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明：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情结

叛徒情结

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党化宣传文艺中，除了革命英雄男女形象鲜明以外，叛徒形象也比较生动，并得到反复渲染。所以在人民的印象中，王连举（红灯记）、甫志高（青春之歌）、马家辉（党的女儿）、刁德一（沙家浜，汉奸），已经成为固定的叛徒汉奸代名词。这是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反映，也是党的政治需要。当然，这些形象都是奸佞的恶徒，远不是法国作家萨特笔下，《肮脏的手》中的贺德雷和雨果那样，既是“共产党的领袖，又可能是叛徒”的革命家兼理论家立体形象。中国文艺界要达到萨特这样的境界，恐怕还有很长的跋涉路途。（2010年《肮脏的手》又在上海上演，可惜导演将剧情地点移开到中东某国，大大削弱了原剧对共产党的指称意义）。

中国共产党对于叛徒问题有一种特殊的历史纠结。历代主要党政领导人中，除向忠发、张国焘是叛徒以外，还有多人都曾经被指斥或怀疑为叛徒：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周恩来（伍豪）、王明、康生、江青、张春桥；文革中所谓61个叛徒集团案，包括薄一波、彭真、王鹤寿、刘澜涛、王若飞等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总理、副总理；中宣部、钢铁工业部、西北局、中南局、华东局等省部级高官和陶铸、曹荻秋（上海市长）等地方大员，以及许多著名已故领导人。文革的批斗行动包括一个重要项目，就是揪叛徒，各地红卫兵组织，以天津大学揪叛徒战斗队最为著名。许多忠诚的干部不是在是否执行革命路线问题上被批斗，却是在革命历史上的所谓叛徒问题上遭到怀疑，结果长期遭冷遇，被审查，有的人被耗尽了有生之年，有的人选择了自杀。

叛徒的危害小于内斗的危害

每一个政党，尤其是经过恐怖镇压时代的政党都对叛徒保持警惕。因为叛徒了解内情和党内机密，一旦投敌，势必造成党的人员和地下组织的严重损失。凡是政党都不可避免会有党员和干部背叛党章和主义，或脱离组织，或投入敌营，如果告密，就会对组织造成伤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叛徒。从一大开始，陈公博、周佛海都是创党元老，后来不仅背弃马列，而且成为汪伪汉奸政权骨干。地下党领导人任卓宣叛党后，成为国民党反共的理论家和最坚决的反共铁人。但是他们叛离甚早，党组织也不庞大，并未造成重大损失，精神影响远超过组织影响。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期间，顾顺章叛变造成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被处决。但是由于地下党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钱壮飞截获顾顺章叛变的情报，迅速及时地报告地下党，使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干部基本未受重大损失，地下机关被迫转移。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因为地下交通员黄慕兰小姐偶然听到特务议论，猜出被捕的“湖北人”就是向忠发，及时报告组织，也避免了重大损失。在江西根据地时期，多有红军人员“反水”（叛变），但是这些人员多数都是下层喽罗士卒，并无全盘影响。唯有龚楚这样的高级干部，造成了比较重大的危害，但是总的来说，红军长征后，江西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产生的政治影响比组织损失更大。（龚楚晚年被允许从香港返回广东，捐助桑梓，终老乡里）。纵观中共党史，白色恐怖时期的地下党（向忠发、顾顺章、盛忠亮、李竹声）和红军长征后的南方游击部队官兵集体叛变。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佑、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等。这些变节分子本身已经丧失斗志，离开革命队伍，并带走或劝降部分动摇分子数十或数百人，对革命组织来说反而是一种去污行为。1947年北平王石坚叛变，造成123人被捕，损失较大。台湾地下党书记蔡孝乾叛变造成的损失不小，堪称全军覆没。但是毕竟仅限于台湾一隅。相比之下，这些叛变造成的破坏远远比不上红军内部斗争和阴谋造成的损失，例如富田事件屠杀AB团近十万官兵（毛泽东与江西地方干部内斗）、红四方面军近乎全军覆没（毛泽东与张国焘内斗）和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毛泽东与项英内斗）。共产党的战争历史上没有一次单一战事的兵员损折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牺牲达到（富田红军）十万左右的。陈昌浩痛悼红四军的牺牲将士时泣不成声：那是两万多名干部战士啊！皖南被俘的新四军官兵6000余人。延安整风时期所有知识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所有单位无不鬼哭狼嚎，不断发生自杀、疯癫的案情，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国民党特务。大量干部遭受严重的精神创伤，直到文革仍然没有完全治愈。他们基本上都成为后来的国家干部，内斗伤害的正负面影响都融入到嗣后的政治生活之中。在李锐、李慎之、韦君宜、李维汉、何方等老干部的回忆文献中都有痛苦的记叙。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等高层领导制造党内斗争造成的干部死伤和威信毁损远远超过任何叛徒造成的破坏。

