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2：1976年，12岁，第一次吃缸炉烧饼

差不多每次回家看望母亲，都要绕经县城，买上一打缸炉烧饼带着，不管饱饿都要马上吃上一个刚出炉的缸炉烧饼，满口的香酥!

第一次听说缸炉烧饼这个名词，是我六七岁时村里的一个富态老头讲到解放前时他带人去县城办事，临了每个人吃了五个缸炉烧饼，吃的直扎嘴。

第二次听说缸炉烧饼是在我八九岁时的一个仲夏之夜，坐在街头听大人们谈古。说到本县首户、四大家族之首的崔家，其某一枝当家人外号崔八厮，一次他老人家惩罚一个犯错的仆人：“他妈拉个巴子的，县大牢里关他十天，不给他水喝，就给他吃缸炉烧饼，渴死他”。然后真的派一个仆人每天买缸炉烧饼送到县大牢里，结果当然是狱卒和犯错仆人每天共享缸炉烧饼，自然水也是给喝的。

现在想起来，见到烤缸炉烧饼的那种烤炉应该是在我5岁左右的时候，爷爷带我去距村子五华里的一个镇子去赶集。这是我第一次赶集，这一去一回的路上有很多趣见趣闻，以后再谈，只说的是在一个饭馆里见到半个水缸，倒扣在一个炉火上，不知是干什么用的物什。细想起来，这是烤缸炉烧饼的烤炉。

至于后来第一次吃到缸炉烧饼，则是1976年的事情。

记得临近1976年元旦时，听爷爷和人闲聊，说到这个龙年闰六月，是变动之年，易动刀兵。当然了，后来发生的是：康、周、朱、毛的相继离世，大地震，乃至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尽朝晖。具体到我们那里，仍然是按着惯性过着日子，每天两顿或三顿高粱米粥就咸菜（取决于季节），照样不用在课堂上念书（本人没有学过初中几何和初中物理第一册，虽然本人是工科教授）。

1976年是我要大干的一年！

但这可不是我在1976年初就未卜先知可以将来初中毕业考高中、高中毕业考大学、大学毕业考研究生。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吃不饱饭的瘦巴巴的乡下孩子，一个12岁但就想方设法让自己和家人吃饱饭的家中长子。至于是不是像八大样板戏之首《红灯记》里面开头第一段，浩亮扮演的李玉和唱的“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不知道。

何为大干？这是因为，在县里但距家很远的地方上班的我爸爸有一次到我们村小学聊天，回家时谈及：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他是我小学一年级时的班长，留美博士，著名美国大公司的科学家，三个美国人的爹），在1975年带着他弟弟拔草，晒干后的干草，缴给了生产队喂牲口，就换了300斤麦子！

我爸爸说的平淡中带着一些激动，我心里也开始激动，300斤麦子！那可是满满的两大缸或者是满满的三大口袋！换成白面可以蒸多少个大馒头？

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冀东沿海小县，70年代前半期，政策那是有名的左，一个体现是在穷（折腾）上，一个体现说在搞计划生育上，我的那些初高同学中，只要是老大的，兄弟姐妹一般是2～4个。虽然计划生育从70年代就开始搞，可是看看我现在的这些父母与我相仿的研究生或员工们，一般是家里面有2～4个兄弟姐妹。所以我戏称：中国搞计划生育的地方，真正的只有三大直辖市和我们县。2013年有幸和一个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同席，德高望重的院士高兴多喝了几杯后对我说：“哦，你现在是外籍教授，是美国人，我是美国人的爹”。我一愣，当即想到了台湾地方领导人阿扁这样讲过的关于“美国人的爹”的话，随口接着说“我也是美国人的爹”。副院长马上说“我是美国人的爷”，我接口“我将来也是美国人的爷”。副院长“我是美国人的姥爷”。我“我将来也是美国人的姥爷”。副院长要转话题，我马上又抢了一句“我还是欧洲人的爹”。三比二，我赢！

可惜，我不是中国人的爹。

再说当年的穷。一个成年人，每年从生产队分到360斤毛粮（我当时天真的认为毛粮就是毛主席给的粮食，所以叫毛粮），一个像我这样的未成年人，一年只能分到240斤毛粮。请注意，是240市斤，不是公斤。又请注意，毛粮，不是毛主席给的粮食，原来指的是带皮的粮食，吃的时候还要磨成米或面，一斤麦子可以生产出来0.85～0.95斤面粉。当然了，一年下来，每个人还可以吃到3～3.5斤猪肉，一般是春节前生产队杀猪分肉，偶尔国庆节杀猪分半斤肉也是有过两三次的。鸡蛋，一个人一年平均吃5～6个（包括个人过生日那天早晨的两个白煮蛋）。至于牛肉，说不定几年中生产队会有一头牛会病死或老死。

