农历12月29日,皇帝批准赐岳飞死,同时将判刑两年的岳云和张宪一同处死。

 

赵构的选择对不对?岳飞死后,南宋又存在了138年,比金国的寿命还要长,最后在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之下垮台,也不算太丢人了。而且,从年头来看,南宋比灭掉自己的元朝的寿命更长。赵构建立了一个比金国和元朝更长寿的体制,而这个体制的存在与稳定又建立在暴力均衡的基础之上。无论暴力均衡的逻辑是否残忍,赵构不过按理出牌罢了。

 

本文谈论的与其说是岳飞,不如说是“家军”体制的代表,岳飞只是其人格化身。如果深入追究下去,我们会看到个人关系之间也存在暴力均衡,只是平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背后有合法暴力的支持和保护,无须自己动手打架拼命而已。倘若失去这种支持,或支持者成为花架子,请不动,不干活,索贿受贿,个人之间也会出现相应程度的称霸与称臣、奴役与进贡现象。岳飞和赵构背后不存在更高级别的暴力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便显示出人际关系中的本来面目,在这种初始状态中,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暴力均衡的作用格外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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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苍山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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