叛徒问题是一个禁区

经过延安整风等党内斗争，人们发现叛徒问题最为敏感。特别难以说清。特务受敌方派遣，破获后可能查清组织关系，比如口供或情报，造成损害等等。出现叛徒，可能造成组织损害，也可能没有重大损害，证据有时完全在敌方手中，很难说得清楚。而且所谓变节、叛变，也很难划清界线。例如所谓61个叛徒的集团，明明是中央同意，张闻天操办，毛泽东、刘少奇签字的；完全是毛泽东故意出尔反尔，结果文革中竟然成为集体冤案。新疆马明方案是康生等人诬陷，造成的集体叛徒冤案，以致牵涉到演员赵丹这类基层党员。北京学运领导人袁永熙当年是杰出的学生领袖，也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女婿，他与妻子陈琏被捕后，因陈布雷的关系，终于被释放。袁曾受酷刑而坚贞不屈，结果1949年后立刻受到所谓的叛徒质疑，在团中央受到排挤，五七年打成右派，陈琏与之离婚。陈琏后来在上海也因“叛徒”问题自杀。文革中袁永熙遭受更大冲击，尽管续弦妻室挺身保护，毕竟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另外，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是北京师大穆木天教授和彭慧教授夫妇。30年代他们在上海参加左联活动。穆木天被捕，当局散布谣言说穆已经变节。鲁迅听说后，在文章中嘲笑“穆木天也反正了”（意为叛变）。不久穆木天出狱。依旧从事左翼反蒋拥共的斗争。可是从此不再获得党组织的信任。鲁迅全集出版，嘲笑几乎成了“铁案”。1949年建国后，知识界的学术生命越来越受制于本人的政治表现和政治经历，所谓叛徒问题越来越影响穆教授的教学科研活动。1957年他们双双被打成右派，降职降薪，不准授课。从事体力劳动或到资料室整理资料。穆木天是二十年代中国最早的印象派诗人，也是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他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早期介绍文艺阶级论的先驱并用之于实践的批评家。（比毛泽东的延安讲话早十余年）。文革中夫人彭慧被批斗后押入小房间过夜，竟从此不再醒来。穆木天的儿子被打成反革命死于劳改营，女儿在干校劳动，穆教授身边没有任何人照顾，1970年死后被人发现，竟不知死于何日何时。等到改革开放以后，黄苗子和钟敬文等文化名人出面作证，否定所谓“反正”的谣言时，穆木天已经去世十余年了。他的学术著作和翻译作品主要都在3、40年代问世，后半生最成熟也最应出成果的20年几乎全部荒废了。

这类似是而非的政治历史结论，都是通过人事档案，然后经各级党政组织干部和人事干部（特务系统）的暗示、风传等非公开透露的特务手段，让各级领导和群众不断歧视，羞辱和怀疑当事人，让他们平时不得安生，运动期间备受打击。袁永熙谈他为什么成为右派，“原因首先是被捕后没有牺牲”。党的非人性本质由此可见一斑。

