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望 — 美院附中的“反党”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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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壮彩——姚钟华绘画艺术展”26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艺术家将其油画代表作之一《背水的阿佤》及水墨、水粉作品共计30件无偿捐献给中国美术馆。

本次展览是2016年度“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之一，展览分为姚钟华油画作品，水粉画作品，水墨、重彩、漫画作品共三大部分，全面呈现艺术家的艺术情怀和艺术风采。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开幕序言中写道：“姚钟华先生之所以受到重视，首先在于他始终在油画民族化这一二十世纪的重要命题上坚韧探索，以云南为灵感之源、情感所栖，通过发现和表现，开阔了新的审美视野。其次，他在生活中扎得深，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朴素的人民情怀，真挚且醇厚，是生命本质的呈现。再次，他在水墨方面的探索，丰富了油画语言，是‘民族化’生命肌体不可或缺的细胞，它融进中国诗性美学，在豪放与深郁之间，汇入源自生活的感性显现，化为精神，彰显中国特色。”

中国美术馆《生命的壮彩——姚钟华绘画艺术展》

油画《背水的阿佤》

     姚钟华是我美院同班同学。

姚钟华像

最早知道姚钟华这一名字，是在《中学生》杂志封底，那期刊登了一张水彩创作，署名作者姚钟华，14岁。

当时我刚进上海市西中学唸初一，喜欢画画，业余在上海市少年宫“先锋报”兼“美编”，对同龄人的画很注意。看到姚钟华14岁就能画得这样好，感到十分惊讶。

我是从普通高中考进美院的，所以年龄比附中考上美院的要小2-3岁。考上央美油画系后，正好和姚钟华同班，后来又一起进了董希文工作室。

1995年姚钟华来访蒙特利尔时在我家与画友合影

汤沐黎（左二）段炼（左三）姚钟华（中）本翁（右二）姚奎（右一）

1995年走访纽约陈丹青画室合影

    左起：王征华、姚钟华、本翁、姚奎、陈丹青。

  背景是陈丹青的油画《装置系列》之中间部分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包括姚钟华在内的一批美院附中的小天才们，在美院57年反右后期，都差点被打成右派。

下面这段回忆，摘自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孙家钵所写的《行行复行行》一书。

《行行复行行》封面，河北美术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

孙家钵也是我美院同届雕塑系的同学，我和他都是美院排球队成员。他上附中时和姚钟华住同一宿舍。他们住的37斋，在反右后期，被整成一个“反党性质”的小集团，那时他们平均年龄才17岁（恰巧和那位“未成年”的李天一同岁），他们究竟是如何“反党”的呢？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一段历史的真实回忆。

央美雕塑系博导孙家钵教授和学生的合影

（前派穿坎肩者为孙教授）

《卅七斋 — “反党性质”的小集团》

              （摘自孙家钵《行行复行行》一书第21页至30页）

     （美院附中的学生）因为和大学生们同处一个院儿里，老师、校长、大学生们都把我们当小儿看待。……

     那时候我们挺让人讨厌的。老到大学教室乱串，连靳尚谊、詹建俊他们那个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的油训班都敢去。不管上课不上课，推门儿就进，男女模特儿看我们年幼，也不背着我们。我们看他们画，也收他们的“垃圾”，半管颜料皮，破笔都收。大学生中也有不嫌弃我们的。苏联专家手下的于长拱，就把我们当同学，过年的时候还送了我一本苏联画家冈察洛夫的画册，在扉页上写道：“大胆地用颜色”。他还请我们到天桥听歌剧《茶花女》。跟他们一块儿混，真长见识，苏联的、古典的、印象派的，很快都开了眼。文学名著，音乐欣赏，慢慢占了我半个心思，就是不能跟他们一样画人体，心里总是怪痒痒的。

     过了暑假，二年级一开学，姚钟华、马振声，我们几个就越来越按捺不住了，回宿舍商量着下晚自习回来画自己。全宿舍八个人每天一人，轮流当模特儿。哥儿几个说干就干，晚自习下课铃一响，一溜烟奔回宿舍，用棉被把窗户全挡上，开画！不亦乐乎！这种“多余”的事，要保守秘密，大家心照不宣。

     …… 真过瘾！谁也不会误了当模特儿，谁也不愿漏掉每一天的作业。早已心算了多日的人体画法，都试着练了。铅笔、炭精、炭条儿，学着大学生的方法画。完全不用素描课上画石膏像那些招儿，专拣大师们的样子试手儿。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少偶像。苏里科夫有一张后背，画得特结实，那屁股蛋儿体积感可强了。我就学苏里科夫式、谢罗夫式的人体画，画得我不知有多高兴了。不知不觉，我怎么会画了！有一张把马振声画得特像，乍一看还真有点儿像谢罗夫他们大师画的那样儿，觉得真好玩儿！心情激动，我们这“地下工作”真是太宝贝啦！

