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9：1981年7月31日，12岁，第一次吃压缩饼干（记唐山大地震，第四部分）

7月31日，整体大地震的严酷事实也就展现在唐山人的面前了，也展现在我们村的人面前。包工头蒋二回来了，他没有缺胳膊短腿，身上只有大块的擦伤，那是荣耀的标志，因为他在唐山震后这几天，从废墟里扒出来几十个人。

邻村宋姨的丈夫回来了，只身回来的。本来他是带母亲去唐山看病的，他住在一个小旅馆，没有压死也没有压伤，可是他的母亲，住的医院一层震后成为地下的第n层了，几层楼塌陷进入地下成了废墟。

我们村副书记的姐姐一家在唐山，他让一个在县磷肥厂工作的小伙子借来防毒面具，和一个侄子去了唐山把姐姐一家4口安然接回来。

我们家没有在唐山的亲戚，虽然高祖父和曾祖父都是从唐山市发迹的。

伤亡最多的是西邻老F家，他的大女儿的丈夫被压死了，好在大女儿和孩子们都安全回到了老家。他的二女儿的丈夫成了高位截瘫，但是不久她就和他离婚了。

老F的六女儿当时也在唐山，被震倒的房子压在下面，她的一个同宿舍的女工，被压死了。当那个女工的丈夫来救自己的妻子在外面呼唤着自己妻子的名字时，她如实相告说他妻子压死了，如果他把她救出来，她就嫁给他。这个唐山汉子救出了她。

这个六姑娘被救的故事是儿时好伙伴李顺儒在7月31日我们俩去给各自家里养的猪挑野菜时告诉我的，他的三舅娶的是老F家四姑娘。这个故事应该是真的，但是后来F6是否嫁给了那个救命恩人，我就不知道了。

2012年回乡扫墓见过F6，今年清明回家见过F4。妈妈、老姑、二叔，不同时候都说过：老F家10个儿女中，F1女、F3男、F5女，这三个人都很好；F1男、F4女和F6女最坏，文革整我们家最狠。

唐山大地震老F他们家伤亡最大，他们家的抗震棚也搭的最大，最有气派，用的材质也最好，有塑料、有油毡、还有苇席，一共是三层搭建的帐篷顶，他们家来来往往的人也最多。

 

作为半大的孩子，我们是天然趋向快乐的，看着这么多的人住在帐篷里，家长里短的事情都暴露在外面，每天都有新闻，觉得这日子是挺好的。

7月31日，从公社以外来的救灾物资就发到村里了。有新衣服、新被褥、手电筒、收音机、新书包、作业本、胶靴、雨衣、蚊帐、煤油炉、面包、压缩饼干、打火机、火柴、等等。

我们家（妈妈、我、妹妹、弟弟算一家，二叔二婶算一家，爷爷奶奶算一家）一共分了三盒安全火柴，秦皇岛火柴厂生产的，一家一盒，各价值2分钱。

副书记家分了别的救灾物品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们家分得了压缩饼干，传说中的压缩饼干。更小时我就知道，解放军叔叔打仗时已经不像志愿军叔叔那样吃炒面了，而是吃一种压缩饼干，这种压缩饼干，一块顶四块，吃一小块，就可以一天不饿。副书记的儿子是我的玩伴，他给了我一小半压缩饼干。这小块压缩饼干，与我们那里供销社里卖的“小砖头”点心差不多，但是掂起来更沉。我怀着神圣的心情吃了一口，很硬、不很甜、但很香。

但是那天中午，吃高粱米粥的时候，我一碗也没有少吃，晚饭前照饿不误。

所以，对压缩饼干的神秘感就消失了，以后也很少忆起。

想当年我在美国开了个公司，两年后居然把自己做博士后的大学的女同事雇佣了（其实是州政府出钱的博士后），这个漂亮美国白人女孩子没有啥实质性贡献就是在家养了个孩子，但是她说过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公平，这个世界最缺的是公平。

