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字典里找不到“死”这个字
2016年的初夏，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生机盎然百花吐艳。到处都洋溢着迷人的芬芳。在浓阴和芬芳深处的一个基督教教会里我认识了凌妈妈。
96岁高龄的凌君达女士，虽身材娇小瘦弱，然目光炯炯，眼里不见丝毫云翳，在分享福音的时候，她不紧不慢地讲述着多年来的属灵生涯和对上帝的无限感恩。坐在身边的教友轻声对我说，她是一位科学家，早年在国内遭遇了种种不幸。又说她的体质很好，意志力相当坚强，80多岁的时候还坚持游泳、驾车。听罢，我对老人的好感油然而生。
做完礼拜后征得老人家同意，我到她居住的老年公寓坐了一会儿。她告诉我，住在这里的来自不同国家的老人享受着同等的福利，租金很便宜每月只需两三百刀。
一室一厅的房间，大约三十平米左右。从屋里的书报、笔记本、老花镜等物品来看，凌妈妈依然在坚持阅读学习。
客厅的一个平柜上，有年轻的凌妈妈与夫君的合影。一对气质儒雅的知性爱人，目光里闪烁着深情、热望与追求。
刚一落座，凌妈妈就打开了话匣子向我敞开心扉倾诉。谈的最多的是她的至爱夫君。
抗战时期，上海交大毕业的美女学霸凌君达来到香港大学任教，40年代初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年轻有为的黄武汉先生，这对志同道合的爱国愤青一见钟情，结为伉俪。
凌妈妈生长在上海富裕家庭，一路走来都很顺畅，而黄武汉先生的人生经历颇为坎坷。当年这位祖籍广东南海生活在香港底层的穷孩子，出于对物理光学的爱好而持之以恒地自学，1937年毕业于香港电机工程学院夜校。1945-1947年由国民政府派往英国邮政总局电讯研究所学习，1948年继续公派到美国电讯工厂进修。1949-1953在香港大东海线及无线电公司任工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着手组建中国科学院。1953年春节过后，黄武汉接到了中科院发来的聘书，邀请他去北京工作。但此时，他因患肺结核病而体质虚弱尚待疗养。然而“祖国在召唤，应立即启程。”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凌君达，提出要她辞去香港大学教职，一同前往的要求，当时，凌妈妈不是不愿离开港地，更不是留恋已经拥有的优厚生活，而是担心丈夫虚弱的身体和两个稚嫩年幼的孩子无法适应。但思来想去，数经谋划，他们最终放弃了在香港舒适的生活和优越的工作条件，遂于1953年3月以回佛山探亲养病为由携带着孩子离开了香港，当时只了拎一只皮箱，才得以瞒过港英军警当局。他们一家途经广州直奔北京。回到大陆以后黄武汉先生历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电子学研究所主任，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电子学会理事，是我国微波和量子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著有《量子顺磁放大器原理》、《微波固体量子放大器》等著作，堪称微波技术和量子电子专家，中国激光技术的先驱。他的妻子凌君达也不甘示弱，在照顾丈夫和孩子的同时专注于光学研究事业，一直是学科的带头人，曾经和同行一起翻译过美国物理学家的《光激射器》等著作。
夫妻俩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干了七年，于1964年调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就在他们的科技研究如日中天的时候，万万没有料到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文化大革命从天而降。
一夜之间，黄武汉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无情的批斗，并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由于不堪忍受无端的迫害和羞辱，黄先生遂于1968年7月16日自尽身亡，当时被造反派定性为“畏罪自杀”。
黄武汉，这位忠于和报效祖国的堂堂奇才，中国物理光学界凤毛麟角的泰斗，就这样陨落于人妖颠倒的黑暗深渊。