孙家钵学生时代的人体速写四幅

     …… 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到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只要一开画，就老听见门外有人躁动。原来我们班一个女生想要进来跟我们一起画。虽然觉得她跟我们男孩子差不多，可“男女授受不亲”，我们封建思想还是挺重的，就是不开放。从此我们“37斋”就闹得越发不宁静了，老师能不知道吗？后来我们被责令把画的画儿交出来，我们屋里的团员也被传去问话。闹到快暑假，我们愉快画业不得不停了下来。到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干的事叫“个人奋斗”，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在作怪，都憋着想“成名成家”。

     这是1957年的夏天。暑假里，我和马振声、朱理存三个骑自行车到天津做愉快的旅行。…… 在天津、杨柳青玩得正来劲。一天，无意中翻报纸，竟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现了醒目大字标题写着“江丰是美术界纵火头目！”真正地吓了我一跳，听说什么政治运动开始了。可江丰是美院的头儿，是延安时期得过毛主席嘉奖的劳动模范，他都成坏人了！我突然有天塌下来之感，赶紧收拾收拾往北京赶，后来才知道，这几年过的那美好的日子结束了，一去不复返了。

     回到北京，就感到美院的气温格外地高，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地在这片乐土上激战开来 ……

     我们附中再也不宁静了。头一班同学要毕业了，他们都有附中毕业直升美院的愿望，还向我们“煽风点火”说：“我们的命运就是你们的前途”。他们班人才济济，四十个人男女生对半儿，大部分结伴而行，画的也棒，社会上早就流传着有这么一帮神童、天才少年。他们都胸怀大志，油画家、国画家、雕塑家早有分工，还有个号称中国的斯塔索夫的理论家孙克祥。当时的学生思想活跃，社会活动也多。有多种社团存在，爱唱歌的有合唱团，喜好文学的参加诗社、文学社活动。他们还办了个叫《蒲公英》的杂志，专门发表攻击时弊的漫画、短文。大家都喜欢看。他们班还有专门研究美术发展的理论团体，讨论很时尚的印象派、民族化等大问题。什么都敢说，各团体挑头儿的都是班上的尖子，这时候都集中说着毕业直升大学一件事。本来他们谁要上大学的哪个系，各个儿早都铁定下来，干嘛还要考试？几个精英组织起来到文化部去请愿，要求直升。“请愿”！这是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后来他们班就有好几个成了右派。

     大学就更不得了了，礼堂已不再是开音乐会和大马戏团演出的地方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场的批斗会和声嘶力竭的呼喊声。美院有位政工干部铁青脸皮，但嗓子特好，响亮地狠狠地骂着：“你这个反动分子黄井顽！”嘹亮、高亢的吼声，把整个礼堂里那么多人弄得鸦雀无声。听说黄井顽是徐悲鸿的恩人，心想他这一反动，没准儿徐院长也悬了。他咬牙切齿说了半天，我只听出被他骂的坏人当中有位先生过去当过伪警察。在我印象中，除了老舍笔下的那个警察挺可怜的以外，我小时候见过的警察感觉也差不多，连我们小孩子都可以骂他们。初夏时节伪警察们脱掉黑色冬装破棉袄、换上黄色夏装时，我们都冲他们喊：“黑狗变黄狗！”他们笑嘻嘻的，并不追着打我们，怎么今天就是反动派了？其实我们学校这位伪警察，是我们图书馆里特可亲的一个老头儿，成了右派以后，他在美院花园里劳动，栽培了无数极美的菊花。我不懂，他为什么就成了反动派了。

     还有一天，礼堂开大会重点批判的是老师同学里边的坏思想，奇怪的是他们怎么都是画的最棒的人呢？雕塑系有位天才学生张世椿，半年前我在这大礼堂里听他给高班的同学讲法国的罗丹作品照片展览，讲的头头是道。我本来不懂得罗丹的雕刻，从那以后就变得喜欢上了。今天大家骂他反苏，说学校派他去苏联留学，他不答应，非说要到铁托的南斯拉夫去学雕塑才成。这么着后来他就和其他几位天才学生朱乃正呀、袁运生呀、傅小石他们一大帮棒将都成了右派。张世椿是极右，被发到东北劳改。

     ……

     这个夏天的一个早晨，美院花园变得很清凉。我们附中的一排教室，格外的安静，肃静的怕人。一问，原来三年级的刘敏庵死了，据说他思想太反动而且顽固到底，最近回了趟天津老家，一个人在家关上门呆了三天，之后在野地里采了一束白色小花，给他被镇压的反革命妈妈上了坟，就跑到附近的铁道，睡在铁轨上，让奔驰的火车给碾成了三段儿。待一会儿，他们班后墙上，就出了批斗专刊，上面有许多与他划清界线的文字。最醒目的是一张刘敏庵自己画的画儿贴在正中，画的是一群农村姑娘，高高兴兴地走在金黄色的麦地里，阳光明媚，挺乐观向上的，一点儿看不出是想去死的反动分子的劲头儿。但却被冠以“抄袭”的罪名，这画到真有点儿像梅里尼科夫画的那张农村风光。可跟老大哥学又怎么了？反正人都反动死了，也得踏上一只脚！

