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的我第一次吃北京臭豆腐和玫瑰酱豆腐
1969年，局势稍微稳定些，爷爷就动身去北京看他的婶娘。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爷爷终于在我的想念中回到了家。别的我没有注意，但是我注意到爷爷带回来两个大坛子。一个坛子是鸭蛋青色的，一个是枣红色的。奶奶说这是北京臭豆腐和腐乳，爷爷最爱吃的。看起来那个坛子有一个半大西瓜大，一个里面至少盛有五六斤臭豆腐或腐乳。
奶奶一打开那个鸭蛋青色的坛子，一股臭味扑面而来，差点儿把我熏跑了，这不就是厕所大粪的味道嘛！另一个枣红色坛子里面的东西，好象是生产队杀猪分的猪血一样的，有血块还有血汤子，但是没有闻出来什么味道。
奶奶拿来两个花瓷碗，用筷子加勺子小心翼翼地把里面的块状东西夹出来放入碗中，满满两碗，然后放入一个小圆浅竹篮里，让我给住在街北斜对门的我姥姥家送去。
短短的行程中，我忍不住去看这两碗豆腐状的东西，看一次把我熏的近似晕一次，那个味道太强烈了。又过几年听村里面一个从抚顺市退休回家度晚年的老头儿讲朱元璋登基后招待大臣们吃珍珠翡翠白玉汤的相声，说那些端送白玉汤的宫女都扭头端着那碗白玉汤，我也是差不多扭着头拎着小竹篮。到了姥姥家，刚跟姥姥说着爷爷回来的事儿，就听姥爷边进堂屋门边说，“谁买来的臭豆腐？”，看来他们都知道臭豆腐的味道。
按照我们那时候那里的习惯，冬天就吃两顿饭，晚上就没有吃的了。而且，由于二叔三叔是成年人饭量大、而我弟弟没有奶水还需要额外的营养，所以自68年冬天起，爸爸、妈妈、我、妹妹、弟弟的小家已经和爷爷奶奶叔叔们的大家分家另过，只有过年时爸爸妈妈请爷爷奶奶叔叔一起过。可是那天晚上，奶奶蒸了一锅馒头，还有高粱米粥，葱花炒白菜，让妈妈和我等过来一起吃，当然了重点是品尝臭豆腐和腐乳。我奶奶的发音是“腐卤”，我认为是“俘虏”，因为文革中每家都安装的小纸制广播喇叭里面放的解放军歌曲正是“别看他武器好，正义在我方，我撂倒一个俘虏一个，缴它几支美国枪，嘿！”。
奶奶掰开半个馒头，用筷子向里面抹了些血红的怕人的“俘虏”递给我，我犹豫着，看着爷爷和叔叔们享受地吃着，也就递进嘴里吃起来。真好吃！真香！真甜！真清香！我一下子就喜欢起俘虏不腐乳的味道，一直到永远。
奶奶又盛给我一碗高粱米粥（秫米粥），然后用她自己的筷子夹起一小块臭豆腐要放入我嘴里，我极力躲开，还是冷不丁让奶奶放入口中，在我准备吐出来的时候，一股鲜味占据了我的舌尖，我也就咀嚼赏鉴起来了，怎么没有臭味了？
小平同志教导我们说，“资本主义就跟臭豆腐一样闻起来是臭的，吃起来是香的”。我记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有这样的说法。可是我用goggle和baidu都查不出来出处。
反正，从那时起，我就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臭豆腐和酱豆腐（腐乳），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我现在的几个住处，冰箱里肯定有一罐臭豆腐和一罐酱豆腐。
过年的饺子要蘸着腐乳汁儿吃，这是我爷爷的标配。而我姥爷，是爱蘸着卤虾油吃饺子。瞧这亲家俩！
