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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23:1975年春,11岁,第一次吃黄玉米面、第一次吃返销粮、第二次吃进口食品

故事23:1975年春,11岁,第一次吃黄玉米面、第一次吃返销粮、第二次吃进口食品

博客

记得刚来美国,中午大家在大学餐厅围坐吃着香喷喷大米饭红烧排骨,一个同学讲笑话说:“一个领导给群众做报告说‘北美有个加拿大、过去吃大锅饭时是大家拿、现在轮到我拿大家了’”。

这是我听得第二个拿加拿大国名找乐的笑话。

今天在超市又买了些青玉米,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我听到的第一个关于加拿大国名的笑话,是爷爷在1975年春天讲的。

 

话说六七十年代,农村产粮是有目标的,这当然不是大跃进时的亩产100万斤,这时候定的目标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即上纲要、跨黄河、过长江。华北地区上纲要就是亩产达到400斤以上、跨黄河就是亩产500斤以上、过长江就是亩产800斤以上。在70年代早期,由于化肥主要是氮肥的使用,亩产达到500市斤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的小玩伴的爸爸是我村(生产大队)第二生产小队的队长。在1973年,二队的亩产真的达到800斤了,他爸爸作为劳动模范光荣地去唐山市参加了劳模会,我也与有荣焉。

可是在1975年的春天,我们全村四个生产队的村民(那时候叫社员)却吃起了返销粮。返销粮的定义,百度百科上有,简而言之,就是国家反过来向粮食生产单位(农村生产队)销售粮食。我们村吃返销粮的起因是,到了1975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许多农民都向村干部反映说家里快断粮了马上揭不开锅了(我们家毕竟有一个吃商品粮的爸爸,还有姥姥家、甚至其他城里的亲戚可帮助一些,但是一般农民就不行了),村干部只好向公社、公社干部向工委、工委干部向县委逐级反映缺粮情况。

说实在的,自从1949年至今,共和国的大地上几乎没有什么大面积的、长期的自然灾害。没有旧社会那种三年滴水未下,十年九不收的年份,六七十年来都差不多是风调雨顺的。

我小时候我爷爷说:“乾隆爷是个好皇帝,因为他每天早晨起来一定做两件事,一是给皇太后请安、二是问各地有没有奏本报灾的”。

所以,尽管我长大以后进一步了解乾隆帝还大兴文字狱、好大喜功、令舅嫂生下福康安、等等,我仍然认为他是个有道明君。

1974、75年,我已经记事了,我的家乡真的没有什么自然灾害,但75年春天就没有粮食吃了。

这说起来有这么几个原因:

解放后生育率不变甚至增加,可是婴儿死亡率大大减少,所以人口净增长率高得很。

几乎没有人口流出。过去几十年我们村每年都有几个考上大学、中专的,而且男孩子考出去的概率大很多(一个男孩子走出去,意味着未来十几年内村里少几口人,你懂的)。可是文革时期的农民(应该说是农奴吧),出县串亲戚还需要大队、公社开介绍信的,上大学的路子早就断了。解放前,我们那里大多数十几岁的男孩子上东北学做买卖是很自然的。而文革以前,乡人还可以以盲流的形式去东北讨口饭吃,文革后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70年代偶尔听说某个村的某一家人户口迁到东北农村去吃饱饭去了,但是这种概率是5年内100户人家里不到一户。

人口显著增加了,可是可耕地亩数几乎没有显著增加,尤其是在我们那种平原地区,顶多靠平掉各族各姓的祖坟来增加的一点耕地面积非常有限。

随着化肥的使用,粮食单产有大幅增加但是毕竟不是年年增加着。现在我的故乡那里亩产1000甚至近2000斤粮食很正常,可文革后期单产也就500~800斤。

所以,从50年代到70年代,人均占有粮食的斤数应该变化不大。

75年春我们村的村民缺粮,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公社干部没有让74年初夏种的晚玉米和仲夏种的红小豆在秋天得到收获。

老家的谚语: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

这就是说,一定要在秋分前后种下冬小麦,经过一个冬天的冬眠,小麦麦苗在春天返青,在夏至前后我们那里收割麦子。在收割以前,两垅麦子之间就套种上了晚玉米,等麦子收割完后,麦子留下来的空地就种上红小豆或白小豆。在秋天,晚玉米和红小豆收割完毕,地就空下来,明年春天就会种上早玉米,在秋分前早玉米收割完毕,空下来的地再种上冬小麦。

这样一个循环下来,相当于两年收获了三茬庄稼。这就是所谓的“两年三熟”。

当然了,更暖和的南方可以做到“一年两熟”甚至一年三熟,更冷的东北产粮区,就只能是“一年一熟”了。

可是在文革后期,有些极左的县领导,要一年建成大寨县、奋斗三年过长江。他们要强行推广“一年两熟”。

怎么办?

县领导给公社领导下指标,公社领导给大队干部下命令,在1974年秋天,要把所有的水浇地都种上冬小麦。

可是有近小一半的地里还生长着绿油油的晚玉米和小豆秧,那玉米棒子刚刚吐穗,就算是作青玉米棒子卖也太嫩了,小豆粒还是一包水儿。

生产队干部知道这是瞎折腾,能拖一天是一天,公社干部就不干了,直接让公社农机站把拖拉机开过来,把好好的晚玉米地用犁翻过来,然后让社员们在软软的新土上种上了冬小麦。

这74年的晚玉米和红小豆就相当于白种了,颗粒无收,只是做了冬小麦的绿色底肥。这样一来,1974年我大队四个生产小队的总粮食产量相当于减少了15~20%。

 

所以,最具有讽刺的一景出现了,在那个革命的火红年代除了生产粮食什么也不允许生产的“冀东粮仓”的农民要等着吃返销粮了。

TMD!

