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外公：时代的冲浪者

前段时间，我的父亲去世，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怀念父亲：一个时代的征战者》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0246/202112/9956.html，获得了 一些好评。我将那篇文章发给亲友，很多亲友从来不知道我爸还有那么辉煌的历史，引起了一番轰动。

大多数人的平生，是没有人会写文章纪念的，就算有个悼词，也多数是官样文章，更不用说有血有肉地反映故人。事实上，每个人的一生都不容易，都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就这么成灰而走，也太对不起他们了。其他人我管不了，但家族里的人，还是要给他们立个传记，至少让家族内的人知道，可以增加他们对故人的了解。

如果按曾经达到过的事业成就而言，我家地位最高的不是我父亲，而是我的外公。但直到参加他的追悼会，在我和家人的眼中，这是个乏善可陈的老头，如果说不是糟老头的话。我记得有个小孩写了一首诗，

打我记事开始，爷爷就是个老头
他那么老，好像从来不曾年轻过
他那么老，好像生来只为了做我的爷爷
可我从未认真想过他有一天会死
我总以为，一个人再老，总可以再活一年吧 然而有一天他还是死了，
就像土垛的院墙
风雨多了，总有一天会塌下来
没了。
完了。
他的一生我也知道得很少
他说过一些，我记不大起来
就像他爱我很多，
我只是喊他爷爷。

我对外公，也就这感觉吧！有人写文，说文革时代的腐败更胜于现在，按我个人的经历，我的父亲是个中层干部，在那个时代也算中上阶级，应该说肯定不如当下腐败。说来具有讽刺意味，文革期间（相对安定的70年代，72-75年期间），倒可以算得上言论自由的民主时代，其实践也应了那句民主和言论自由是最好的防腐剂的断论。

那个时候，言论自由不是你可以发表反党言论，但除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之外，从省市领导，到单位领导，任何人想起来就可以贴他们的大字报，领导还不能打击报复。我爸爸有次用单位的车拉了一车废煤渣做砖头，被工人贴了大字报，只能乖乖地拿出一个月的工资赔偿，还被工人委员会批斗。从政府（那时叫革委会）到工厂，领导都是三结合，领导必须看群众的脸色。腐败最怕言论自由和民主，所以那时的腐败真的不严重，至少对中层干部而言。

但那时显然不是乌托邦的大同世界，等级还是有的。在我们家族，就按本事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本事是什么呢，说的白点，就是有开后门的能力。那时物质缺乏，大多数东西都凭票供应，有的东西有票也买不到，比如玻璃，特别是大镜子玻璃，是结婚的必需品。还有找工作的能力，那时高中毕业就得下农村插队，如果能找到关系去当兵，或在城镇当个工人，甚至去近一点的农村插队，都是需要关系的。我家，在杭州当厂长的我爸爸，在温州当校长的我舅舅的丈人，和在上海当市划船队教练的表舅算前三号能人，他们的关系也比其他亲戚近点，亲戚也是物以类聚，有地位的区分。

我外公呢，家人说起他时，掩不住的鄙夷神情。他老大不小的人了，老干些不着调的事，下棋和人打到沟里，和低层次的邻居吵架，邻居把屎尿泼在门口，封住不让他出门，那时警察也不管，是我爸吩咐当地的黑道给摆平了。但我外公压根儿不谢我爸，为这事有一年不上我家的门。他和我这样的孙辈也吵架，竟然追出来用晾衣服的叉子朝我扔来，扔得还挺专业，叉子直插地面，像标枪一样。我父母背后很生气地说，如果再准点，小孩就没命了！

直到参加外公的追悼会，我才知道，他可以算得上一个大人物了。外公1937年参加革命，仅仅两年就从士兵升到连长，以后在延安抗大学习过，全程参与了延安整风运动，解放战争时是华野的营级干部，全程参与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后在海军工作。1956年授上校军衔，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东海舰队定海基地政治部主任，60年代以后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在下放期间，依然对党忠诚，无怨无悔，直到1987年才得到平反。平反后，外公没向党提要求，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直到去世。追悼会很隆重，级别是很高的，市领导和海军的领导都出席了，他的遗体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

这使得我大吃一惊。前两天有人发帖，说当今的公务员要出人头地比登天都难，能混上个厅局级，可能稀罕到ppm级别了，大多数人穷发皓首也只是以普通科员退休。这还是和平年代，没有战死的危险，也不像战争和建国初期，要面临残酷的政治清洗内斗。而外公能活过残酷的战争和内斗，官至正师级，必然不是一个凡人。