现在的家领导问过我，你小时候那么穷，那么营养不良，你怎么脑袋不笨？我说“你看我还不够傻的？这都是当年饿的？要不一个Nobel Prize Winner早就横空出世了”。其实那是沿海地区能够吃到虾皮的功劳，虾皮含有蛋白质、有盐分、有碘、有钙镁、有磷脂、有欧米伽-3。那时候虾皮两三毛钱一斤。一个人一年3～5两的虾皮，差不多平均分到365天中，这不就是营养来源了。

360斤或240斤毛粮不是毛主席免费恩赐给种地的农民和他们的子女的，那要靠工分去换。

当时一个农村整劳力，干一天农活下来，挣10个工分，我妈妈身体弱，也是干一天下来，只能挣8个工分。一个工分值多少钱。最低的1975年，只值1.7分（即0.017元）。那一年，我妈妈挣了600个工分，价值10.2元。而她一年的口粮值70元，我们兄妹弟三人的口粮值45元。所以我妈妈劳作一年下来，我们一家还要欠生产队200元。我爸爸是吃商品粮的教师，那时候工资是每月34.5元（中师毕业后就涨过一次工资，以后十几年不变），所以我爸爸年工资的一大半用来给自己从国家领商品粮和给我们从生产队买口粮了。

现在我经常在国内花着百元的大票，可是心里面的那个罪恶感，简直是充盈着。

爸爸没有办法，只得和同事们去借，我记得至少和三五个老师借过钱，一般是10～30元。今年春节后，我带着从美国带回去的深海鱼油、多维（生素）和钙片去看望一个86岁的当年大帅哥教师，他的妻子还说到“你爸爸借过好几次，每次都按时还，你大伯说家里紧就先别还了，你爸爸都是说，有用处的时候再借”。

所以说，300斤麦子，额外的，那是多么大的诱惑？从1976年年初，我就暗下决心，今年一定要拔草，要换麦子，要吃白面馒头。

转眼暑假就到了。我现在这个老白脸，那时候是什么形象呢？一条短裤，光着上身，打着赤脚，带着一条绳子，两个馒头（不是生活好，整天吃大馒头，而是夏天以后已经没有去年的陈粮，只能吃当年夏收的麦子，一个人分40～60斤），两根黄瓜，一瓶水（那时候农村没有醋卖，一个家庭买一瓶醋精，用来兑几倍水后当醋吃，那个剩下来的瓶子就被用来装水了）。就这样出门了，到了一公里远的田地里，用双手，从地上拔下鸡爪子草（马唐）、牛筋草、虎尾草（棒槌草）和狗尾巴草，这些是北方夏秋最常见的田间野草，但是青嫩的野草富含纤维素、蛋白质和糖分，是良好的饲草，其营养比自然死掉的老草营养高出很多。

所谓的鸡爪子草，就是形容它几乎每一个节骨都入地生根，用手拔起来很费力。可当年的我就是用裸手拔出来的。看着我现在皮肤光滑细腻的一双肥手，谁能够想象在40年前，只不过是一双长满老茧、布满伤口、遍体黑绿色的一双瘦骨凛凛、类似鸡爪子的一双劳作手。现在看到手心手背手指上的疤痕，还可以想起来是哪一次用镰刀割破或被硬草划伤的。

记得上大学时，我们班一个本校教授子弟（现在的大地产商）对我说，“你是咱们班最白净的，最不像农村孩子”。他那里知道这张脸五、六年前经历过什么？夏天，青纱帐就起来了，就是说地里的高粱玉米长得都一人多高了，密密麻麻的，人走在里面，还有弯腰拔草，脸和胳膊免不了被高粱玉米叶子的锋利边缘划伤的。反正，我这个一干活就特别投入、不管不顾的孩子，当时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肯定是带盐的汗水沁侵着细小的伤口吧。

那时候没有阴霾，日光足，上下午拔下来的草就会晒的半干，所以到下午太阳快落的时候，我才把半干的草从地上收起来，用绳子捆好，就背着胜利成果回家了。我干活手快利落，一天下来可以拔草很多，太沉了，自己把绳子套入肩膀以后起不来，就只能挪到一棵小树附近，用手抓住树站起来。近一公里的路，很累的，绳子深深的陷入两肩的皮肉之中，疼的时候，只好把两只手垫在绳子和皮肉之间，或者塞入一把草垫上。

