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近代城市上海的自治和阶级 | 冬川豆

上海自由市堪称“条约体系的卫城”。上海的繁荣，本质上是上海纳税人代理机构经营成功的溢出效应。

治市镇和法人团体（公司）都是典型的中世纪自发秩序，产生和发展都远在民族国家之前。二者在大多数欧洲语言当中就是同一个词，翻译成书面汉字就不得不启用两个或更多的词，本身就足以说明一个习惯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多么难以理解基于私人契约的自组织。这种社会无法想象任何组织可能不经政权的支持或认可而仍能存在，更不用说先于政权产生、而且产生了政权的自组织了。他们虽然掌握了全部事实，仍然无法理解东印度公司怎么可能打败并征服比哈尔（位于印度北部）的王公。即使严复这样最精通西学的人，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中，最感到吃惊的内容，仍然是“以商得国”的可能性。他心目中的商人无非就是赚钱的买卖人，从来都是所在社会的秩序消费者，从来不想也不被期待产生或输出秩序。其实，功能不同的东印度公司、英格兰银行和伦敦市在法律、历史和组织上都是近亲。他们之间的关系类似恐龙和鸟类。南海公司和孙二娘包子铺虽然在职能上都是买卖人，从组织和沿革的意义讲更接近于鲸鱼和鲨鱼的关系。巴黎公社和法兰西国王的战争、剑桥市和剑桥大学的战争、东印度公司和比哈尔王公的战争，除了参战者的出身以外差别不大。同一位作者分别将它们称为历史进步、黑暗混乱和殖民霸权，无非就是暴露了自己混乱的思想和薄弱的理解力。

hhh近代上海的自组织产生于同样的模式，最初没有所谓公共的管理机构。1846年的道路码头委员会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封建式自组织。Shanghai  Title-Deed的持有人为了改善自己名下荒地的水陆交通状况，自己凑钱成立了一个管理资本的法人团体。道路和码头完善后，使用者应该给投资者缴纳封建规费。封建领地的伯爵或男爵根据同样的习惯法，对磨坊或渡口的使用者征收保护费。十八世纪的投资者以类似的方式，建设了英格兰和全世界第一批路灯。十九世纪的圈地运动、道路和运河无论在欧洲还是海外，都体现了原有模式的扩展。同样的组织模式在早期称为封建主义，在晚期称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称为资本主义，在海外称为殖民主义。这样的认知和叙事结构到底是改善、还是损害了读者的理解能力，非常值得怀疑。同一位作者一面欢庆反殖民主义的胜利，一面疑惑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萌芽，仿佛蝴蝶不是毛毛虫的产物、而是蝴蝶标本收藏家的产物，尤其令人莫名其妙。公司在市场证明赢利模式成功以后，自然会有扩展业务的冲动。道路码头委员会最终将投资范围扩大到下水道和其他有顾客的市政工程上，但它仍然是为投资者的利益存在的。

1854年的工部局或市议会极大地推进了私人契约团体的公共化，主要推动力来自欧洲自治市镇的重组。Shanghai  Title-Deed持有人在英美领事的敦促下，召开了纳税人会议。如果说《土地章程》相当于上海自由市的《大宪章》，这次纳税人会议就相当于上海自由市的费城制宪会议。纳税人仅限于每年缴纳房地产税超过五百两、或缴纳房租超过一千二百两的居民，极好地体现了光荣革命的原则：“没有代表权，不纳税”。中世纪的自组织社会建立在各种私人契约团体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各种纳税人团体（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军事团体（贵族阶级）、社会福利团体（教士阶级）组成的各等级会议不断将博弈形成的新规则增加到最初的规则库中。无产者并不构成相对于有产阶级的独立等级，而是没有等级（没有组织资源）的社会渣子和游民盗匪（outlaw），没有自发产生契约团体的能力，无法在规则库内留下自己的基因。工匠或劳动者不是无产者，从学徒开始就建立了劳动契约和特许制度，通过自己的行会（工会）组织参加自治市镇，将自己的规则留在演化系统中。上海自由市除了用皇家海军代替军事团体以外，大体上维持了欧洲式的自组织系统。如果说封建体系是欧洲自组织社会的母体，那么条约体系就是远东自组织社会的母体。正如Milard所说，上海自由市堪称“条约体系的卫城”。（China，where it is and why？p.249）