外公活着时爱酗酒，酒后胡言乱语，什么都讲。我就依据记忆中他讲的事，再根据母亲的一些叙述，试图来勾画出外公的人生轨迹。

外公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年轻时曾到杭州当过警察，只有一年时间而已。外公酒醉时老说起羊坝头有个姑娘，很喜欢他，那姑娘的脸，像映山红一样芬芳。他说的时候手舞足蹈，我外婆很生气，就鼓动家里的猫，爬到桌子上把他的酒杯弄翻。

以后，外公回到家乡，依照媒灼之言，和我外婆成婚。按我外婆的说法，外公不是个好丈夫，太姥爷去世时分了家，外公的兄弟们分家后都不错，唯有外公，越混越惨，到后来只能卖了家里唯一的牛，到手的钱还被人偷了，走投无路，就跑去参加共产党了。我外婆只得带着两个孩子，艰苦支撑。外公革命了，家里好处没得到，内战时来了还乡团，共党家属都要被像刘胡兰一样用侧刀杀头或腰斩。还乡团来到外婆家，外婆一双小脚往玉米地钻，只听耳边子弹的声音，耳朵都震聋了。还乡团没抓到外婆，就逮住了那时还是小孩的我妈妈和舅舅，要把他们杀了。还乡团是本村的人，村里人就为我妈和舅舅说话，不能连小孩都不放过。还乡团放过了我妈和舅舅，这才以后有我。这样看来，国民党比共产党还是多点人性，如果是共产党，领导振臂一呼，这狗崽子要不要留，谁敢说留？

关于战争，是外公喜欢谈的。他说起第一次上战场时，腿肚子直发抖，枪都拿不直，但第一次拼刺刀，他的运气很好，对方也是新兵蛋子，动作也走样。外公以前当过警察，有点使用武器的经验，成功捅死了对方。我问是日本兵吗，外公说是伪军。他对沙家浜很有意见，说那剧瞎扯。我那时小，不知道他说的扯是什么意思。外公开始是在新四军作战，现在想起来，他可能是指那时候共产党只打国军，不打日军的假抗日吧  。外公说过他的部队的首长是粟裕，战神粟裕的成名作黄桥战役，杀的就全是国军而不是日军，也不是伪军（汪精卫的部队）？我不知道那时的历史到底如何，外公没有详细说明过。

倒是外婆说起过日本人。她说日本人占领了村庄，纪律挺严明的。村里的女人都吓坏了，在脸上抹了灰，日本人见了，笑得不行。有个日本兵为了逗大家笑，居然把马桶顶在头上当帽子，女人们果然笑了，觉得小日本真傻真可爱。外婆说没见过日本兵杀过村民，这可能是个别现象吧！（我要在国内说这话，可能要被举报了）

外公最后的日子，是患了胆管癌躺在医院里。我去陪夜时，他和我说，昨天他到附近的电影院看《淮海战役》（那时还是手术前，他还能走路），他难得老泪纵横，说电影里放的那个地方，那时候他就在那儿，一模一样的地方。可以看出，那也是他的峥嵘岁月，他的脑海里在回想起那弹雨横窜，人命如纸的岁月吧！不过他也说起，在攻入敌方阵营时，他见到一个女人抱着小孩，伏在一个死去的国民党军官身上哭。有几个解放军要去把他们抓起来，外公阻止了他们。“如果我们败了，我老婆孩子在那儿，也一定是为我哭，而不是笑的吧”，他动情地说！

外公最悔恨的事，就是在60年代初一次“对党讲真话”的运动中，他不知道哪根神经搭牢了，把他在参加革命前曾做过国民政府的警察的事向组织上汇报了，不久就被一撸到底。这件事不但影响到他本人的仕途，也影响到家庭。有工作的外婆被开除了，高考成绩很好的妈妈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甚至差点失去和我爸爸结婚的机会（我爸爸是党员干部）。“我悔啊！否则我现在不是中央干部，也至少是军长了！”

外公被整得还是挺厉害的。我懂事的时候，是外婆带我在外公劳动改造的农村生活，那地方没有电灯，屋顶是茅草盖的，墙是土砌的。一下雨，指定漏雨。这完完全全是个中国最落后的乡村了！我虽然有红色基因，但完全没享受到红三代的待遇，倒是因为这个，亲历了最贫穷的中国农村的生活。

