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28：1973年秋，9岁，第一次吃烧烤（兼记我童年时的捉蝉、遇鹰）

现在母亲年纪大了，妹妹也不在国内，我就更高频率地回家看母亲。

按照母亲的要求，近年开始的每次回家都是在村头就下车步行往家里走，不管是从村东南还是从村西南进村，遇见熟识的村人就多聊几句。这样做倒不是为了标榜什么或捞取什么，母亲说这是我家的门风：在外闯荡事业有成的本家男人，不坐车坐轿进庄，是自我高祖父以前就形成的门风。

我倒是很乐意这样的，说不定就遇到哪一个小伙伴，说不定就聊到什么高兴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当然了，我也会碰上一些人，七八十岁了，腰弯弯的，目光有些呆滞，甚至腿脚有些像赵本山表演的那样。我也会赶过去握着他们的手，叫声太爷、三爷、二大伯、大叔、二哥、或大侄，也热热烈烈聊上几句。和他们聊着，我脑袋里也在过着电影，回想着几十年前与他们有关的事情。

这些人，当年可一个个是响当当的村干部。我们家在我小时候生活幸福与否都取决于他们，取决于他们的水平和能力。

“面糊”、“乏白薯”、“窝囊废”、“耗子扛枪窝里横”、“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黑瞎子进窝-------熊到家了”，这是我祖父和外祖父外祖母当年对他们具体做的事情的中肯、客观评价。

比如我们村那个小名是“老狗”的同姓、我应该称他为二哥的哪一位，是我们村最废物的人，是解放前唯一没有去过东北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家里有300多亩地，在家里当着大少爷），家里才有十几亩地只能靠卖糖葫芦过活。从土改到文革，他一直就是村支书。

他的三大业绩包括土改时把四分之一的我村土地划给了北面严庄村；大跃进初期吹牛亩产十万斤、让全唐山的社队干部都来参观学习，从而把队里的粮食和肥猪吃光；大跃进后期饥荒已经开始时受上级领导指使、愣说我们村还有一个几十万斤的“红库”，结果是变本加厉地被要求多交征购粮，以至于村里面饿死了十好几个老弱病残。我因此也知道村里人集体吃过玉米棒子芯、秋后的花生秧子、秋后的红薯秧子、白菜梆子、萝卜缨子，还有些个人吃过柳树芽和榆树皮。

如果不是早年走南闯北有些见识的我外祖父带着七八个年轻人几次到铁道北的卢龙县捡回来好几车冻烂白薯给村民充饥，饿死的估计还要更多。

我们村的这些村干部绝对听从公社干部的，上面说不能种经济作物，他们就仅仅种麦子、高粱、玉米、大豆、小豆、红薯，不再种甜瓜、大葱、大蒜、土豆、洋葱、胡萝卜、芝麻、花生、绿豆、谷子、黍子这些低产但是可以调剂人们口味的作物。

在我的儿童时代，我平均三年吃上一个甜瓜，年均吃大葱不会超过两棵，土豆和胡萝卜都是二姑家每年送给我家十几个，大蒜是老姑每年送给我爷爷的十几头，花生也是老姑每年（73年以前）送给我们家一小袋的，香油和麻酱都是用父亲吃商品粮的粮本领一些。

从1968～1977年，我们村绝对没有种过大蒜和甜瓜。大蒜和洋葱历来被我视为奢侈品，一直到我出国自己开火做饭。

我们生产队的干部们还有一本事，就是一个执行上级领导对社员（村民）口粮的限制，12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每年分带皮的毛粮240斤，12～18岁的半成年人分毛粮300斤，成年人分毛粮360斤。他们忘了那句话：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而邻近的严庄和5华里之外的北常坨大队，村干部就能阳奉阴违，让社员们每人每年分到400～600斤口粮。后来随军成为秦皇岛城市户口的我老姑去年还跟我说，他们的大队书记，就是文革中也有本事多给社员分粮食，他们全村人从来没有吃不饱的问题。临了老姑也是一句“咱们庄里那些王八cao的们，一群乏白薯”。

 

但是，在1973年，我们大队（村）的四个生产小队的干部们做了一件破天荒、大得人心的好事情，就是决定在河西的沙子地上种上落花生。我们终于可以吃上自己生产队生产的花生了，我很高兴，很期盼。

在73年六月底的一个星期日，我们四五个小伙伴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去河西的树林里捉“老哇哇”。老哇哇是我县生长的三种蝉之一，个头大，哇哇的叫声也大。捉比较小的蝉，叫声是“唧唧”的、俗名也是唧唧的用蜘蛛网粘就行。捉大的这种大个儿老哇哇或者聪明的知了，就只能是用马尾来套。就是用一个很长的高粱秆，头上面绑上一个细竹棍，细竹棍上有一个用马尾巴上的细丝做的活套。