hhh工部局最初由七名董事组成，只有秘书机构。秘书产生总办，总办产生总办处。自由市管理机构的衍生过程酷似掌玺大臣和国务秘书产生英格兰王国内阁，可以概括为因事而设人。道理其实非常简单：管家通过私性契约，处置业主的私人财产，除了当时的需要意外，不必考虑任何其他因素。经验证明为可行或有利的措施，用不着全盘设计或理论依据。义勇军和万国商团源于业主对自家财产的保护，工程委员会源于业主对自家财产的开发。卫生处、火政处之类的专业机构，都是在上海实验成熟以后才普遍推广的。后人很少留意：上海在市政管理方面的领先程度不仅高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而且高于大多数欧洲大陆城市。安徒生为哥本哈根煤气灯大唱赞歌的时候，上海租界的居民早已见惯不惊。近代行政管理技术之所以能够变成一种科学，正是因为貌似杂乱无章的业主管理实验存在。前者提供和测试的巨大元数据库，是规范的公共管理本身无法提供和测试的。上海的繁荣，本质上是上海纳税人代理机构经营成功的溢出效应。正向外部性自然产生了搭便车现象，促使物业管理问题转化为公共事务管理问题。前者明显是财产权的延伸，管理机构仅仅对业主负责。非业主和非投资者干涉业主代理人的活动，严格说来就是针对财产权的武断侵犯。因此，公共政治空间的本质和驱动力就是阶级斗争或原住民－新移民斗争。一方是业主，以财产权为依据。另一方是利益相关者，以外部性为依据。希腊罗马的公民权斗争、近代欧洲的普选权斗争概莫能外。上海由于外部环境的特殊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完了罗马人和英国人经历了数百年时间的历史进程。许多叙事者出于认知格局的问题，用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的辞令掩盖了问题的核心。

原工部局大厦正门

hhh二十世纪初叶，殖民或种族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华董和日董进入工部局，进一步凸显了自由市的资产阶级和国际主义性格。太平军战争难民融入社会，仅仅意味着新移民取代了他们原有的地位。1926年，公共租界的棚户区居民高达一万四千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第47-49页）三十年代的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大多数由苏北或山东移民组成，由于市政当局的劳动管制政策（工票和执照），经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构成地下社会、帮派组织和革命政党当中最有战斗力的部分，青帮在其中所占的份额超过其他组织的总和，在人力车夫当中超过九成。（上海港史编写组：《上海港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275-276页；苏智民、陈丽菲：《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第17页；李次山编：《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男性在流民当中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自然性别比，促进了卖淫业的繁荣。娼妓人数一度高达华人总数的八分之一，从侧面说明了新移民连最基本的家庭组织都非常缺乏。（上海市历史协会：《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第131页）

hhh阶级矛盾和地域矛盾融为一体，绝不是上海自由市特有的现象。事实上，本土－外地／有产阶级－无产阶级相辅相成的斗争揭示了人类秩序生长的核心奥秘。如果说世界各地和古往今来的历史叙事表面上差异甚大，通常并不意味着各种秩序的发育逻辑真有无法逾越的鸿沟，只是说明历史的诠释者运用了不同的认知框架来裁剪和补充既存的材料和遗留的空白，而不同的认知框架厘清和连接表象与秩序的能力相去甚远。罗马作为人类秩序生长和政治智慧的重要源泉和集大成者，共同体的产生和发展逻辑并非完全不同于上海。永恒之城的第一批建设者在微贱当中积累秩序，用神话和习惯法树起敬畏的土围子，保护和保存了第一个最容易流失的规则库。当罗马作为城邦和共同体的生存不再成问题的时候，罗马的名字自然就留在了希腊和蛮族各邦的记忆中。多国体系当中的城邦，必然会面临公民后裔和外邦人后裔的权力与资源之争。这些争议终将通过权利问题，转化为宪法问题。外邦人后裔在古老宪法当中并不存在，然而首先在经济上、继而在军事上变成了城邦国际化进程的一部分。

hhh大部分历史叙事将这些斗争称为贵族和平民的斗争，主要是因为外邦人的后裔最终转化为罗马公民的较低等级和次要部落。历史叙事的通病就是试图以后人的认知框架，理解产生这些框架和这些框架产生以前的历史脉络。所谓的贵族以真正罗马人的继承者自居，不愿分享罗马的称号和权利，除非外来移民的后裔具备真正罗马人的德性，以罗马人的方式建立罗马式的家族和部落。所谓的平民坚持自己也是新罗马人的一部分，将旧罗马人及其独享的公民权称为贵族及其特权，运用集体退出罗马城的方式要挟贵族，最后用保民官的权力对抗执政官的权力。这场斗争产生了罗马共和国的正式名称：元老院和罗马人民。随着罗马对世界的征服，原住民－贵族和新移民－平民的冲突变得不再重要。他们都自称为和被称为罗马人，不能容忍能够自治的罗马人和不能自治的行省顺民平起平坐。元戎（皇帝）从外省和蛮族当中招募军团，企图削平罗马的自由或特权，试图对广土众民的帝国实施一视同仁的统治。太阳之下无新事。叙事方法和名词概念改变的程度，往往超出故事本身改变的程度。