文革时期的抓叛徒狂潮

某种程度上说，文革就是以揪叛徒为序幕的运动。戚本禹按毛泽东的意旨将瞿秋白打成叛徒，为嗣后的整倒刘少奇，整肃61人叛徒集团作了铺垫。叛徒的定义在文革的审查中任意扩大，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陶铸、魏文伯、曹荻秋等地方大员都成了叛徒，红岩作者罗广斌，渣滓洞烈士江姐，上海工运烈士王孝和（狱中曾有动摇情绪），都谣传说是叛徒。八宝山坟场多处墓茔遭掘土破棺，毁碑鞭尸，一片狼藉。几乎凡是在白区工作过，曾经被捕过的人员一律都成了叛徒嫌疑。林彪九一三事件后，陈伯达叛徒（化名王通）历史被公开；四人帮倒台时，康生、江青、张春桥夫妇和姚文元的父亲叛徒问题日益公开化，中央核心人物中只剩下毛本人没有叛徒嫌疑了。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关于叛徒的见解带有极大的随意性。例如李维汉回忆说，七大时毛曾提议薄一波出任中央委员，陈赓认为薄一波从北平反省院出狱，属变节行为，不宜升任高级职务。毛不仅不采纳，反而进一步推举之。1950年毛曾为瞿秋白题词，赞颂他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是这篇文字没有发表，原因是当时已经发现了瞿在被害前另有遗言即《多余的话》。但也没有公开羞辱。文革前夕戚本禹认定李秀成为太平天国叛徒，连带根据《多余的话》指称瞿也是叛徒。毛泽东批示说“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揪叛徒的黑浪由此翻腾而起。不仅在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抓叛徒，而且祸及普通平民。比如在当年的游击区，地下党藏留少量枪支在贫农家庭中，还乡团回来威胁说，“一旦查出，格杀勿论”，结果该贫农就将步枪缴了出去。文革中定为叛徒。

文革晚期，中共高干之间互相指责对方为叛徒，愈演愈烈。文革组长陈伯达在林彪事件中倒台，叛徒历史被公开。文革专案总管周恩来的“伍豪问题”是周心中最大的隐忧。重病开刀出来，急切要说的不是党政公务，竟是身后的伍豪叛党问题。说明肯定有人在背后追究这件事。康生临终前向王海容、唐闻生揭发江青、张春桥有叛徒嫌疑。周恩来也向毛做了类似汇报。毛泽东对于康生、周恩来的汇报不以为意，说是早就知道了。对此，邓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很不客气地批评了毛泽东：“文革中根本没有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该书331页）。另一种说法，是曹轶欧说“毛认为江、张、康三人树敌太多遭人忌恨，所以才有人诬陷”。其实，毛泽东追究历史问题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凡是他树的典型，例如陈永贵，被揭露是日伪汉奸小特务。毛泽东却下令不予整肃。如果不是误撞误中被毛树为典型，陈永贵这类维持会的汉奸恶棍，在文革中早已遍体鳞伤九死一生，（这类基层滑头混混，任何政权下他都曲意奉迎）。仔细分析文革宠臣的历史，还是很惊人的。康生没有被捕的历史记录。但是他曾是王明的心腹助手。打击何孟雄、欧阳立安等人的“非委反对派”不遗余力。甚至就是他向国民党当局告密，借刀杀人，害死了包括左联五烈士（殷夫冯铿柔石李伟森）在内的24名地下党干部。文革中康生急切地通过谢富治下令，迅速处决羁押上海多年的地下党叛徒卢福坦，就是杀人灭口，以免暴露康生自己叛党或勾结特务的经历。陈伯达被捕的历史是明确的。而且向当局交待的历史被讥讽为可当传记来读。自首后甚至曾经为特务指认地下党同志。江青在上海也的确被捕过。因为她到延安不久就成为主席夫人，所以没有受过整肃，跟延安整风和历次运动被审查迫害的干部相比，是很不公平的。揭批四人帮的中共中央文件以徐明清（王观澜夫人）的证词断言说江青是叛徒。但是1980年审判四人帮时徐翻供，说是专案组逼迫她签字的。中共中央对此却没有发出更正的文件。这样做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对于全国人民，对于江青本人来说都并不公平。江青被捕时才二十岁。很少社会经验。她与黄敬恋爱同居后又分离，哭哭啼啼，精神恍惚，语无伦次，一度呈现精神病态，曾到徐明清家中疗养。依此推断，江青被警察抓捕、关押审问，能否镇定自若，冷静沉着，非常值得怀疑。她任教的晨更工学团是左翼团体，识字班也有明显的工运色彩。她真的没有供出其他人员的姓名，没有承认自己的共青团身份？没有写过自首或认罪文件？为什么他对30年代的上海经历外泄那样害怕，又必欲置上海公安局杨帆等人于死地？无意中接触她的历史材料而在上海被迫害致死、疯癫或自杀的人，绝非个别。越是这样，江青的叛徒嫌疑就越不易排除。一个陈永贵，毛都可以不予追究，何况是他的妻室，又是闻名的文革旗手。江青权倾十年之久，要消灭任何证据都将易如反掌。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30年代被捕，叛变了地下党，只是因为协助了一些共产党文化人，所以1949年后没有立遭打击。后来也因为姚文元受宠，乃父也得庇荫，免遭劫难。张春桥虽然没有被捕的经历，可是打击四人帮的中共中央文件说他是国民党文化特务崔万秋派遣打入左翼队伍的敌特，按照文革的政策，重视干部的经历，强调家庭出身，对于全国人民来说，强调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可偏偏就是在毛的身边，叛徒和敌特嫌疑，叛徒嫡子都环侍左右，前呼后拥。后人回看这段历史，不啻观看一场荒诞戏剧。如此种种，刚好证明了独裁暴君的恣意妄为和随心所欲。也就是说，表面上党有铁的纪律，实际上毛与专制帝王并无区别，朕即是法。1949年后，毛的独断更超过历代帝王，党代会、政治局、政协、宪法都是摆设，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也只是手中的棋子，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辞海》删除了叛徒词条