 

趁着大小干部们给我们村农民申请返销粮的空档,我再说点儿别的。

话说1982年秋天的一天,我又应邀去二表舅家度周末(请见故事18,我第一次吃黄花鱼),二表舅妈一见我就很高兴地说“xy你真有口福,有一个宝坻老乡,是你二舅下乡搞四清认识的,他上午刚来,送了一些新产的粮食,晚饭我们吃新棒子面”。

晚饭吃的是馒头、炒菜,临了有棒子面糊糊喝。

我也喝着二舅妈盛给我的一碗棒子面糊糊。但是一边喝着一边在想“我之所以好好读书考大学,就是为了不吃棒子面;我之所以到天津读大学,不去北京和石家庄,就是因为知道天津的粗粮是大米”。

这是不是辜负了二表舅妈一片好意?

我上小学初中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应该是很大的,反正现在我发现我那十三四岁的儿子比我吃的还多。

可是我小时候,作为小孩子家从生产队分的口粮是每年带皮的毛粮240市斤。如果去掉麦麸、米糠、玉米脐和皮,那就更少了,那时候可没有什么副食品。

那时候农民的主食就是棒子面、高粱米和红薯,麦子分的很少,一个成年人才分60斤。对了,生产队要分很多红薯(白薯),分5斤红薯算一斤口粮,而3.7斤红薯的热量大卡与1斤玉米的热量大卡一样,这相当于农民占了些便宜。但是红薯(白薯),它吃多了胃里冒酸水;再说了,北方农村吃饭不愿意甜咸配。

我爱吃三种形式的玉米:煮着吃的青玉米,爆米花,大茬子粥。可是大茬子玉米粥太难做熟了,需要很多柴禾,妈妈轻易不做;崩爆米花,是走资本主义,在我们那里,1968年~1978年之间是绝迹的;若想吃青玉米,就得靠偷生产队的,那是做贼。反正77年以前我吃的青玉米不会超过5个。

所以,玉米主要是以玉米面的形式来消费。贴玉米饼子、蒸玉米窝头、吃玉米面做的糊涂汤(加青菜、加盐的玉米糊糊,我们那里称为藜黍汤或糊涂汤)是我们那里的吃玉米面的形式。偶尔,妈妈还给我们烙玉米饼,放上一些葱花。虽然好吃一些,但是费事费油。

吃玉米面饼子的问题是难以下咽,口感也很差。

所以,如果是吃玉米面饼子,我一般就吃三分饱吧。小时候的我,尽管干着很重的农活,而且还挺有劲的,可是长得猴瘦猴瘦的,我奶奶叫我瘦骨龙。

我妹妹爱吃死面玉米饼子,我可恨她了,觉得只有是“馋痨”饿死鬼投生的才会爱吃玉米饼子,我和妹妹儿时一起长大,也就在这一点上有分歧。

我也不喜欢爱吃藜黍汤的三叔,听他吃藜黍汤发出来的欢快声音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我与一个西班牙同学开玩笑说我最恨哥伦布了。他连忙问我为什么。我说如果哥伦布不发现新大陆,我就不用吃玉米、土豆、红薯、辣椒和火鸡肉了,我也不用被动吸烟了。

这几样东西,我真的不太喜欢。

妈妈说她在石家庄读书时,学校食堂吃一种黄玉米面,做成中间带一个眼儿的窝头,当地人叫它黄金塔。

我当时想,是不是黄玉米比白玉米好吃?那黄金怎么比白银贵吧?姥姥说黄金白银是18换,即一两黄金可以换18两白银的。

过了一个多星期吧,公社真的把返销粮送到村里来了。送来的是加工好的黄玉米面。我们家分得了好几十斤吧。

这个黄玉米面是从用加拿大进口的玉米加工的。为什么说这是第二次吃进口食品呢?

因为在此之前,我第一次吃的进口食品是伊拉克椰枣,齁甜齁甜的。那是姥爷在我上小学之前买的,妈妈说伊拉克人有肝炎,每次都是用锅蒸过以后才让我们吃。

 

妈妈就用黄玉米面给我们做了黄金塔。

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难吃的玉米面窝头!

白玉米,虽然难以下咽,但是没有什么怪味道,这黄玉米是什么破味道!(您如果喜欢它的特有清香,那是您的口福)。

我是真的不爱吃这黄金塔。

我就想起来爷爷说的一些事情:在解放前,我曾祖父海归回来当铁路局长月薪700大洋,李大钊月薪≤280大洋,天津北京警察月薪8块大洋,一般工人月薪3块大洋(年底还有分红)。3块大洋可以买三袋洋白面(小麦面粉),一袋有40多斤。3块大洋可以买二三百斤棒子面。

我那时候已经有了地理知识,我想人家澳大利亚出产洋白面,这个破加拿大怎么就产玉米,而且是这么难吃的黄玉米?

爷爷看我不高兴,就跟我开玩笑说“你知道加拿大为啥叫加拿大吗”。我耳朵当然竖起来了(我求知欲强嘛!)。

爷爷说:加拿大人吃棒子面窝头,用筷子一夹,用手一拿,那窝头就变大了。这不,一夹一拿就大了,夹拿大。这就是加拿大国名的来历。

我:爷,你不是说外国人不会用筷子吃饭吗?

爷爷:哦,加拿大人原来不会用筷子,后来为了吃窝头就会用筷子了。

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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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我爱丁二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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