虾酱和虾油，是我们家再穷时也吃得起的海鲜。虾酱里面含有氯化钠、碘、磷脂、钙、镁、蛋白质（氨基酸）、多糖，有可能是虾酱支撑起我们县的文化先进，让我们那里的每万人里面的两院院士比例不亚于宜兴和东阳太多。
可是，臭豆腐比虾酱更臭，比虾酱更鲜。
记得第二天，奶奶给三太爷家、三大伯家（都是村里的地主富农）和对门的老三娘子都送了酱豆腐、臭豆腐。也有一些馋人到我家来要，其中有一个叫刘宝泉的复员军人（半傻不傻的）也到我们家来要，奶奶仅仅是用几片白菜叶上面放两块臭豆腐和酱豆腐给他，怕他们家穷光蛋，如果用碗给他，碗就有去无回了。
那两个带盖儿的坛子，后来被我奶奶用来放高粱了，记得很多年以后奶奶还在用着。
只是，下一次吃臭豆腐或酱豆腐就是74年前后的事情了，是姥爷赶集从县城买回来的。记得是姥姥让我送给奶奶一些。臭豆腐还是那个味儿，腐乳好像一点也不好吃。
转眼过了1976年，又飞速到了1981年下半年，我上了大学，在天津，吃食堂，早饭时的咸菜摊儿上就有卖酱豆腐的。
到了天津，才知道腐卤（腐乳）又叫酱豆腐。我几乎对天津所有的地方特色的吃食都不感冒，尤其是那个酱豆腐。天津人把酱豆腐还称为红方，把臭豆腐称为白方，在酱菜店里摆放着卖。那个红方，真的是红and方，有些硬硬的、棱角分明，可是让我吃起来怎么是除了酸和咸之外，什么味道都没有？我当时居然怜天悯人起来，觉得天津这“自来水腌咸菜”的地方，可怜的人吃个酱豆腐味道都不正。
大约是在大三的时候，我去教职工住宅区的食品店去逛游，居然发现有一种小瓶子里装的、看起来是黄白色的酱豆腐，标签上写的是玫瑰酱豆腐。我买了一瓶，好家伙居然要7角钱。到了宿舍打开一吃，味道很好的！虽然不如爷爷从北京带回来的酱豆腐味道，但是别有风味。我不由得就着馒头大吃起来。同宿舍的那六位开始还没有胆子也没有兴趣吃我的酱豆腐，一看到我享受地吃玫瑰腐乳的样子，馋胆包天，就纷纷伸筷子过来，七个似狼如虎的，一下子去了半瓶，抢着抢着，嘭的一声，瓶子掉到地上碎了，腐乳汁儿流了一地。我只好无可奈何地把固体酱豆腐收起来，当然到了晚上，就啥也没有剩下。我以后再没有买过这种玫瑰酱豆腐，主要是初师不利吧。
我上大学放假回家时，发现家里面已经是大块地吃腐乳就饭了，妈妈一买就是一大碗。据小卖店主说，这个用大缸盛着的酱豆腐是北京出产的。这个我信，因为这个酱豆腐（腐乳）就是我小时候爷爷从北京带回来的腐乳的味道，丝毫不差。看来故乡人比天津人幸福多了。现在天津食堂里面的酱豆腐还是那个红方，酸酸的、硬硬的、还粉粉的（一碰就碎）。
我后来有机会去北京，真的去前门大栅栏店里买过北京臭豆腐，是一小瓶一小瓶的，上面写着王致和臭豆腐。这时候我才把王致和和臭豆腐联系起来。在读研究生期间，应该还是吃过几瓶臭豆腐的。
但是自1969年，我再没有看见过爷爷带回来的那个鸭蛋青色的臭豆腐大罐子了。
在美国的华人超市里，当然有王致和臭豆腐，也有王致和辣腐乳、王致和大块腐乳、和王致和玫瑰腐乳。王致和玫瑰腐乳就是我儿时我爷爷从北京带回来的“俘虏”，三五十年下来，味道一点儿没有变。
我们家还是爱吃饺子，尽管家里领导有南方人血统。我们家吃饺子的景象是：领导蘸着腐乳汁吃，大女儿蘸着醋和腐乳混合汁吃，儿子蘸着酱油和醋混合汁吃，小女儿倒上半碗醋吃饺子不抬头；而我，等煮完饺子正式入席吃饺子时，就着小女儿剩下的醋，或者再加些虾油、偶尔蘸着腐乳汁儿，但是除夕之夜的饺子，肯定是蘸着腐乳汁儿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