近在咫尺的耄耋长者的思维十分清晰，她一字一顿地向我描述着半个多世纪以前她与夫君悲欢离合以及夫君冤死的惨剧。我坐在老人家身边，紧挨着她，屏住呼吸望着她激动而冷峻的面部表情，分明感受到她的心从未离开过心爱的夫君，她的记忆深处从未抹去过令她心碎的那一幕，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中医大夫把脉那样，分明触到了她的脉搏在突突地跳动，是以那种打破规律的速度在跳动。
我很怕老人情绪过于激动而影响身体，暂时不便多说多问。
沉默片刻，凌妈妈恢复了平静，又接着话题聊了起来。
丈夫含冤离世，尸骨未寒。造反派居然勒令她去代替“畏罪自杀”的他接受批斗。那段时间凌妈妈被造反派监禁起来，失去了人身自由。
“凌妈妈，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忍不住问道，她不假思索地答道：“有一次我被关进一个小小的房间，只有这个卫生间那么大。”她指着只有两三平方米的卫生间说道，“他们故意搞了一个100瓦的大灯泡整天对着我烤，那个时候正是盛夏酷暑，8月份哪，我先生是7月份走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最热的时候……”凌妈妈貌似云淡风轻地描述着，也许那个非人的野蛮迫害的场景几十年来经过日晒雨淋和漂洋过海，已经在她心里风化成了坚硬的石头。而我听后却不禁倒抽了几口冷气，心里恨恨地骂道：“法西斯！”
我的眼前浮现出年轻的凌妈妈被超强烈的灯光烤得睁不开眼睛，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掉，两眼血红，嘴唇干裂起泡，晕沉沉倒在地上……
又听凌妈妈不紧不慢地说：“把我往死里整的人，是以往朝夕相处的一个科室的同事。当时我是科室的负责人，有那么两个专业水平不高、业务能力不强的人，在文革中相当活跃……”哦，那些嫉贤妒能的小人，早就对她羡慕嫉妒恨，文革这场动乱是他们泄私愤图报复的良机。我不由得想起那句大实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文革的飓风扫荡了科学文化和艺术，灭绝了一切文明成果，让这些“臭老九”受尽屈辱、无处逃遁，让他们中的极品精髓死无葬身之地，譬如黄武汉们和老舍、傅雷夫妇等等不计其数的鸿儒硕学。
随着文革在中国的全面铺开，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创下了历史之最。灾难牵涉到千家万户，凡是“黑五类”无一幸免。在这场动乱的漩涡中，人性的道德底线被彻底摧毁，不少人竭尽卑劣之能事，对批斗对象落井下石。动乱的策划者利用群众的力量把中国社会推向了积重难返的冰山一角。中国从文革时期的全民“政治互害模式”变异升级到今天的全民“经济互害模式”—— 贪污腐败、坑蒙诈骗、豆腐渣工程、毒奶粉、毒肉菜——史无前例的浩劫后患无穷、罄竹难书。
曾经有一位亲历文革迫害的学者说：“在那种特殊的背景下，若是一个人能够保持沉默，不要去咬人整人，那么就很不容易了，这就是当时做人的基本底线。”如果说年轻无知的“红卫兵小将”尚可得到不同程度的原谅的话，那么那些成人，那些伺机报复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是能够原谅的吗？比如用残酷的方式迫害凌妈妈的“朝夕相处的同事”。
这是一幅何等凄凉的画面：心爱的夫君冤屈而死，自己又被关起来受尽非人的折磨，两个孤苦伶仃的小孩失却父母的关爱……听着，我的心都碎了，暗暗在心里哀叹，有多少女人可以在这种惨淡境况下支撑下来？想了想，我十拿九稳地问道：“凌妈妈，您是不是因为想到孩子还小才活了下来。”以我之见，这是一个女人在濒临绝境时还能顽强地活下来的唯一理由。
“不！”凌妈妈断然说道：“我妹妹和妹夫在文革的时候也被整，我妹妹活下来的理由就是为了孩子，而我不止是这个。”她摇摇头闭上了嘴，嘴角那坚毅的纹路，显示出令人敬畏和不解的奥秘。
“那您……”我疑惑地发问。
凌妈妈忽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往窗户走了几步，蓦地回过头来，冷静地注视着我，毫不含糊地回答：“在我字典里从来就没有‘死’这个字！”
石破惊天。顿时，我惊得目瞪口呆，内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如果说，之前我的心被凌妈妈及其夫君的悲惨遭遇击碎了，而这一刻，却在瞬间得到了完好的修复。透过模糊的泪眼，我看见一座巍峨的高山，山上伫立着根深叶茂的大树；我看见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耳畔回响着巨浪的轰鸣，犹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在告诉惨遭不公的人们，一定要握住命运的咽喉，绝不向它屈服！