唐山大地震，我们家一共分到了三盒火柴，价值3x2=6分钱。另一个角度，我们家完好，就算我们家捐三包（一包含十盒）火柴都愿意。

 

8月1日，有外地的医疗队已经志愿灾区到了我们村，我听的出来他们是东北锦州那边过来的。只见他们男男女女几个人，空着手在村里面走着没啥事儿。

这时候，一个年轻的媳妇抱着孩子哭着走了过来，她刚才不小心，女儿让开水烫着了。孩子哭、大人也在哭，心疼的哭着。

医生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按传统，应该用獾油（其实什么液态的动植物油都行，就是把烫伤创面与空气隔开，避免空气湿度（干燥时）的影响，避免细菌感染），但是当时找不到。那个孩子的愚蠢的奶奶，提到可以放上碱面（纯碱，碳酸钠），有一个女医生还在好奇地和老太太谈论着。不知道后来怎么处理了。

震后的1977年春天，我开始学初中化学课，自第一堂化学课，我就无法收拾地、无可救药地、疯狂地爱上了化学。

现在我的一部分研究与碳酸钠密切相关。碳酸钠是强碱弱酸盐，它的水溶液的pH值在11.5左右，人体的pH值在7.0～7.4左右。碳酸钠作为一种盐，其固体肯定是吸水的，其水溶液肯定是碱性的。试想一想，伤口上撒盐是什么感觉？那伤口上撒碱面呢？恐怕撒“面起子”（小苏打、碳酸氢钠，其水溶液pH=7.8）都不行。难为那个老太太想得出来？！

但愿她们回家没有这样做，否则孩子还不得哭死！

 

我们村的一户人家养的一只羊地震时被砸死了，可能这是我们村唯一大型动物的震亡（至于洞里的老鼠是否被压死没人统计也无法统计）。他家当然很心疼了，估计这只羊就被全家人吃掉了。后来这个家的妈妈，就得了毒性痢疾，没有一两天，就故去了，才40多岁，留下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出殡的路上，孩子们那个哭啊，没有血缘关系的好几个年轻姑娘媳妇都在出声的哭着。当棺材下葬时，几个孩子更是哭的声嘶力竭，三儿子和女儿甚至挣脱开别人的阻拦，不顾一切的扑向正在填土的墓坑。

这家的三儿子，后来成了我的表姐夫，成了我二舅二妗子的女婿。

 

不经意间又说到了我们家二妗子。

我的聋哑大舅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大舅为姥爷姥姥搭了一个全村最漂亮的抗震棚，完全参照瓜田里的看瓜棚的构型。那简直是艺术品！这个抗震棚用了大量木料，这对我姥姥家不是事儿。这个抗震棚防震、抗涝、防雨、防雷、抗风、抗砸、隔热、防蚊。这个抗震棚建在后街，坐西朝东，离地面有一米多高。哪怕是在中午，坐在了里面，小风一吹，那真的是叫美！

话说8月1日这一天，本村的我姥爷的一个堂侄子的媳妇来看我姥姥，两个人就聊着天。这个堂侄媳妇，养的儿子现在是解放军的一个副师长（当时没有看出来那个傻小子有这出息）。我的二妗子从前院看到了她们在聊，过了一会儿，二妗子看到这个堂弟媳妇还没有走，就怒冲冲地从前院奔过来，大声的训斥人家，说人家这样那样的不好，说人家在和她的婆婆讲她的闲话。这个堂侄媳妇也是地主人家的闺女，修养极好的，就只好忍声回家了。到了当晚的后半夜，这个二妗子，就专门跑到后街来辱骂她的婆婆。姥姥想到这天灾人祸的大半夜的，不想让邻居受扰，只能忍着，可是作为姥姥那样的性格，肯定是难受的很、窝火的很。第二天早晨，就起不来了，发着高烧。大舅回家吃早饭，发现姥姥居然没有起床，就来告诉我妈妈。妈妈和我赶到姥姥家。姥姥大声喘着气，怒声骂着二儿子娶这么一个妨人败家的老婆。这个二妗子（也许叫“喂不熟的狼”更好），还连续闹了两个晚上。反正那几天，我听到一个走南闯北的村里人说“YT县tmd就不出好人”。

