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23：1975年春，11岁，第一次吃黄玉米面、第一次吃返销粮、第二次吃进口食品

记得刚来美国，中午大家在大学餐厅围坐吃着香喷喷大米饭红烧排骨，一个同学讲笑话说：“一个领导给群众做报告说‘北美有个加拿大、过去吃大锅饭时是大家拿、现在轮到我拿大家了’”。

这是我听得第二个拿加拿大国名找乐的笑话。

今天在超市又买了些青玉米，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我听到的第一个关于加拿大国名的笑话，是爷爷在1975年春天讲的。

 

话说六七十年代，农村产粮是有目标的，这当然不是大跃进时的亩产100万斤，这时候定的目标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即上纲要、跨黄河、过长江。华北地区上纲要就是亩产达到400斤以上、跨黄河就是亩产500斤以上、过长江就是亩产800斤以上。在70年代早期，由于化肥主要是氮肥的使用，亩产达到500市斤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的小玩伴的爸爸是我村（生产大队）第二生产小队的队长。在1973年，二队的亩产真的达到800斤了，他爸爸作为劳动模范光荣地去唐山市参加了劳模会，我也与有荣焉。

可是在1975年的春天，我们全村四个生产队的村民（那时候叫社员）却吃起了返销粮。返销粮的定义，百度百科上有，简而言之，就是国家反过来向粮食生产单位（农村生产队）销售粮食。我们村吃返销粮的起因是，到了1975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许多农民都向村干部反映说家里快断粮了马上揭不开锅了（我们家毕竟有一个吃商品粮的爸爸，还有姥姥家、甚至其他城里的亲戚可帮助一些，但是一般农民就不行了），村干部只好向公社、公社干部向工委、工委干部向县委逐级反映缺粮情况。

说实在的，自从1949年至今，共和国的大地上几乎没有什么大面积的、长期的自然灾害。没有旧社会那种三年滴水未下，十年九不收的年份，六七十年来都差不多是风调雨顺的。

我小时候我爷爷说：“乾隆爷是个好皇帝，因为他每天早晨起来一定做两件事，一是给皇太后请安、二是问各地有没有奏本报灾的”。

所以，尽管我长大以后进一步了解乾隆帝还大兴文字狱、好大喜功、令舅嫂生下福康安、等等，我仍然认为他是个有道明君。

1974、75年，我已经记事了，我的家乡真的没有什么自然灾害，但75年春天就没有粮食吃了。

这说起来有这么几个原因：

解放后生育率不变甚至增加，可是婴儿死亡率大大减少，所以人口净增长率高得很。

几乎没有人口流出。过去几十年我们村每年都有几个考上大学、中专的，而且男孩子考出去的概率大很多（一个男孩子走出去，意味着未来十几年内村里少几口人，你懂的）。可是文革时期的农民（应该说是农奴吧），出县串亲戚还需要大队、公社开介绍信的，上大学的路子早就断了。解放前，我们那里大多数十几岁的男孩子上东北学做买卖是很自然的。而文革以前，乡人还可以以盲流的形式去东北讨口饭吃，文革后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70年代偶尔听说某个村的某一家人户口迁到东北农村去吃饱饭去了，但是这种概率是5年内100户人家里不到一户。

人口显著增加了，可是可耕地亩数几乎没有显著增加，尤其是在我们那种平原地区，顶多靠平掉各族各姓的祖坟来增加的一点耕地面积非常有限。

随着化肥的使用，粮食单产有大幅增加但是毕竟不是年年增加着。现在我的故乡那里亩产1000甚至近2000斤粮食很正常，可文革后期单产也就500～800斤。

所以，从50年代到70年代，人均占有粮食的斤数应该变化不大。

75年春我们村的村民缺粮，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公社干部没有让74年初夏种的晚玉米和仲夏种的红小豆在秋天得到收获。

老家的谚语：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

这就是说，一定要在秋分前后种下冬小麦，经过一个冬天的冬眠，小麦麦苗在春天返青，在夏至前后我们那里收割麦子。在收割以前，两垅麦子之间就套种上了晚玉米，等麦子收割完后，麦子留下来的空地就种上红小豆或白小豆。在秋天，晚玉米和红小豆收割完毕，地就空下来，明年春天就会种上早玉米，在秋分前早玉米收割完毕，空下来的地再种上冬小麦。

这样一个循环下来，相当于两年收获了三茬庄稼。这就是所谓的“两年三熟”。

当然了，更暖和的南方可以做到“一年两熟”甚至一年三熟，更冷的东北产粮区，就只能是“一年一熟”了。

可是在文革后期，有些极左的县领导，要一年建成大寨县、奋斗三年过长江。他们要强行推广“一年两熟”。

怎么办？

县领导给公社领导下指标，公社领导给大队干部下命令，在1974年秋天，要把所有的水浇地都种上冬小麦。

可是有近小一半的地里还生长着绿油油的晚玉米和小豆秧，那玉米棒子刚刚吐穗，就算是作青玉米棒子卖也太嫩了，小豆粒还是一包水儿。

生产队干部知道这是瞎折腾，能拖一天是一天，公社干部就不干了，直接让公社农机站把拖拉机开过来，把好好的晚玉米地用犁翻过来，然后让社员们在软软的新土上种上了冬小麦。

这74年的晚玉米和红小豆就相当于白种了，颗粒无收，只是做了冬小麦的绿色底肥。这样一来，1974年我大队四个生产小队的总粮食产量相当于减少了15～20%。

 