这一刻，我真正读懂了什么叫生命的勇敢和坚强。我被眼前这个身高大约1.5米的娇小瘦弱的老太太彻底征服了，以至于无言以对。
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说：“灾难就像一把刀，握住刀柄就可以为我们服务，握住刀刃则会被割破手。”可见能握住刀柄的人就是生活的强者，而凌妈妈就是少有的握柄者之一。
眼前这位曾经面对灭顶之灾却毫不言败的老人让我刮目相看。她瘦削颧骨上那饱经风霜的老人斑，仿佛是十年浩劫留下的一块块伤疤。“这些伤疤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就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老人身上的一切都是古老的。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是不肯认输的。”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不就是我眼前的凌妈妈吗？她洞若观火的眼神，她浑身上下散发出的不可凛然的自尊和自强不息，让我想起沙漠中的珍奇树种——至少有6500万年历史的胡杨，维吾尔族人民把它称为 “最美丽的树”。因为它具有惊人的抗干旱、御风沙、耐盐碱的能力，能够顽强地生存繁衍于沙漠之中，所以又被人们誉为“沙漠英雄树”——活着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朽。
常言道：“活着就是希望。”可是希望的支撑点在哪里？支撑的力量又从哪里来？尤其是当一种无法控制的人造魔力把你的一线希望碾成齑粉以后，你的力量从哪里来？如果你具备力量，又有多少？它到底能够让你支撑多久？
可是凌妈妈做到了。她拥有支撑希望的足够力量，因为在她的“在她的私人字典里找不到‘死’这个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凌妈妈的内在能量是否比含冤死去的人士还要强大得多？因为在常人看来，让活着的人去承受难以想象的屈辱比一死了之更加难熬。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那些为了维护独立人格而断然离去的君子视为蔑视强权唤醒民众的先驱。他们和凌妈妈们都是生命的强者，每一棵胡杨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存在方式。
忍耐、坚持、逃亡、重生……
怀揣着活下去就是希望的信念，坚强不屈的胡杨树熬过了严酷岁月迎来了机遇。
文革刚刚结束，已过耳顺之年的凌妈妈启程来到美国投奔亲人，她90高龄的母亲在美国等候女儿多年了。
凌妈妈这位曾经的科学家，刚来美国时为外甥女照顾小孩，后来曾在马里兰州大学兼职，参与物理研究与实验。如今她过着平静而愉快的生活，美国和中国的儿孙及亲友们会定期与她团聚，她的心里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我在心里由衷地感慨道。
“在我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死’这个字。”这句话就像教堂那庄严肃穆的钟声，一下又一下撞击苍穹之后又将回声传达直抵心灵深处，让人在震撼中警醒和脸红心跳。在生活中还有什么困难能让我们拒绝生存？面对凌妈妈这棵千年不倒的胡杨，即便有一千个理由都无法成立。
我们知道，类似凌妈妈这样的胡杨树虽然稀有，但在美国和中国，在全世界各地是可以寻觅到的。他们各自在艰难困境中顽强地生存下去的理由，或是为了告慰亲人的在天之灵、或是为了支撑子孙后代的希望、或是为了维护个体的人格自尊、或是为了珍惜上帝赐予的唯一的有限的生命……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他们的私人字典里你永远无法查到“死”这个字。
“在我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死’这个字。”这句话是我有生以来亲耳听到的一掷千金、如雷贯耳的名言，它将在我的记忆里和我的后代记忆中颂传为经典。
老幺六六
2020年“5.16”