叛徒问题是一种定义不明，难以确认，而又杀伤力极强的嫌疑，所以是党内斗争的利器。叛徒嫌疑令所有老干部无不闻风丧胆。刘少奇被捕4次，每次都有亲友、名流暗中营救，有惊无险。可是后来叛徒问题也从此如影随形，相伴送终。幼年学友杨剑雄曾经在赵恒惕逮捕刘少奇时鼎力营救。1950年土改惨烈，杨作为官僚地主在羁押中写信给刘少奇，希望刘念及当年旧情施恩相救。刘少奇不仅没有为之缓颊，反而致信省公安厅：“当时营救者甚多，宜当按党的政策处理”。结果杨被就地处决。文革中中央文件称刘的冷酷措辞为“杀人灭口”。按政策说，凡确曾保护营救地下干部之有功人员，当酌情免罪。即使营救者甚多，总不能说当年杨出面救刘毫无尺寸之功吧？如果刘少奇信件语气稍为缓和，以中央副主席、全国土改工作总负责人之尊，依法施仁，也不是绝无可能的事情。可是刘出言冷峻，铁面无情。杨便必死无疑了。背后的原因无非就是刘深知杨若不死，留下活口，未来斗争复杂，万一漏出任何细节，缠夹不清，只有祸患，绝无裨益。不如借土改之力，快刀斩除，血不沾手，干净利落。杨很可怜，而刘既冷酷，也很可悲。虽杀旧友，亦难逃厄运。

周恩来为伍豪事件心力交瘁也令人瞩目。即使是歌颂周的文章报道，也无法避免描写周在病重垂危期间，首先不是“忧国忧民”，而是担忧伍豪声明被追究。

曹荻秋在万人批斗大会结束时，不争辩任何路线问题，回过头来坚决否认自己是叛徒。

从这些事例看来，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最大的梦魇不是工作成绩的优劣，或执行路线的正误，而是叛徒的嫌疑。一旦嫌疑缠身，身心必受巨创。关键问题是组织部门也没有客观标准。文革结束，61名高官恢复名誉，刘少奇、瞿秋白等人免除叛徒冠冕，重获无产阶级革命家称号。此后中共组织部门被叛徒的定义折腾得死去活来。结果连官修的国家大辞典《辞海》（1989年版和1999年版）竟然删去了“叛徒”这个条目，付诸阙如。难道汉语词汇中已经消除了叛徒这个概念？海内外一时传为笑谈。2005年版《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叛徒为特指背叛祖国或背叛革命的人。什么是背叛革命？刘少奇接受赵恒惕送的《论语》出狱，称谢说“有生之日，便是戴德之年”，陶铸写信给蒋介石（黄浦军校校长）说“学生交游不慎，误入歧途……悔念前愆，改邪归正”，算不算背叛革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里强调自己“不是烈士，而是叛徒”，“参加革命是历史的误会”；乃至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算不算背叛革命？

