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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纪念考研和高考四十周年

命运:纪念考研和高考四十周年

博客

命运 一一 纪念考研和高考四十周年

作者:倪新耀

一.

1978年12月。北京肖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往日一样,我吃完午饭,回到宿舍。大师兄老林走过来,说道:你有一封信。 边说边把信递给我。我接过信,端详了一会儿。谁来的信?信封底部只是简单写着:广州市中山大学物理系李寄。中山大学?我不认识谁呀。再仔细辨认字体,也想不出来。自从10月份来到研究生院,知道我新地址的人不超过十个。瞧一眼信封,我就知道是谁来的信。这回不行了。我只好撕开信封,直接去看结尾处。- 存安。啊!原来是他,李存安!

我赶紧把目光回到信的开头,读了起来:

新耀:
你好!收到这封信,你一定很诧异。分别十四年,不通音讯。十四年前,我到兴县汽车站迎送你们。看着你和我心爱的人都去北京上学,我心如刀绞。十四年间,我历尽艰辛。今年七月,我参加高考,考上中山大学物理系。几经辗转,从老同学那里打听到你的地址,知道你考取了科学院的研究生,羡慕,祝贺。你是过来人,以后大学里遇到问题,我当会向你请教。更希望与你见面,回顾往事,重叙友谊。盼望你的回信。地址:广州市中山大学十号楼101室。
祝你身体健康,学业进步。
存安,1978年12月2日

这封信,把我带回到十多年前的中学时代。

二.

1961年,我考上嘉县一中。这年一中没有初中毕业班,所以,全班同学都来自别的中学。居于性格和爱好,高中三年,班上形成一个个“小圈子”,相当于今天的“朋友圈”。学习好的几位男同学,自成一圈。我和存安,成了最好的朋友。因此,对他的家庭情况,相当了解。存安老家在邻近的兴县。存安的父亲从兴县调到嘉县农业学校当教师。存安一家也迁到嘉县,跟随父亲在嘉县定居。存安的父亲,在农业学校旁边的小河里游泳,不幸溺水身亡。从此,一家陷入困境。一家四口,全靠母亲一人在农业学校当临时工所得到的微薄工资度日。不久,母亲和弟弟妹妹一起被遣送回原籍,只有存安一人继续在嘉县一中寄宿读书。存安的学习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这是全家最大的希望。然而,这个希望,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之下。从前,存安的祖父在兴县有一些房产地产。民国时期,又在县政府当过教育局副局长。因此,在 “土改” 中 “家庭成分” 被划成 “官僚地主”。这个“家庭成分”,便一直登记在存安家人的档案中。父亲在世时,存安还有“父亲是教师”这一层“保护罩”。现在,家庭成分“官僚地主”,便成为适用于存安的唯一“政治标签”。

1964年高中毕业,我们商量如何填写高考志愿表。班上有人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存安对我说,还是填北京师范大学吧。一来师范大学的“政治审查”可能宽松一些,二来师范大学对所有学生提供助学金,不会增加家庭负担。我觉得有道理,班主任钟老师也认为有道理,也赞成。于是,存安的第一志愿,就填了北京师范大学。

高考完毕,存安回了老家兴县。一个月后,我收到第一批发放的录取通知书,考上了北京大学。久久没有收到存安的来信,我很失望。没有消息就是坏消息。我终于从班主任那里知道,第三批录取通知书已经发放,存安没有被录取。我赶紧给存安写了一封信,除安慰他之外,约定我去上大学,在坐长途汽车途径兴县时与他在汽车站见面。

八月下旬,一批去北京上学的同学,分坐两辆长途汽车,清晨五点半从嘉县出发。七点多钟,到达兴县。我赶快下车,跑进车站。存安带着弟弟妹妹,早就在那里等候。我从存安的眼神中看出他的内心痛苦。安慰的话已经在信中说过了。我们心情都很沉重,此时此地,也没有多说话,只是互相叮嘱保重。我从存安手中接过礼物,用红纸包着的糕饼,握手告别。就在此时,我看见随后进站的一位女同学朝我们走来。我赶紧离开。我知道,在车站停留的十五分钟,对于他们两人来说,更为宝贵。

三.

