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年夜饭的浓油菜汤
在已经过去的七十多个大年夜里，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1961年的老爸的浓油菜汤。那年我15岁，家住沈阳。
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想在15年里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于是他搞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结果弄得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每天的粮食定量不到一斤，油水更少得可怜，每个月三两食油和半斤猪肉。每顿饭只有六分饱，挨不到下一顿就饥肠辘辘了。
1961年的大年夜就在大饥荒中到来了。中国人过年有两件事最重要，一件是团聚，另一件就是吃好的，可那年头吃饱都不可能，吃好更是奢望。那天我的早饭是一碗玉米糊，外加一小块麦麸饼。家里养了一只鸡，每月可以得到些麦麸作为饲料。这麸皮就是从鸡嘴里克扣的，平时舍不得吃，省到年三十享用。
吃早饭时，父亲同母亲商量年夜饭。沈阳本地人都要包饺子，我们是南方人，包不好饺子，所以决定还是煮米饭。听说年夜饭能吃上大米饭，我就提议用增量法来煮，因为报纸上登了不少推荐文章。传统煮饭方法是一斤米加一斤二两水，用大火煮开，再以小火收干。增量法则把米干蒸二十分钟，然后一斤米加三斤三两水，用猛火蒸四十分钟。另一种增量法更牛，把米干蒸半小时，然后一斤米加四斤水，再用猛火蒸一小时，每斤米能出五斤饭，比传统方法的出饭率高一倍。
没想到父母亲对我的提议不加理睬，我感到自尊心受挫折，忍不住冒了句：“增量法是报纸上提倡的，还能有假吗？”见我抬出党报，父亲感到不能不理不睬了，就问我：“你在学校学过米的主要营养成分吗？”我说：“学过，是碳水化合物。”父亲说：“对，米里的碳水化合物又称淀粉。你想，一斤米里的淀粉就那么多，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增量，淀粉又不会多出来，增加的不都是水吗？这样的增量法，与多喝一杯水有什么不同？”父亲一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其实我也看出增量法费时费工，但是正值长身体的阶段，填饱肚子的欲望实在强烈，而高一倍的出饭率实在诱人，才引出这段无疾而终的插曲。
吃过早饭，父亲拿了肉票去副食品商店，因为过年每人增加了三两肉票。午饭前父亲回来，母亲见买的肉是带着骨头的瘦肉，忍不住嘀咕：“你就不能买肥点的啊，这么瘦的肉放在大白菜里，能有什么油啊。”父亲见母亲唠叨，就说卖肉那家伙实在不是东西，手里那把斩肉刀像是长了眼睛。见了熟人，或者递上香烟的人，刀把子偏一偏，砍的肉就肥多瘦少。父亲不认识那卖肉的，又忘了带香烟，一刀砍下去肥少瘦多不说，还带块骨头，骨头也算肉的分量。父亲是大学教师，怎能在大庭广众同他计较。父亲窝了一肚子无明业火，没想到回家又挨了顿数落。
挑肥拣瘦是个常用成语，就字面含义来说，究竟是肥肉好还是瘦肉好，还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人怕胖怕高血脂，对肥肉避之不及。店家只好把肥肉剔下，送去做化工原料。反观半世纪前，人们巴不得买到肥肉，因为肥肉能补充食油的不足；而瘦肉非但油少，还搭着骨头占分量。可那时候猪也吃不饱，瘦得皮包骨，又能有多少肥肉？想买肥肉，还得同卖肉的拉关系套近乎。
午饭后，父亲去学院收发室取报纸，临走时关照我把大白菜洗洗，切成片放到大锅里炖。那年头的沈阳，大白菜是过年时唯一供应量还比较多的蔬菜。然而炖大白菜必须多放油，否则吃起来味同嚼蜡。父亲取了报纸回家，面带喜色、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他回来时路过学院食堂，看到垃圾堆上丢弃了一摊骨头，里面或许能找到些可吃的。我兴奋得马上就去捡。父亲却把我拦住，说等天黑才能去。我说去晚了还不被别人捡走？父亲说：“要是能捡，我刚才就捡了。食堂里人进人出的，怎么好意思当众翻垃圾堆？要是让我的学生看到，脸面朝哪儿放？”后来长大了，我体会到父亲的用心良苦：身为大学教师为了家人，斯文都要扫地了，却还得顾及读书人的那点颜面。
父亲取回的是我家订阅的两份报纸；我们就边看报纸，边盼天黑。《人民日报》登了些介绍增量法的文章，煮米饭、蒸馒头、蒸窝窝头，各有各的增量法。另有文章介绍如何从树木落叶中提取淀粉。更有奇葩文章，介绍把人的尿液晒阳光来培养小球藻，称其营养比猪肉还好云云。诸如此类的“创新”，那年头多了去了，但十有八九不靠谱。我们想知道如何准备年夜饭，报纸却没提。大概编辑也明白，靠配给每人的那一点点肉，翻不出什么花样，不如避而不谈。