     我们班这年平均年龄不到17岁，岁数最小的同学是当时还没长成人的仇天健，绝顶聪明，家学渊博，读了很多书，很会讲话，说古论今，还常到大学生那儿去瞎掺和。有一天晚上，他哭着到宿舍找我们班最老成的岳惠敏，关上门就问：“我怎么会成了右派分子？”

     岳惠敏说：“这个我怎能知道？”

     他到底老成，知道太多人情世故，忙低声说：“咱先别说，先把房门打开。”

     无巧不成书。门突然一打开，正好看见另一位同学在门边极为专注地侧耳倾听。四只眼睛一对上，那人有点儿紧张，把整个儿麻脸堆出个微笑，说：“路过，路过。”

     怪吓人的 ……

     那以后，这孩子就不能念书了，跟江丰他们老右们一块儿劳动改造了一阵后，被赶回湖南老家。后来听版画系肖惠祥讲她有一回到长沙，在一家小饭铺里吃饭，饭刚端上来，眼前就伸过来一支又干又瘦的小黑手要饭，回过头来一看被吓了一跳，这小黑手竟是小同学仇天健的。原来他被赶回长沙没工作也没粮票。再到后来他妹子下了乡又被生产队长强奸，母亲气得上吊而去。他被派去修水库，睡在阴湿的地下得了严重风湿心脏病，再后来听说他到水库边上溜达，以后就再也没影了 ……

     反右的后期附中开始“整团”。其重点就是整理我们“37斋”的罪行，天天开会，我特紧张，怕得我连犯的是什么罪也弄不清了。听大家发言，反正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是没跑了。可万万没想到，后来组织上宣判“37斋是反党性质的小集团”。“小集团”会闹事，还“反党性质”，离反革命不远了，多瘆得慌啊！我整天琢磨着，这回完了，还当什么画家呀！心里七上八下不好受。后来我们37斋里的那几个团员受了处分，个别的因为态度好免于处分。我也特虔诚地到支部书记那儿请罪，朱理存说：“你是白丁，没你的事。”

     我以为逃过了一劫，但“反党一分子”的黑锅是背上了。后来我背着这家伙东奔西走，成了我头上最粗的一根小辫子，被人捏在手里，啥时候想提溜就提溜，每次都如同当头棒喝。随着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才明白这“小集团”和“文艺沙龙”一样是“集会、结社”，搞这玩意儿其后果之危险，想想都后怕。

     我们“37斋”里最闹腾的算是褚大雄，大家都喜欢印象派，他嚷嚷得最凶。最“个人奋斗”的他是不许考大学的，让他上“东方红”石化厂干活儿去了。没过几年国家遇到了经济困难，不太谈政治，又提倡埋头专业了。一次附中同学聚会，我们把他也叫来了。后来还和他一块儿在校门口毛主席手书中央美院招牌前合影留念。正好被在传达室打电话的油画系徐立森同志发现了。第二天党支部就把我们叫了去问：“你们怎么可以跟这种人在一块儿？”。问得我猛醒：我怎么忘了自己是“哪种人了”！

     一帮孩子，为了学大学生画人体，竟成了罪人，呜呼哀哉！

附：文中提到的几位学生后续简介：

姚钟华：油画家，曾任云南油画协会主席，中国美协四届理事，云南画院副院长等职

马振声：国画家，四川美协专业创作员，重庆国画院名誉院长

张世椿：雕塑、壁画家，右派平反后80年代初回到美院，任中央美院壁画系副主任（已故）

朱乃正：油画家，反右后59年分到青海工作。在青藏高原工作22年，曾任青海美协副主席、人大常委。1980年调回央美任教，1987年起任中央美院副院长、中国美协理事、油画艺委会主任等职。（已故）

袁运生：油画家、壁画家，是引起巨大争议的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作者，1982年赴美，1996年海归，任央美油画系第四画室主任，教授、博导、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委员。

傅小石：国画家、书法家，国画家傅抱石的长子。江苏美术馆专业画家、一级美术师。南京残疾人协会主席。（已故）

孙克祥：书法家、美术史论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秘书长、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美术》杂志编委、解放军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美术馆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附记：“夹着尾巴做人”，是我们这代人父母敲打我们时，常说的一句口头语。原因很简单，在那个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人人自危。少有懈怠、便有可能招来批判，因言招祸、因画获罪是常有的事，这对今天生活在海外的年青人可能是匪夷所思、无法理喻的。正因为如此，对历史的回望便显得格外必要，因为人们只有明白了昨天，才会懂得珍惜我们的今天，并使“昨天”成为永不复回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