 

这时候我的二舅和我爸爸都哪去了？

我的二舅那时候在县委宣传部门，自然是要抗震救灾不回家的，好在他在县城，离得近，家里容易得到他的消息。

而我的爸爸，正随着县教育局副局长在一个村子蹲点，那个村子离我们家很远。副局长说抗震救灾要紧，谁也不许回家。

所以直到8月3号，我父亲才得以回家。据妹妹讲，爸爸进院一支好自行车，就抱住弟弟哭了起来。

当我见到爸爸时，爸爸正在和爷爷聊着天，他说到，地震那天他住在大队部里，房子没有倒，他跑到街上。一个晚上看场的农民跑了出来，对我爸爸大喊“发水了，发水了”。可见看场人当时睡得多死，连7.8级的地震都感觉不到。

爸爸又说到，28日黄昏那场7.1级的余震时，从东北过来的满载解放军战士的几十辆军卡车，正行驶在滦河大桥上，好几辆军车栽入暴涨的滦河水中。爸爸以后也几次为这些解放军战士的牺牲而感叹。

从我的博客中，网友看到的是我的少已更事的小大人形象，那只是因为涉及到了“吃”“穷”“过日子”。但是当涉及到了感情，涉及到了爱这些奢侈的情感类，我认为当时的我自己就是一个乡下傻小子。我不记得爸爸托人给家里报平安，我也没有记得妈妈提及爸爸，我更没有主动问妈妈爸爸怎样了。

当然，我可以解释甚至辩解：当时满12岁的我一点也不关心爸爸的安危是因为在我周围没有发生死亡，也知道地震发生在唐山，离我们县还很远，爸爸蹲点的村子比我们村离唐山更远，应该更安全。

 

现在我看资料才知道，唐山大地震中我们县死了500多人，伤的更多。

 

唐山728大地震，我离震中70公里；

纽约911事件，我离双子楼20公里；

天津812大爆炸，我离出事地点25公里。

911时，美东时间9：35左右，我就给妈妈和老姑打电话报了平安；

812时，我也赶紧给家里领导打电话报平安。

 

其实，728唐山大地震，不少专业半左右人员都已经预报出来了。

我高中毕业班的物理老师侯世钧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受人尊敬的地震预报人员。

 

下面是我摘自张庆洲写的现实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

    

    侯世钧，男，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1964年8月，分配到唐山地区乐亭城关中学(“文革”期间更名乐亭红卫中学)任初、高中物理课理化教研组长。

　　1969年，渤海地震后，红卫中学成立了地震测报小组。

　　1970年1月，参加首届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对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和以后的序列强余震基本做出了准确预报。为此被评为河北省科技先进工作者，并被推荐为参加首届全国科技大会的候选人。

　　侯世钧圆脸盘，个不高声调也不高，很慈祥的老人。

　　他把满满一提袋资料小心翼翼地展现在我面前。那份极其珍贵的地震预报意见，16开纸上方的订书钉一层锈迹。我抚摸着这些珍藏了二十多年的史料，只觉眼中一潮。

　　唐山震后时间不长，一名记者来到了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跟他谈了很长时间。记者说，这些事不可能见报，但是作为青少年开展科技活动，有可能写一写也不一定能发表。记者说，没法说！还真没见报。

　　当时去红卫中学参观的人多极了。什么地球物理所的，什么生物所动物所化学所的，一拨一拨地来看资料了解情况。

　　乐亭红卫中学有三种观测手段：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出的地应力仪、地磁偏角测量仪和地温测量仪。再就是他们埋没的土地电，极距75米，地下走电缆。乐亭没有大工厂，干扰小。土地电埋设在田野里，就连小工厂也没有。

　　侯世钧成功地预报过多次地震，震级和发震时间主要是地应力，趋势参考土地电，几种手段各有千秋。

　　乐亭红卫中学从1969年成立地震测报小组，一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在将近8年的时间里，一天观测三次，早8点中午12点晚5点，每晚填图、分析。这项工作

