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监控系统（ZT）
华盛顿 —
浙江杭州居民杨帆（化名）近日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他所在小区的“网格员”上门要求他在手机“微信”或是“支付宝”中登记一下他家的常驻人口的情况。
这份表格要求提供个人身份信息、居住小区或村庄信息、居住房屋的信息等。作为交换，居民可以得到“在线报事”以及“政府服务”和“便民服务”等。
杨帆不知道如果自己不填表会不会有麻烦，但他现在决定不填。他之前一直抗拒疫情期间的“健康码”，担心隐私泄露，现在也一样的担心。
他说：“平时肯定没什么，但是，一旦有点什么，你所有的信息都被掌控着。这让人很不舒服。”
不过，为了出行的方便，杨帆最终不得不填写了“健康码”。也许，他最终也会因为某种原因妥协，因为疫情期间他所经历的应急管控模式很有可能成为他未来生活的一部分。
以“数字化治理”（数字监控）技术领先的浙江早在去年底就提出了“党建统领的整体智治”社区管理计划。7月11日，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希望“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是打算赶在2022年的20大之前将疫情期间的应急式监控模式--网络监控和群众运动的社会控制模式，以文件的形式“固化”和“制度化”。
“抗疫”管理模式将被固化和常态化
这份文件特别提出要“认真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补齐补足社区防控短板，切实巩固社区防控阵地。”
中国最基层的组织--乡镇和街道在中国新冠疫情的防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疫情期间，在全国城市和乡村，大量政府官员、社区工作者、街道干部、志愿者、和党员被发动起来，帮助检查居民的体温、记录他们的行动、监督隔离，更重要的是将可能携带病毒的外来人口拒之门外。西方媒体不禁惊叹，几十年未见的毛泽东时代群众运动在中国再次出现。
与群众运动同时进行的是中国近年来广泛推进的所谓的网格化社区管理模式。网格化系统将城乡社区管辖区细分为若干网络单元，并对每一网格实施动态全方位的监控，以确保对大量人口的牢牢控制。网格化管理最初于2004年在北京市东城区在城市管理中实践，后来被推广到中国更为广泛的城乡地区。
疫情期间，中共对城乡实行了严格的网格化管理。《人民日报》去年9月的一份报道这样描述疫情期间社区的管控方法：“基层干部、下沉干部、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等深入细致地组织群众参与防控，通过网上网下、电话微信、上门询问、张贴公告等方式，进行网格化管理、精准化排查、地毯式摸排，‘点对点’依法做好疫情监测、预警、信息报送等工作”。
吴强是中国独立的时事评论员，也是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的讲师。 吴强学术研究的很大一部分聚焦于中国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控制。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共认为自己疫情期间管控得当，现在它需要将此固定下来。
他说：“在去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当局实际上是依赖这种网格治理，把70%的城市化人口都牢牢地控制住了。如果说中国防疫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么一个所谓的‘网格化’治理的成功 ，那么，它现在通过（出台）下放街道给权力的文件和制度， 实际上是在自我肯定‘创意有功’的网格化社区和治理的经验，然后，在政府层面上予以固化、加强和支持。…… 通过支持街道这个层面来强化现有的治理模式。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新冠疫情之后的紧急状态现在通过这个文件被彻底地制度化和巩固下来了。”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住房私有化以及农村人口的涌入，中共传统的凭借单位和户籍为主的社会监控体系在减弱和衰落。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去年6月的一篇题为《中共担心基层治理弱点》的文章说，新冠疫情期间的动员努力让中共增强了监控的决心，同时也教会中共如何监控。
“枫桥经验”，就地解决问题，不把矛盾上交
在《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发挥其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平台作用。”
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认为，中国的“抗疫模式”也是“枫桥经验”的具体应用和再现。“枫桥经验”指的是1963年，在浙江省宁波专区诸暨县枫桥区进行的依靠群众（而非政府） 坚持群众路线，动员和发动群众就地监督改造所谓“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 的经验。
“枫桥经验“是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在邓小平、江泽民时代，这几个字眼几乎绝迹，但是在习近平上台后，不止一次地提出”枫桥经验”，并把它当作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好方法。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刚2013年在习近平提出“枫桥经验”后不久撰文说，习近平重提“枫桥经验”是“罔顾史实，罔顾逻辑，罔顾公众特别是亲历过毛时代、被侮辱被伤害者的切肤之痛，……刺激亿万人敏感神经。”
吴强认为，“枫桥经验”的精髓就是“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矛盾”。这是习近平避免让自己成为社会矛盾的最后防线的一种策略。
他说： “地方政府现在有很大的责任把矛盾控制在自己这一层级上，而不是让矛盾扩大爆发到上一个行政层级，把他（习近平）自己变成最后一道防线。他很烦， 所有的事情都要在他这里做最后的批示。 这个体制防范的就是小矛盾演化成大矛盾，大矛盾演化成危机，危机变成大灾难，由他来亲自指挥和亲自控制。”
吴强认为，习近平通过这个文件，给予了基层政府一定的权力，同时让他们巩固“守土有责”的概念。
新冠疫情初期，湖北省武汉市市长周先旺曾坦言地方政府未经授权不能披露疫情，被外界指称为大胆甩锅给习近平。
在中国，居委会处理的重要纠纷通常与财产有关，包括物业管理公司的劣质服务。吴强认为，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民主改革，在乡镇和街道进行真正选举，让乡镇干部和街道主任对居民负责。
中国的乡镇和居委会选举曾经被当作中国基层民主改革的探索，但是，近年来，基层选举沦为形式。中国希望加强物业管理的“红色”成分，实现“党管物业”。
天网、地网和人网，民众被监控而不自知
中国媒体中国将抗击疫情期间群众路线和网络监控称为“天网+地网+人网”立体化社区管控模式。在治安防控领域，“天网”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安保视频监控系统、地网指的是地面的巡防系统，而“人网”则是群众联防系统以及志愿者结成的治安力量。
独立时评人吴强说，对民众来说，数字极权时代最大的
危险是被监控却不自知。他说，在中国，有人会因为生活中的不满和挫折、因为上访、因为借贷、因为邻里纠纷被打入“黑名单”。
他说：“只要你上了这些名单，无论是访民名单，还是说集资的名单，或者是其他刑事罪或是家庭有刑事罪成员，或是其他问题，你都会被数字极权悄悄打入另册。走在街道上，摄像头做了人脸识别后，就会把你用红点标记出来。”
吴强说，这样的监控是被监控者不知道的，走在被监控者身边的人也毫无察觉。这种毫无察觉的监控和控制让曾经在德国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吴强禁不住想起1930年代的德国。
他说：“德国1930年代在逮捕异议份子，在逮捕社民党时，都是在半夜三更进行，也是在努力地避免惊扰邻居、惊扰公众。这样的控制方式100%的实现让公众毫无觉察。毫无觉察任何社会控制，让更多的人处在一种被控制和被压迫中。”
他说，这种毫无察觉的监控让很多中国人现在生活在一种虚假的幸福安全和幸福之中。这与很多德国公民在德国二战投降后毫无察觉集中营的存在是一样的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