十四年来,我在大学读书,经历文化革命。毕业分配到一个偏僻的县城教书。时来运转,终于在1978年考取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回到北京,重新开始学习,圆了研究生梦。现在,得知老同学老朋友存安考上了中山大学,真为他高兴。1980年我回阔别七年的嘉县探亲。到了广州,立即前往中山大学。那是一天上午,我找到物理系办公室。办公室的人告诉我,他们正在上大课。我来到阶梯教室前,正逢下课。我穿行于人流中间,认真搜索。终于看到了存安!我上前一把拉住他的手。他也认出我来了。啊!十六年了,终于又见面了。

我跟着他,到食堂吃了午饭。随后,到宿舍拿了两张凳子,一人手里拎着一张,来到宿舍旁一棵大树下,坐在凳子上。存安开始讲述他十四年的经历。

四.(一)

1964年高考,存安考得很好。最后一道物理考题比较难,北京上空飞行的飞机机翼两端间电势差问题,他都答对了。存安觉得自己有希望被录取。结果,别说第一志愿,连最差的大学都没考上。那是因为他的家庭成分“官僚地主”,学校写的鉴定又不好,没能通过“政治审查”,掉进“不宜录取”的深坑,连“降格录取”的待遇都没有。

存安成了“回乡知识青年”。说直白一点,就是成了“青年农民”。存安所在的村子,在县城郊区,一片平原,人多地少,农民只有种地为生,勉强维持温饱。存安的母亲身体瘦弱,挣不了全工分。弟弟妹妹还在上学。全家连维持温饱都成问题。存安刚从学校出来,做不好农活,也不能挣全工分,全家依然难于维持生活。

生产大队有一个木业社,维护农具,也做些家具。经一个堂兄引荐,存安去了木业社。报酬是记全工分,加上每月五块钱补助。这报酬,是干苦力换来的。苦力就是“解板”和拉大板车。所谓“解板”,就是在地上立一根木头柱子。一根粗大的原木,一头杵在地上,半腰捆在柱子上,另一头悬空,成倾斜状。一人坐在地上,另一人站在高架上。两人来回拉一个大锯,按照原木上预先画好的线,顺着长度方向,从高处开始,把原木锯成一块一块的木板。每解成一块木板,两人累得半死。本地平原,不出产木材。到县城去买,要出高价。木业社只有另想办法,到300多里外的山区购买原木。空车去,满车回,六根粗大的原木装上大板车。两个人,来回一趟十天半月。把木材运回木业社,几天过后才能缓过劲来。有了工分,才能分得粮食。有了那五块钱,才能补贴家用,给弟弟妹妹交学费买书本文具。有什么办法呢,再苦再累也得干!

四.(二)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 村里的“四类分子”被抓去批斗、游村。他们的子女,也常常被拉去“陪斗”。家庭成分不好的人,都惶惶不可终日。还好,存安在大队木业社,只管干活,连家都很少回,也没有被人注意。文革十年,总算平安无事。但是,回想起上中学时傲人的学习成绩,如今青春流逝,一年又一年,存安真的于心不甘。哪又有什么办法呢?1976年,“红太阳”陨落,“四人帮”垮台,人们才想起来,不能成天搞运动,开始办点正经事。1977年10月,报纸上说,要恢复高考。于是,各个阶层的人都被动员起来,要自己的子女去拼力一搏。

存安的弟弟妹妹都是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也是“回乡知识青年”。文化革命中,上大学靠推荐。“官僚地主”的后代,当然没份儿。现在机会来了,怎么也要去试一试。妹妹已经出嫁,只有弟弟在家。于是,存安安排时间,每天早、中、晚辅导弟弟,复习功课。弟弟有个同班同学,是生产大队长的女儿,也来一起复习功课。都想考上大学,什么阶级成分,也就不管了。

高考一个月后公布分数。存安弟弟和大队长女儿的考分都超过了录取分数线。存安又当两人的参谋,填写志愿表。最终,存安弟弟被嘉州工学院录取,大队长女儿被嘉州医学院录取。存安一家欢天喜地,自不必说。大队长一家,也对存安感激不尽。女儿上学时成绩平平,经过存安辅导,居然考上了医学院。因此,大队长对这个“四类分子”子弟另眼相看。可是,存安闷闷不乐,心想:我帮他们复习功课,他们有多大点水平,我最清楚不过。凭那点知识,他们都考上了大学。可我呢?我一定要试一试! 存安清楚,有两大障碍横在自己面前。一是报名。根据教育部的规定,考生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如果按照这个规定,一些66届高中毕业生会被排除在外。因此,省上把规定变成:凡是在1977年以前没有参加过高考的毕业生都可以参加高考。这样一来,存安还是会被排除在外。二是要应付考试,必需有很多时间复习功课。身在木业社干活,很难做到。 左思右想,存安只好去找大队长。