要持之以恒，风雨无阻，一天也不能中断。

　　从1974年开始，他们每天给地震办报数据。那阵儿是手摇电话机呢，摇几下总机电话员出来了，然后让她接县地震办。给地区地震队是用信报，特意印了一个

表，三天一报数。

　　1975年10月出现异常。唐山地区各监测台、站关于地震的呼声比较高。1976年5月，二中田金武老师给他写来一封信，探讨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以后的异常趋势，震情是结束了还是一个新的转折？他回信说，和林格尔地震后是有变化。1975年12月份开始出现异常，和林格尔地震是一个转折，异常还是继续发展。

　　1976年6月份，乐亭县地震办公室在县招待所召开了地震会商会，乐亭红卫中学正式提出：

　　七月中下旬，我区附近将有大于五级的破坏性地震。

　　1976年7月16日，异常越来越明显，幅度也加大了。侯世钧思想斗争了好长时间，又发出了书面地震预报意见。为什么有思想斗争？侯世钧说，发书面地震预报意见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如果发了而没有震，那……怎么交待？谁也不是瞎发的。当时华国锋有指示，京津地区5级以上地震要在24小时内作出预报。

　　虽然是慎之又慎的大事，侯世钧认为大地震即将爆发，所以才发了书面临震预报意见，并加盖了学校的公章。

　　侯世钧沉默了。他双手捧给我一份信函。由于年代久远，纸页之间有点粘，我一点一点地揭开了这页尘封已久的历史。

　　地区地震办公室负责同志：

　　现将我们这里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从1975年12月23日到1976年4月10日，我们这里东西道土地电出现正弦形异常，原来以为是4月6日河(和)林格尔6.3级地震所引起的，现在看起来不是。因为即(既)然有那么明显的长趋势异常，就应该有明显的临震异常，可是没有。据此，我们推算在7月中下旬我区附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此预报意见早在6月初县地震会上提出，不知已转告否？

　　另据地应力135°档情况看，也出现了长趋势异常，且坡度幅度都较大。

　　磁偏角从4月初也有长趋势异常。南北道土地电也出现了明显异常。

　　另外，根据东西道土地电日均差“二倍法”推算，7月23日渤海将有较大一点的地震发生，因为这有长趋势异常背景值得注意。综合以上情况，我们预报：

　　在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如需要可供资料。

　　致以革命敬礼

　　乐亭县红卫中学地震科研小组

　　1976年7月16日

　　说明：原件一式二份上报地区地震队和地区地震办公室。原件加盖“乐亭县红卫中学革命委员会”公章。……

　　很显然，这不是临震预报的原件，是发出原件后追发的一封信函。文中在分析趋势性背景时，提到了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这是在中国地震史上

很重要的一次地震，因为在这以后再也没有发生4.5级以上的地震，又过了113天便爆发了唐山大地震。

　　和林格尔地震为何模糊不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视野？像杨友宸、田金武、侯世钧、马希融、吕兴亚……他们和某些地震专家一样，也同样注视着和林格尔地震，却没有漏报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3日，唐山地区地震队两个专家来落实异常。他们开始并不是特别相信。侯世钧把东西道土地电、南北道土地电以及南北异极土地电、地应力、地磁等预报依据和图纸资料介绍给他们以后，他们又考察了仪器设备情况，心里也不安了，说回去详细向队里汇报，有什么情况保持联系。地震专家要走了，侯世钧就有点急。

　　他说，我们这里异常变化非常明显了。又说，根据我的计算，这个大震最低是6.7级，最高可达7.7级！

　　乐亭红卫中学书面预报意见只报了“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为什么又强调这个大震最高7.7级呢？侯世钧说，还不敢那样报。一是缺乏报大震的经验，二是5级以上就要逐级向上报了。白纸黑字，这是要承担责任的！