文革后，有关文革的残酷内幕开始透露出来，外公才得知，他的很多同僚，命运比他惨多了。陶勇将军，被人扔在井里，死了还被扣上畏罪自杀的罪名，家人全部被捕。还有更惨的，东海舰队是文革的重灾区，团以上的干部基本下场悲惨，非死即残。如果外公到文革时还在位，以他的脾气，估计下场堪忧。

看了1982年的历史问题决议后，外公对邓小平极其崇敬，对老毛很不敬。他说，当时自己被整后，曾经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还收到回信，让他相信组织，但不久，他就被一撸到底，“肯定是这个老畜生让整我的！”。老毛来关心一个师级干部不太可能，但下达过对有历史问题的干部必须不能手软，从严处理的命令是可能的。

外公被整的时候，虽然剥夺了他的一切职务，但保留了党籍和级别工资。他的工资，在那个小村庄里，抵得上全村的收入了，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款。很多人向他借钱，外公倒不吝啬，基本是有求必应，这让外婆很不高兴。有次，外公要向一个借钱的人去要债，那人就放出风声要杀了我外公，所以外婆把外公紧紧抱住不让他去要。外公很生气，说，我子弹都不怕，还怕他吗，执意要去。这时，外婆让我跪下求他别去。见我的奶声奶气的乞求，外公竟然扑哧笑了，再说那点钱只是他月收入的很小部分，就此算了！

外公退休后回到杭州，只给他分了很小一个房子。大约1987年，据说他是给邓小平写了信，没一个月，当时民政局的领导亲自到了外公家，宣布给他平反昭雪。当时，领导看了他住的地方，说，您受委屈了，如果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当天，外公把一家都招去，宣读了他的平反决定，说，邓小平好啊，比毛畜生好多了， 这件事肯定是他亲自决定的，当年淮海战役时，我见过邓政委，还陪着他走了很长的路呢。以后64的时候，我说邓是个刽子手，他很生气，把我数落了一顿，见我也挂了中尉军衔，生气地说，如果你对邓主席不忠，我就要大义灭亲。我出生入死才当上军官，你就读了几天书，凭什么当官，你该去锻炼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以后他真要写信，被我外婆拦下。

当他被落实政策时，全家都指望着能得到点补偿。我爸爸比较知道行情，建议外公向组织提出分房，拿钱，甚至都打听好了在他这个级别，哪儿的房子最好的消息。想不到的是，外公什么也不要，严肃地批评了蛊惑他去向党要补偿的亲戚，还指着我妈说，你再提向党要补偿，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我妈哭着说，你倒霉的时候，全家陪你吃了多大苦，我的一辈子都被你毁了，你还那么理直气壮。舅舅也说，当初自己被分到边疆，想让外公帮助他调回来，外公竟然说，让他到边疆去锻炼，扎根边疆，不要老想着自己，要想着国家！

外公最后还是没有妥协，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这件事后，使他在家里很孤立，但他根本不在乎。他是孤傲的老人，我行我素，没什么朋友，也不需要朋友，对家人也不亲，似乎也不需要家人。

他走了快30年了，而外婆活了102岁才走。外婆以后成了虔诚的基督徒，她一个文盲，却认得圣经上的每一个字。同样的字，写在报纸上或通知上，她就不认得了，她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因为她活得长，就决定把合葬墓修在基督教公墓里，外婆不愿到给老干部的共产党公墓，她不喜欢镰刀斧子旗和红五星。外公这个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战士，无奈地躺在基督教的墓地里。

当时，我认为外公是个时代的失败者。现在我改变看法了，恰恰相反，外公的一生丰富多彩，波澜起伏，大起大落。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经历，一个活了100岁却终身呆在一个小山村里的人，和一个活了30岁却去过100个国家的人，谁活得更长呢？我认为是那个经历更多的人活得更长。

外公也是时代的产物。他有幸站在时代的潮头冲浪，经历了枪林弹雨，经历了血雨腥风，一时间成了胜利阵线中的胜利者，一会儿又被掀到浪底，但也许躲过了灭顶之灾。他的一生，活得精彩，活得自在，也可以无愧地说，不枉此生。而作为小辈，也为自己的祖辈中有过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大人物，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