所以，最具有讽刺的一景出现了，在那个革命的火红年代除了生产粮食什么也不允许生产的“冀东粮仓”的农民要等着吃返销粮了。

TMD！

 

趁着大小干部们给我们村农民申请返销粮的空档，我再说点儿别的。

话说1982年秋天的一天，我又应邀去二表舅家度周末（请见故事18，我第一次吃黄花鱼），二表舅妈一见我就很高兴地说“xy你真有口福，有一个宝坻老乡，是你二舅下乡搞四清认识的，他上午刚来，送了一些新产的粮食，晚饭我们吃新棒子面”。

晚饭吃的是馒头、炒菜，临了有棒子面糊糊喝。

我也喝着二舅妈盛给我的一碗棒子面糊糊。但是一边喝着一边在想“我之所以好好读书考大学，就是为了不吃棒子面；我之所以到天津读大学，不去北京和石家庄，就是因为知道天津的粗粮是大米”。

这是不是辜负了二表舅妈一片好意？

我上小学初中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应该是很大的，反正现在我发现我那十三四岁的儿子比我吃的还多。

可是我小时候，作为小孩子家从生产队分的口粮是每年带皮的毛粮240市斤。如果去掉麦麸、米糠、玉米脐和皮，那就更少了，那时候可没有什么副食品。

那时候农民的主食就是棒子面、高粱米和红薯，麦子分的很少，一个成年人才分60斤。对了，生产队要分很多红薯（白薯），分5斤红薯算一斤口粮，而3.7斤红薯的热量大卡与1斤玉米的热量大卡一样，这相当于农民占了些便宜。但是红薯（白薯），它吃多了胃里冒酸水；再说了，北方农村吃饭不愿意甜咸配。

我爱吃三种形式的玉米：煮着吃的青玉米，爆米花，大茬子粥。可是大茬子玉米粥太难做熟了，需要很多柴禾，妈妈轻易不做；崩爆米花，是走资本主义，在我们那里，1968年～1978年之间是绝迹的；若想吃青玉米，就得靠偷生产队的，那是做贼。反正77年以前我吃的青玉米不会超过5个。

所以，玉米主要是以玉米面的形式来消费。贴玉米饼子、蒸玉米窝头、吃玉米面做的糊涂汤（加青菜、加盐的玉米糊糊，我们那里称为藜黍汤或糊涂汤）是我们那里的吃玉米面的形式。偶尔，妈妈还给我们烙玉米饼，放上一些葱花。虽然好吃一些，但是费事费油。

吃玉米面饼子的问题是难以下咽，口感也很差。

所以，如果是吃玉米面饼子，我一般就吃三分饱吧。小时候的我，尽管干着很重的农活，而且还挺有劲的，可是长得猴瘦猴瘦的，我奶奶叫我瘦骨龙。

我妹妹爱吃死面玉米饼子，我可恨她了，觉得只有是“馋痨”饿死鬼投生的才会爱吃玉米饼子，我和妹妹儿时一起长大，也就在这一点上有分歧。

我也不喜欢爱吃藜黍汤的三叔，听他吃藜黍汤发出来的欢快声音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我与一个西班牙同学开玩笑说我最恨哥伦布了。他连忙问我为什么。我说如果哥伦布不发现新大陆，我就不用吃玉米、土豆、红薯、辣椒和火鸡肉了，我也不用被动吸烟了。

这几样东西，我真的不太喜欢。

妈妈说她在石家庄读书时，学校食堂吃一种黄玉米面，做成中间带一个眼儿的窝头，当地人叫它黄金塔。

我当时想，是不是黄玉米比白玉米好吃？那黄金怎么比白银贵吧？姥姥说黄金白银是18换，即一两黄金可以换18两白银的。

过了一个多星期吧，公社真的把返销粮送到村里来了。送来的是加工好的黄玉米面。我们家分得了好几十斤吧。

这个黄玉米面是从用加拿大进口的玉米加工的。为什么说这是第二次吃进口食品呢？

因为在此之前，我第一次吃的进口食品是伊拉克椰枣，齁甜齁甜的。那是姥爷在我上小学之前买的，妈妈说伊拉克人有肝炎，每次都是用锅蒸过以后才让我们吃。

 

妈妈就用黄玉米面给我们做了黄金塔。

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难吃的玉米面窝头！

白玉米，虽然难以下咽，但是没有什么怪味道，这黄玉米是什么破味道！（您如果喜欢它的特有清香，那是您的口福）。

我是真的不爱吃这黄金塔。

我就想起来爷爷说的一些事情：在解放前，我曾祖父海归回来当铁路局长月薪700大洋，李大钊月薪≤280大洋，天津北京警察月薪8块大洋，一般工人月薪3块大洋（年底还有分红）。3块大洋可以买三袋洋白面（小麦面粉），一袋有40多斤。3块大洋可以买二三百斤棒子面。

我那时候已经有了地理知识，我想人家澳大利亚出产洋白面，这个破加拿大怎么就产玉米，而且是这么难吃的黄玉米？

爷爷看我不高兴，就跟我开玩笑说“你知道加拿大为啥叫加拿大吗”。我耳朵当然竖起来了（我求知欲强嘛！）。

爷爷说：加拿大人吃棒子面窝头，用筷子一夹，用手一拿，那窝头就变大了。这不，一夹一拿就大了，夹拿大。这就是加拿大国名的来历。

我：爷，你不是说外国人不会用筷子吃饭吗？

爷爷：哦，加拿大人原来不会用筷子，后来为了吃窝头就会用筷子了。

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