　　1976年7月23日下午，地震专家走了，“泥牛入海无消息”。乐亭开始下大雨。校园里有一口地震观测井，原来打水要系上三四米长的绳子，地下水位涨上来，

坐在井沿就能洗脚。显然，这不仅仅是下雨的原因。

　　1976年7月24日，雨仍然下着。呈米字形的四道地电，有三道把表烧毁！从1969年至1976年，也曾遇到无数次下雨，但没有微安表同时烧毁的现象。只能换上新表继续观测。这一天侯老师终生难忘。也许是太相信自己的数据和图纸，也许是太相信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也许是知道大震即将来临，他望着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再也受不了了，竟然在课堂上宣读了地震预报意见。下课了，他还鬼使神差地通报了一些教师。

　　这样做严重违纪。他知道。

　　侯世钧的临震预报是7月23日左右，白纸黑字无法更改。如果说24、25日没有震，他还不是特别担心的话，那么到了26、27日，侯老师全身的神经的的确确是绷紧了！

　　侯世钧监视这个大震已经太久，各种监测手段充分证明这是与和林格尔地震无关的大震。数据是可靠的，分析是严谨的，计算是无误的。所以才敢把临震预报通报给一些老师和学生，才敢跟调查核实的地震专家明确地讲，这个大震最高可达7.7级！

　　可是它不震。

　　这个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莫非真是虚报了？侯世钧心情也很矛盾，又希望震又不希望震。

　　7月27日黄昏。侯世钧在血色黄昏中铜像般伫立着，一颗焦躁不安的心也随着夕阳坠入了地平线。他的临震预报对地震界来说是虚报，对老师和同学来说可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夜里十点左右，侯世钧无奈地回到了宿舍。为了能及时逃生，依然没有锁门，门里边支了一根小木棍。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听着爱人均匀的呼吸声……大地震轰然而至。

　　侯老师挟着孩子窜出了门外。因为没锁门，一点逃生的障碍也没有。他爱人紧跟着出来了。刚逃离宿舍，山墙便轰轰隆隆地倒塌了。大地剧烈地摇撼，人根本站不住。侯老师右手抱着一棵树，左手挟着孩子。那一年孩子六岁。

　　在我采访结束的时候，候老师说我还有话想说。我望着他恳切的目光重新打开了录音机。我们忘记了吃饭，我倾听着一个曾经无私地付出青春岁月，白发苍苍依然不敢忘记祖国地震事业的老知识分子悲凉的心声。

　　我虽然不搞地震预报了，可这些年来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唐山大地震从整个预报形势来看，如果落实了周总理专群结合的方针，也就是说地震专家和群策群防结合起来，中国地震界应该作出临震预报。

　　唐山地区的群策群防水平，当时在全国也是很高的，关键是有一批人层次比较高，大部分是大学本科毕业的老师们。当时就教那么一点书，还有精力从事地震研究。像吴宝刚、周萼夫妇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文革”的初中很轻松。他们都提出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意见。可是，本该抓住的却没有抓住……遇难的死不瞑目，幸存的遗恨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临震预报还是要依靠专群结合。

　　乐亭红卫中学的预报意见也是专群结合的成果。唐山大地震之前，说了那么多年有震有震，国务院还专门下发了69号文件，我们就提高警惕了，观测仪器就明显了。如果没有长趋势的预报意见，我们也不见得能分析出来。应该说，专群结合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临震预报。

　　我们国家对专业地震部门很重视，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投入的财力也比较多。但是这些年群策群防不知为什么不提了。唐山大地震前临震信息那么多，今后还会再看到吗？唐山地区近百个测报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异常，那时一分钱也不给还常年坚持，每天测三遍风雨无阻……

　　像吕兴亚那样坚持下来的人恐怕是不多了。

　　我1983年从乐亭红卫中学调出来，临走曾经交待了一个留校的学生，我说一定要把地震监测坚持下去啊！八九年我回去一次，那间原来摆满监测仪器的小屋，早已人去楼空。

　　小屋在校园边，很清静，搞地震监测挺好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