妈妈把我背回家的半干草再充分晒干，然后垛起来，再用当时农村不常见的塑料布苫起来以防雨淋。到了晚秋，看到草垛在不断升高着，我眼前闪着大馒头的身影。

可是，我们生产队不收干草。

我们村那时候叫生产大队有四个小队，这四个生产小队是如此之穷，没有一个养有马或骡子的，每个小队只养有几头牛和一两只驴。只有吃夜草的马和骡才需要吃精细草料，所以在本村是换不成麦子的，即使要换，也得给干部家庭的换（我同学他爸爸是生产队长）。那时候农村人分成三五九等的。记得当时顺口溜是这样说的：

一等人，当书记，闺女儿子都出去（上大学或招工）

二等人，跑外交，吃吃喝喝全报销

三等人，当队长，钟一敲炕上躺

四等人，当会计，脏活重活算账去

五等人，当保管，人家吃饭多一碗

六等人，在菜园，吃点儿蔬菜不花钱

七等人，赶大车，吃的烧的家里挪

八等人，饲养处，喂猪喂人没人顾（顾：管的意思）

九等人，推小车，响应号召去海河（高粱米，能吃饱）

十等人，扛大锹，上顿下顿大杂交（当时的杂交高粱很难吃，涩的很，难以下咽）

十等人，老百姓，修理地球干革命（这是另一个版本的说法）。

 

既然生产队不收，怎么办呀？那时候就算是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没有在集市上买或卖干草的。有一天，爸爸回家说县家畜站收干草。第二天是一个星期天，爸爸妈妈早早的起来，我住在姥姥家也很早起来回家了，把干草垛推倒一个，然后把干草用泡水拧过用脚踏扁的秸秆作为绳子紧紧地捆了好几大捆，放在一个双轮小车上。这时候把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叫醒，一起吃过早饭，然后爸爸驾辕，我和妹妹各从一边用一根绳子套在肩上帮爸爸拉着车，就向5公里（10华里）外的县城奔去。

在去县城的路上，有迎面而来的路人，爸爸还不时地和熟人打着招呼。这就像一个牛和两只驴，或者别的村的一匹马和两只骡子拉的一套车，躬着腰吃力拉车的我当时觉得怪难为情的（不知现居澳大利亚的妹妹当时如何想，还是别提这些吧！）。恰好这时候，一个初中男同学和他在城里面工作的哥哥姐姐一起三个人各骑一辆车回家，迎面而来的他还主动和我打了招呼。我含糊回了一声。

我们村子，和县城隔着一条河（1938年，滦河没有改道以前的主河），有一个近三米高的河堤（大坝），爸爸、我和妹妹吃力的拉着车上了大坝。这是一个里程碑标志，过了大坝就意味着走了五分之四的路程了，我和妹妹都很高兴。

这时候，遇到一个好心人对爸爸说，前面城南的W庄的一个生产小队正在收干草，每一百斤比县家畜站多5毛钱，你们去那里卖草吧。爸爸就和我们商量为这五毛钱，多走三里地，奔那个村去。到哪里一看果不其然，真的在收草，有几个社员在用叉子垛着收过来的草，我看到那些草的成色不如我家的。

我们顺利地把干草卖了，爸爸还和社员们聊过几句天。我记得县家畜站收草是四块钱一百斤，他们村是四块五一百斤。哪一次买了17块多，我们兴冲冲的拉着空车往家走。经过县城东关时，爸爸带着我们兄妹俩，还专门去了吊桥饭店，用一块两毛钱买了十个缸炉烧饼（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我妹弟，都有份）。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缸炉烧饼，像”杂拌”点心那样大小，一层烤的油黄的面皮，上面正面还有很多芝麻粒在上面，里面是葱花猪肉馅的。爸爸当时就让我们俩分吃了一个算是犒劳。吃起来酥的很，香极了、鲜极了。真的是有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感觉，恨不得再吃一个。多卖了一块多钱是意外，吃到传说中的缸炉烧饼更是意外，我和爸爸妹妹快步拉着车，一路想象着妈妈知道我们卖了17元的喜悦心情，还有缸炉烧饼让全家人享受呢，这可是我自己的劳动成果！

（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