从概念上说，像顾顺章、向忠发那样，跪地求饶，屈打成招，带领特务捉拿同党的人就是叛徒。但是虽不出卖同党，却在组织上脱离，思想上划清界限的人，更是叛徒，比如陈独秀、任卓宣等人，（关于任出卖杨开慧的说法，时间上并不吻合）。这两类是最容易分辨的叛徒。然而现实总是比定义更复杂。如果身份未暴露，巧计脱险，不承认党员身份，证据不足终于释放，不应说成是叛徒；或者当时党员多有富豪高官的子女，一旦被捕，家人、亲友多来营救，终于出狱；这些情况也不是叛变。历史上的情形千差万别，还有很多史实是无法核实的。例如毛泽东本人也曾经被捕。据他在延安对斯诺的谈话提到，是将身上带着的几十块钱收买了团丁而脱逃。近年来国内的《毛主席指点江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58页；《毛泽东之路/ 横空出世》1993年，399页；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2000年北京出版社71页；《险难中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76-77页，相关的介绍多语焉不详。网上作者分析认为，既被捕捆绑，钱财还不被充公？如何还能贿赂？既已贿赂而脱逃，为什么又说再被追踪？所有记叙，关于被抓捕和脱逃皆一笔带过，而逃脱之后的情节则都十分生动入微。为何毛一人生还，同行者潘心源等人却被捕？是否毛泽东叛变投降，出卖了同志？按照延安整风和文革审查的标准，毛的被捕经历是很难通过审干大关的。但是谁敢审查这位伟大领袖和马列神仙呢？（参见《百家争鸣。双腔龙》网）

毕竟历史的公案必须证据为重，既然找不到确切的证据，或者相应的证据都已经被当事人及时有效地销毁掩盖，就只能存疑而已；既存疑，按无罪推定原理，就没有理由做出“叛徒”的结论。关键还应看重当事人恢复自由后为谁工作，为谁服务。西方社会比较宽容。凡是被敌方扣押的记者、官兵人等，在暴力胁迫下发表的反西方、反国家的声明，一概不予承认。反而谅解当事人在暴力胁迫下违心认罪委曲求生的处境。相反，中国抗越自卫反击战中，凡是被越方胁迫发表过承认“中国是侵略”的我方军官，交换回国后皆被判处死刑。抗美援朝的被俘志愿军，凡有动摇言行者，回国也一概处死，虽未动摇者也遭迫害多年。再看印度支那战场的美军人员，他们每人都携带一方绸巾。上面印有越老柬英法俄中（简繁两体）多种文字，中文文句是：“我是美国公民，我不会说中国话。我不幸要求你帮我获得食物、住所和保护。请你领我到能给我安全和能让我回美国的人那里，美国政府必大大酬谢你们。（简化字文句略有不同，末句改为：多多给钱，谢谢你们。”甚至美军人员在估计部队或战友已经及时转移的情况下，供认自己的番号驻地等信息，也可以原谅。当他们终于生还时，仍然被当作英雄受到欢迎。这样的态度既人性化，又现实主义。

中共把叛徒问题看得特别严重，并非毛泽东特别看重气节情操。毛从来不在乎道德节操。向日本高官感谢日军侵略，跟美国高官开玩笑愿意出口中国妇女。说到底，中共纠缠干部的历史问题，包括叛党经历，是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共产党本来就是一个秘密性质的党，缺乏民主的组织机制，没有合理的意见采纳程序，也没有合理的人才竞争制度。任何政见分歧一般都不易立见优劣，于是就不择手段地相互攻讦。叛徒问题最易置对方于难以说清的困境。所以内斗愈炽，叛徒问题愈敏感。最后弄到人人自危。文革时代有一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当中有一段对白十分传神：“三爷（匪首座山雕）最恨的就是被共军俘虏过的兄弟”！党政领导集团猜忌、痛恨被敌方捕获过的同志，竟然跟封建土匪团伙如出一辙。

叛徒定义的现代解读

法国政客克里蒙梭（1841-1929 ）说过一段名言：“30岁以前若不信仰共产主义，他的良知有病 ；30岁以后若依然信仰共产主义，他的脑袋有病。”此人是法国激进党人，无神论者。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他30岁时正是巴黎公社兴起而又覆灭的时期；他生命的晚年已是自由民主跟共产主义殊死对抗的年代。中共著名的烈士夏明翰有过慷慨就义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如今每个年龄段的中国人真的应该问一问，这个主义真不真？如果这个主义不真，值不值得为它去牺牲？