上海公共租界旗帜

hhh上海虽然不是帝国的征服者，但并不妨碍她以别的方式沦为行省格式化的牺牲品。国民革命的胜利，从各方面看都是上海命运的转折点。北伐战争造成的南京事件①，是大英帝国企图维护旧秩序的最后挣扎。田中义一在这个紧要关头，以新生力量和有色人种的带头大哥自居，保护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革命战友②。国民党一旦度过了最危险的关头，没有沦为她一向很有机会沦为的后义和团，就立刻对心慈手软的旧统治者下手，变成了她同样很有机会成为的前苏维埃。上海租界的日本商人和华商分进合击，终结了英国商人对纳税人会议的主导地位。在1930年代的短暂机会窗口，国民党人、日本人和共产国际看上去都很像是前途无量的远东战利品收割者，但他们觊觎的生态位高度重叠，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共荣”机会。旧秩序可能压迫或限制了他们，但也保护了他们。旧秩序瓦解后，他们都将面临更加残酷的考验。

1、1927年3月24日，进入南京的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实际负责人）兼政治部主任为李富春，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林伯渠）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宅、学校、医院。英领事H. Giles受伤，金陵大学副校长（美国人）文怀恩及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等遇害。在此事件中，150名中国士兵在准备了驴车、马车等搬运工具的情况下，闯入日本领事馆，对自领事以下的馆员、家属和在领事馆避难的一百多名侨民开枪，将馆内物品悉数抢走。据领事森冈正平证实，现场有士兵高呼：“中苏一家，日英是帝国主义，赶走日本人，他们的财产自然就是我们中国的啦！”事后，奉行不干涉主义的币原外相对英美表示，蒋介石愿意“维持秩序”和“镇压暴行”，日本政府认为他能够做到，列强应给他以依赖。因此日本反对武力制裁，并将不参加“最后通牒”（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东京原书房，1975年，110、112页）

2、1927年11月5日，蒋介石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义一说：“日本对于贵国的内乱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共产主义如果在贵国得势，便断难袖手旁观……日本绝对没有支持张作霖，不用说物质，就是替张说话都没有过。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便已安心了。”（李华译：《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纪录》，第218-224页）但蒋介石私下认为，“（田中义一）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中国之统一。”（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二卷，第111页）

hhh英国人和英国式的自治法团统治，在大英帝国的落日余晖笼罩下，缓缓退出远东的竞技场，并不是没有自己的骄傲和尊严。1926年11月的《英国变更对华政策建议案》接受了巴黎和会的精神，将自治法团的孓遗留给民族国家的世界。外交大臣西蒙的“建设性对华政策”“以保持中国之完整和独立及政治经济之发展及财政之修复为宗旨”，“希望满足中国人的合理愿望”，“废弃中国经济政治非有外人监督不能发达之意”。1927年5月，Finlayson（此人可能是上海外侨）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自由市（Free City of Shanghai）方案或但泽化方案。这项方案将自由市的军队交给国联任命的军官指挥，将自由市的安全交给美国和国联担保。威尔逊虽然未能说服国会支持国际联盟，美国外交官仍然指望国际社会共同保障“上海中立化”。“美国希望相关列强支持这样的建议，即将上海公共租界设为非武装冲突区，控制着武装力量的相关各方应采取措施，禁止武装力量强行进入租界，甚至在邻近公共租界的地区亦不得驻扎军队。”1927年11月，太平洋关系协会启动了“上海问题研究案”。1929年9月，工部局总董Stirling Fessenden请求赫伯特·胡佛总统和助理国务卿詹森关注上海前途问题。国联没有保护但泽自由市，也没有保护上海自由市。Report of the Hon.Richard Feetham: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Shanghai: North-China DailgNews & Herald,1931—1932)跟她的姊妹《李顿报告书》一样姗姗来迟，在当时没有追上柳条湖和黄浦江的炮火，在后世也没有追上公众水性杨花的记忆战争。珍珠港前夜的纳税人会议将土地财政扩大了四倍，彻底摧毁了那个孕育自由市的阶级。即使毁灭英格兰贵族阶级的遗产税，也不可能更出色地完成阶级斗争的使命。欧洲和远东的战火注定要撕开世界体系的最薄弱环节，甄别试图成为民族国家的原材料够不够资格。约瑟夫老爹像大自然的秃鹰一样坚定、冷酷、清醒，盘旋在失败候选人的尸骸，随时准备发出最后的攫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