于是我们再看英文的《莫斯科新闻》。父亲早年毕业于美国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对英文情有独钟。可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大多被定位为“反动报纸”，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莫斯科新闻》是同属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办的，所以能在中国发行。当时中共与苏共已是面和心不合，虽然还没有撕破脸皮，报纸上却已经在明里暗里掐架。就连《莫斯科新闻》这份英文报纸，也变着法儿使坏。它明知中国老百姓挨饿，却哪壶不开提哪壶，在过年这当口连篇累牍地谈论中国美食。要是介绍满汉全席就罢了，反正我们没见识过，也就不馋。它偏偏介绍麻婆豆腐、古老肉、回锅肉等家常菜，都是几年前老百姓隔三差五吃得到的；还不是泛泛而谈，而是详细介绍制作方法，好像中国老百姓能敞开买到猪肉似的。尤为可恶的是，这报纸还配上美味佳肴的彩色图片。中餐讲究的是“色、香、味、形”四端，那些彩色图片“香”与“味”阙如，但“色”与“形”无可挑剔。我看到父亲一面翻译给我听，一面吃力地咽着口水。我更是恨不得把那几盘佳肴从报纸上抓出来，一口咽下。后来想想，《莫斯科新闻》此举往轻里说是别有用心，简直就是居心叵测，它就是想挑起挨饿的中国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半年后，中苏高层终于撕破脸皮公开骂架，我们就再也看不到这份报纸了。
享用着《莫斯科新闻》的“精神大餐”，其实我们心里一直惦记着那摊骨头。好不容易挨到天色黑定，父亲带着我提了个包，冒着凛冽的寒风，悄悄地朝那垃圾堆摸去。大食堂已经关门，黑灯瞎火的。就着远处闪烁的昏暗灯光，我看到那堆骨头居然没被翻过，不禁暗自高兴。后来知道，当天中午食堂举行除夕会餐，这堆骨头就是几百号人狼吞虎咽留下的残渣。我再仔细一看，发现几乎所有的骨头都是碎的，而且被啃得干干净净，根本就没有任何肉粒残存。我看不出这些碎骨头还有什么“剩余价值”，感到失望要走。父亲却不放弃，仍在骨头堆里翻尋着。过了几分钟他终于从底部翻到了四根长长的骨头，高兴地说：“要找的就是它们，还好没碎！”
从垃圾堆捡东西算不得偷，可是夹着个鼓鼓囊囊的包，我们还是有点心虚，生怕遇到熟人。回到家里一看，那些骨头半米多长一根，都被啃得光溜溜的，哪有什么可吃的？父亲说：“别急，你不懂。”他取来劈柴的斧子，用斧背使劲猛砸，把骨头从中间砸断。他举起骨头对我说：“看到没有，骨腔里面满满都是脂肪组织，解剖学叫做黄骨髓。”母亲见到此情此景，居然未表异议，只问这是什么动物。父亲说从骨头长短来看，这动物比猪和羊大，至于是牛是马还是驴，就说不上了。父亲命我取来细长的小匙，把骨腔里的黄骨髓掏出来；掏到骨腔深部，小匙够不着了，再用筷子掏。从四根骨头掏出来的白花花的骨髓，竟有一大碗之多！
此时我家那锅大白菜还在炉子上炖着，虽然里面放了一小块买来的猪肉，但是既少且瘦，根本就闻不到肉的香味。父亲把捡来的骨头洗干净放到锅里，再把刚掏出来的黄骨髓，挖了满满两勺加进去。如同变魔术般，锅里顿时弥漫出油脂的香味。我家住筒子楼，各家都把煤炉摆在走廊里。父亲见香味四溢，赶忙把锅连同煤炉搬回家里，把门关严。他说，要是油香飘到左邻右舍家里，还不得把人馋死。
能让家人在大饥荒的年三十喝上了好汤，父亲挺得意的，可是当着母亲的面又不好表功。我问父亲：“食堂这么多人，怎么就没人想到把骨头砸开呢？”父亲说：“哺乳动物的四肢长骨里含有黄骨髓，也就是脂肪。食堂里有没有人懂这知识不好说，但是经手这几根骨头的人肯定不懂。不是说知识就是力量吗？这就是知识，你必须好好学习。不过也要能分辨，像增量煮饭法那种似是而非的知识，还是不能学。”
就这样，1961年的那个年夜饭，浓油菜汤成为我家当之无愧的主菜。时至今日，每逢年三十，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那锅浓油菜汤，那真是我此生喝过的最美味的汤。《莫斯科新闻》精神大餐的色与形虽佳，但画饼毕竟不能充饥。老爸浓油菜汤的色与形不怎么样，其香其味却无与伦比。那菜叶吸足了油脂，吃进嘴里满口留香。那汤飘着厚厚的油脂，散发出诱人的油香，喝下肚把五脏六腑熨得服服帖帖。然而，喝了浓油菜汤为什么会浑身暖和和的，当时的我却不明所以。直到几年后我学习了生物化学，才明白无论牛油、马油还是驴油，主要化学成分都是三酸甘油酯；每克三酸甘油酯在体内能释放出高达9千卡的热量。喝了老爸的浓油菜汤浑身暖和和的，答案即在于此。
谨以此文，怀念我的父亲王钟明教授。本文作者是人类营养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退休研究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