大队长一听存安说自己也想考大学,连忙说:好呀,好呀! 存安摆出两个问题。大队长听了,呵呵一笑,说道:好办!于是,存安被调到生产大队办的小学当“民办教师”,教附设的初中班。对存安来说,这里的教学任务,不过是小菜一碟。因此,存安可以边教书,边复习高中功课。到了高考报名时间,大队长交给存安一张介绍信,证明存安符合报考条件。存安拿着生产大队的介绍信,去公社换了公社的介绍信,去县招生办公室报了名,不久就收到县招生办公室寄来的准考证。

在存安脑子里沉睡了十几年的知识,又都复活了。经过半年的准备,1978年7月,存安去县城参加高考。一个月后公布成绩,存安为兴县第一名,嘉县地区第二名。根据省上规定,25岁以上的“大龄考生”,一般只能上大专,即师范专科学校,也就是将来去当中学教师。但是,按百分制计算,如果高考平均分达到80以上,则没有这个限制,可以填报普通大学。存安的平均分为82,可以自由填报自愿。于是,存安的第一志愿,填了中山大学物理系。

高考的成功,使存安异常兴奋。存安按规定的时间去体检。由于心情紧张,结果是血压高,不合格。这可怎么办呢?难道一切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正在束手无策之际,县招生办公室寄来一个通知,要存安去地区医院复查。有好心的人,教给存安诀窍:检查之前静坐二十分钟,最好听听轻音乐,血压就不会升高。又有人说,临检查之前,喝一大碗凉开水,升高的血压就可以快速降低。存安有疑问:这些方法灵不灵?到时候又如何可以静坐听音乐?如何有一大碗凉开水喝?这些都是实际上行不通的主意。过了几天,存安一行十来人,都是由于血压高之类体检没有过关的考生,在县招生办公室刘主任的带领下,坐汽车来到地区招生办公室。办公室张秘书偕同刘主任带着这群考生,步行来到地区中心医院。张秘书和刘主任去了郝院长办公室,待了五分钟。出来后,刘主任对在门口等候的考生说道:郝院长非常重视,要亲自给大家做体检。大家放松,马上开始。 于是,考生被带进旁边的诊室,一个接一个进去,又一个接一个出来,不到十分钟就完事。张秘书向刘主任低声咕噜了几句就走了。刘主任带着考生,回到汽车上。汽车在路上奔驰,刘主任面带得意的微笑对大家说道:地区中心医院的水平,就是比兴县医院的水平高。今天给大家体检的郝院长,也是兴县人。听说是从英国回来的知名医生。文化革命中,在省第一医院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咱地区中心医院。现在平反了,成了院长。郝院长是研究“白大褂综合症”的权威,把测量到的血压按照国际公式矫正,得到真实的血压。今天也是大家运气好,遇上好人了。你们全部体检合格,回去准备上大学吧! 这群考生,自然是欢天喜地。这些考生真的相信,地区中心医院的水平高,郝院长是权威。存安回家后,把好消息告诉堂叔。堂叔是医生,呵呵一笑,说道:你们确实运气好,遇上好人了。不就是几个随意写的数字嘛。什么国际公式,哄鬼吧!

五.

四十年前的考研,使我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离开偏僻的小县城,回到北京重新开始学习,继而出国留学,在美国定居。四十年前的高考,也使存安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存安离开贫苦的农村,在高中毕业十四年之后圆了大学梦。

虽然在大学毕业后,我也为将来的前途苦恼,梦想去深造,但是,我毕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存安呢,还要为温饱而劳作,为生存而努力。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考取研究生,对我来说是“锦上添花”;那么,考上大学,对存安来说是“雪中送炭”。

如果再上溯十四年,那么,我们俩人的个人条件,几乎一模一样。我们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所不同的只是“家庭成分”。我的是“贫农”,他的是“官僚地主”。这一差别,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我如愿以偿,考上了名牌大学。存安却成了“回乡知识青年”,注定要在贫困的农村待一辈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根本的原因,是当政者推行的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国家发展,毁灭个人前途,于国于民都不利。但是,当政者认为对维护政权有利,强制推行。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常常设身处地,认为从前那些地主,被剥夺财产,带上帽子,丧失自由,并且祸及子孙。他们心怀怨恨,盼望变天,可以理解,值得同情。

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研究生毕业后,我在研究所、大学、公司任职,然后退休。存安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在深圳粤宝电子公司工作,由技术员,升任车间主任,再升任副厂长,负责管理生产,也已经退休,含饴弄孙,安享晚年。这一切,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但是,我相信,无论如何,在人生的关键转折点,个人努力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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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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