当发现某一棵树上有一个鸣叫着的老哇哇（当然是公的）时，就蹑手蹑脚走过去，慢慢的把那个活套送到老哇哇或知了的头上部，然后猛地向下一拉，不管这个马尾套已经套上了老哇哇或者仍然处在老哇哇头上部，只要老哇哇受惊一飞，百分之百地被套住，越用力套的越紧。不断变声惨叫着的老哇哇就算捉住了。老哇哇和知了都长着一对外突的大眼睛，只要用结实的马尾套上了，绝对跑不了。河西沙地上的树长得比较矮，所以我们小半天下来就捉到了好几十老哇哇和五六只知了。我们把它们都装入了一个小布袋中扎上口。

这老哇哇也没有什么用途，好像壳太硬，个又大，鸡也不吃。就是好玩吧。这也是一种传承吧，记得《佝偻承蜩》里讲，孔夫子就观察过一个驼背老头用粘胶粘蝉，并形成了一篇庄子曰。

我们玩够了套老哇哇和知了，就开始往沙子坑里跳，我找了一个有两米深的地方勇敢地跳了下去，结果是肠子肚（一声）子墩的生疼，半天蹲在地上捂着肚（四声）子起不来。小伙伴们都同情或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最后一个活动，就是去花生地里看花生。

都说落花生、落花就生。

我们看到了，花生开了花，花朵落在地上，然后开花那地方就长出来一个针样的东西，一直向下扎入土中。

有小伙伴说那个花儿到地下就成了花生，那个针是去找它的。我半信半疑的。

我和小朋友望着绿油油的花生地，心里面充满自豪和期待。

毕竟在我们那里，在方圆几个生产大队里，只有有沙子地的我们村和北庄坨村种有花生。

 

想起来了，北庄坨村至少从1972年就种花生，那一年秋天奶奶还带8岁的我去拾过花生。也不知道长着一双解放脚（指四五岁时被裹上了裹脚布，后来又不裹脚任其自然生长）的奶奶怎么想起来带着我跑那么远的地方去拾花生。可见推动力得有多大！

那一天上午，我努力地用小镐刨着，实际上也没有捡到50粒以上的花生角。

一个额外的收获是北庄坨村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就知道了我奶奶是五六十年代他们老师的老伴，很多姑娘媳妇们都过来和我奶奶说话，说她们老师对她们可好了，净给他们讲孙猴儿金箍棒打妖精的故事。哈哈！

 

在我们村的花生成熟以前，我就去过这一次花生地，倒是经常听妈妈讲花生成长的情况。

终于到秋天了，地里的高粱玉米等大庄稼都收割的差不多了。

这时候就听说开始收获花生了。

有那么一天下午放学以后，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我们三五个小伙伴撂下书包不吃饭就去了花生地。记得那天阴沉沉的。

村子距离花生地有三里多地，我们急急忙忙地走过去，过了桥，又走了老远，终于看到花生地了。我们去的是我们生产队的花生地，花生地里有不多的几个社员在干着活儿，只见花生秧子被拔出来了晾着，每一株花生秧的根部还带着湿土，也带着一束束的花生。好像没有人管，我们过去从花生秧上摘下来花生，拨开皮就吃起来里面的带红皮的生花生。没法说这样的花生有多好吃，水水的，有香味有甜味，但是不如平时吃得生花生和熟花生好吃。无论如何，只要没人管，我们就尽可能地往嘴里塞往兜里放。我也观察到，花生角里有的只有一粒花生米、有的有两粒、更多的有三粒、很少的花生角里有四粒。

吃得肚子里有底了，再站起来放眼望去，看到一些社员在围着一堆火儿，火堆上有烟冒了出来，我当时还想点狼烟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壮着胆走过去，发现用半干半湿的玉米秆拢着的火堆里面有花生、有白薯、有玉米棒子、有大豆角。烤玉米和烤白薯的香味扑面而来。我们都忍不住地咽口水。

没有人阻止我们，我们就大胆地走到近前，用树枝扒拉出来烤熟了的白薯和玉米吃。白薯剥了皮吃，玉米也是剥了皮吃。这是第一次吃烤玉米，那个味道是煮玉米没得比的。以前两三年能够吃一次煮青玉米就很不错了。

看见没有人管，我们继续抓起带着花生角的花生秧扔到火堆中，一会儿再用树枝把它们扒拉出来剥了吃。烤白薯、烤玉米、烧大豆、烧花生，我们吃得那个美呀，早把由于阴天带来的心情不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见两手是黑的，嘴唇也是黑的。没有水喝，没有水洗手，但是没有人喊渴。

我肚子吃鼓了，膀胱也憋满了，就独自向北走去，那是一片树林。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那样不要脸，一个个的老头、大老爷们在天津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街道上、公园中、高速公路边上，掏出家伙就撒尿。

我背着花生地方向，面冲着北面开始放水，眼睛倒是注视着前方。怎么我这尿还没有尿完就打开了冷颤？前面杨树上那两个黑大个儿是啥？是动物还是死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