60年来党政日益腐败，专制、黑社会化，意识形态神话日益破灭。国民党抗战卫国的形象逐渐得到恢复，当年的民主宪政承诺在台湾地区逐渐实现，令人民逐渐开始认知国共两党的本来面目。两党政争和内战其实跟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并无本质差别。由于理想神话的破灭，干部形象的贪恶，人民逐渐省悟共产党不仅剥夺了本来有限的新闻、言论、信仰和迁徙自由，而且连实行宪政的承诺都没有。经受了大饥荒和文革等更大的身心折磨和牺牲的人们正在认清共产政权比民国政权更反动。从这个前提回看历史，除了那些见利忘义卖友求荣的变节者（这类人渣对任何组织来说都是祸患），共产党的精神叛逆者们都应当得到重新评价。陈独秀不愧是中共最伟大的叛徒。他创立了党，又摆脱了党的束缚。婉拒国共以及任何派系的召唤和资助，对马列的专政理论展开了深入的批判。他体尝过党内斗争和共产国际监控的苦果，又观察了苏俄克格勃统治的恐怖，相当冷静地走出了马列迷信的误区。任卓宣是另一位背叛中共的理论家。他所依附的国民党也有专制的一面，所以他对专制的批判不能揭露到最彻底的深刻程度。但是他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还是清醒的。他说：“（中共）新华日报能办到（陪都）重庆，就是民主”。他的头脑比当时绝大多数左倾民主人士（跟随中共建国，57年噤若寒蝉）清醒很多很多。龚楚叛变后撰写了《我与红军》揭露了根据地红军的血腥和暴戾。王明、张国焘、郑超麟等人都是中苏两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来人”，他们的揭露和陈述包含亲历的切肤之痛，对于清算共产主义罪恶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相比之下在台湾叛党的蔡孝乾导致了地下党上千人被捕数百人牺牲，仅留下《长征中的台湾人》小书一本，对于中共领袖和理论的揭发批判显得相对浅薄，与他在党内原有的高位不甚吻合。估计是他的台籍身份提升了他在党内的地位。

当代的叛徒群体

追求某种思想理念和信条，是人类高级思维活动的表现。坚持或弃绝某种信仰，只要不违背道德律令，都是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有时的坚持，有时的背弃都可能是气节和操守的表现。例如张志新坚持党内民主原则，批评毛泽东；杨宪益在六四后愤然退党，都是他们的高风亮节。

鲁迅在华盖集中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共产党实际上最不相信人的节操和独立意识。凡是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凡是“犯有错误”（言论上表示反抗）的干部，一定要检讨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共产党总是将不同意见者当作叛徒异己来清洗。反右中打击直言相谏的右派分子如林昭、林希翎和民盟领导人。文革又枪杀张志新、李九莲等优秀党团员，改革开放后，驱逐刘宾雁、方励之和王若望，1989年天安门血案后，则出现了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国际知名翻译家杨宪益这样的退党勇士。吴祖光公然在会议上直呼毛某为毛贼；杨宪益在北京国际电台公开用英文报道了解放军杀害市民学生的消息。甚至吟唱出“早知国共差不多，当年何必动干戈？”的肺腑感叹。李慎之用他的文章《风雨苍黄五十年》说明了只有自由和民主，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自由。邵燕祥发表了历史自传《别了，毛泽东》，杨继绳出版了《墓碑》，杜光、辛子陵用他们的著作向党的意识形态公开挑战。他们虽然没有履行任何退党手续，可是他们已经是党的精神叛逆。

历年逃亡出国的民运人士，严家琪、万润南、陈一咨、王军涛曾经是党员，连高行健也在文革黑暗期加入过中共。还有许多人因为出身、年龄原因并不是党员，但是大家都曾经不同程度地认同过马列教条，天真地接受过共产主义，经过流亡年代的反省对照和反思，彻底抛弃了马列教条和共产说教，成为少时理想的叛徒。当中国绝大部分知识人开始认清共产主义的本质，走向叛逆的时候，黑暗的极权时代就接近尾声了。

补注：认识一个政党，不仅要瞭解它的章程和宣言，还要看它的实际运作和组织手段；尤其是这个党如何对待内部的不同意见和如何培养人材。如果章程与实际认知不甚相合，或者不甚认同它的运作方式和组织手段，党员可以选择脱离或者退出该党，然后可以另入其它政党。这在欧美乃至港台都是十分平常的事情。在中国，党员必须跟中共中央保持一致，不得妄议中央；如果向领袖表达不同意见，面临的将是彭德怀、张志新的悲剧命运。马克思批评拉萨尔，列宁批评考茨基，都是指责对方是叛徒。毛泽东诬陷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习近平仍用专政的手段对付党内斗争的对手。说明共产党人至今还没有觉醒进入现代政党政治，远没有脱离野蛮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